“聚全世界之珍宝，为全人类而开放”。这是大英博物馆的宣传标语，也是其殖民掠夺岁月的铁证和映射。

20世纪捷克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卡雷尔·恰佩克曾在《英国行旅记》中如此写道：“英国因为是个不太有创造力的国家，所以努力从外国收集宝物。从雅典卫城拿来壁面雕刻，从埃及拿来斑岩、花岗岩的巨人像，从亚述拿来浅浮雕，从尤卡坦半岛拿来多节黏土烧的像，从日本拿来微笑佛像、木雕与漆器，以及从各大陆、各殖民地拿来种种艺术品、铁制细工品、纺织品、玻璃制品、花瓶、鼻烟盒、书籍、雕像、绘画、珐琅细工、镶嵌贵金属的书桌、撒拉逊人的剑以及其他种种珍宝，大概全世界稍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拿到英国来。”

游览大英博物馆并不轻松，因为这里牵扯到的历史痛点太多了，大英博物馆中的一大部分文物是大英帝国在18、19世纪疯狂对外侵略和对外殖民的缩影。当我们直面这些原不属于这个国家的藏品时，就是在面对那段漫长的“被殖民”岁月。

“格格不入”的异国文化

“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博大和悠久的文明……”在大英博物馆，中国文物“有幸”占据了一块永久性的展厅，但或许它们将会继续“不幸”地被困在这里。23000件中国历代珍品被藏于这座古罗马式建筑，而展出在33号展厅的、仅供游客参观的却只有2000余件。那些被赋予“未经特别许可不得参观”前缀的十分之九究竟是怎样的珍贵与精美，我无从瞻仰，甚至无从想象。

我只是听说过，那十分之九库存珍品中的《女史箴图》是当今存世最早的中国绢画、是乾隆皇帝的案头爱物、是昔日圆明园中的一颗明星，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我只是看中国展厅中央墙上，巨型壁画上三位“浓丽丰肥”菩萨的雍容华贵之态依旧明朗可见，但几条明显的割痕却触目惊心。

我也只是震惊于，宋代五大官窑哥、汝、定、官、钧产出的艺术品都可以在33号展厅被轻易寻得。汝窑烧出的“天青色”瓷器果真是“雨过天晴云破，这般颜色做将来”。

我从来觉得中国的文物骨骼清丽、气节高昂，它们代表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风雅、浪漫与智慧，也凝聚着匠人们精益求精的品格。他们应该与同时代的珍品一起被陈列在故土的展柜中，或是干脆沉睡在泥土里，实在难以与这座罗马式的建筑相容。

从小我对于古埃及的传说就有着强烈的好奇，既害怕又向往，盼望着有一天可以一睹狮身人面像和木乃伊。听闻大英博物馆规模最大的场馆就是古埃及馆，心想一定要看个够。

我确实看到了许多只在课本上看到过的石雕和木乃伊，但真正看到实物，居然还没有书本上来得神秘与稀奇。破解古埃及文明的钥匙“罗塞塔石碑”就是淹没在来往游客中的那块立石，我心里清楚这块石头的历史意义，却怎么也欣赏不来。从拿破仑手中到到纳尔逊手中，这把古埃及文化的钥匙颠沛流离了许多年，最终还是栖息在了一块陌生的土地上。

我也细细观赏了陈列在各处的法老石像，试图感受他们身上承载的厚重历史，但也只能无奈地承认，我明白他们很珍贵，但我无法感受到期待中的古埃及文化。我想，如果这座石碑、这些石像现在还与金字塔一起矗立在沙漠中，需要游客汗流浃背才能一探究竟，说不定真能把我的思绪带回到那段神秘的时光。

欲盖弥彰的“殖民记忆”

相信来这里游览的其他国家的游客也会有相似的感觉，本应该躺在本国博物馆内的文物被挪到这里，被贴上纯英文的标签，被算作别国的所有物。古埃及展馆也好、古希腊展馆也好，一份份破碎的“被侵略”记忆组成了现在大英博物馆完整的“侵略”记忆。每一个顿足在某个展厅迟迟不愿离开的某国人，都在重温和延续着这样的记忆。

进入21世纪后，大英博物馆努力将自身定位变成“世界性博物馆”，尽量抛去民族和国别的限制，将自己变成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是大英博物馆为了应对“殖民掠夺”批判浪潮的尴尬境地而做出的动作。

前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曾经表示，博物馆和文物原属国的分歧在于某一个国家的物品是应该让全球共享，还是保留在来源地。在他看来，大英博物馆的办馆理念是通过大英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使全世界能够思考其共同的历史，告诉人们全球各地的文化的相互关联性。

为了进一步固化自身“世界性博物馆”的中立角色，2017年，大英博物馆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吸引了数十万中国游客前往观赏。但正是这些堂皇的行动，更加凸显了一些欲盖弥彰的问题：在这次巡展中，主办方刻意回避了乾隆御题诗玉璧等敏感性藏品，这些藏品的“敏感性”正是源于当年英国与其他国家对圆明园的殖民劫掠。

除去这些“殖民主义”铁证，其他参与巡展的展品也能很大程度说明大英帝国当年频繁的海外殖民开发与贸易活动。

令人不安的“文物归属”何以言说

《谁在收藏中国》是《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卡尔·梅耶和谢林·布莱尔·布里萨克创作的探讨文物归属问题的著作。书中提到：1860年，英法联军尚能大言不惭地宣称战利品“来自圆明园”以提高艺术品的拍卖价格。但1900年以后，虽然掠夺活动仍在进行，但藏家开始遮掩、否认战利品的出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知名机构开始公开拒绝接受掠夺物品。

20世纪以来，倡导“文物归还”的呼声从未销声匿迹过，1925年以来，希腊频繁呼吁大英博物馆归还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群；土耳其文化部强硬地公开宣告了本国对拜占庭艺术品的所有权。2000年，中国正式要求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撤除其拟在香港拍卖的三件青铜兽首；2003年，澳门赌场大王何鸿燊出资，中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以130万美元的价格私下购回了青铜猪兽……

但至今，即便中国和其他曾经遭受过殖民者掠夺的国家得到了许多道义上的同情与支持，但国际上社会关于这些“被掠夺”文物的归属问题仍然没能提出妥善的解决方法。难道将博物馆“全人类化”就可以掩盖历史上血淋淋的掠夺和破坏吗？

文物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和记忆，当其作为“殖民战利品”被共享给全人类时，是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的。拿破仑的殖民掠夺铸造了今日的卢浮宫、大英帝国的对外扩张孕育了今日的大英博物馆……这些博物馆的确举世瞩目，但它们所承载的殖民记忆和道德批判，不会被荣光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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