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生活在1940年某天的美国田纳西州，很可能会在某个清晨看见手边的报纸上登着一则这样的广告：
“他们想成为你的圣诞节礼物哟。”
下方还配着一张图，三个长相乖巧的孩子排排坐着，看镜头的模样有些拘谨。
刊登儿童广告的报纸
换成今天的眼光去看，这分明是件很吊诡的事情吧？
毕竟哪有把活生生的人当作物件，还比喻成圣诞礼物在报纸上打广告的？
但当时没有人提出质疑。因为刊登这则广告的人——Georgia Tann，在人们心中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好心富太太。
Georgia Tann和孩子
Georgia Tann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一家福利院担任了多年的负责人，人人都知道，她的一生都在为救助孤寡儿童而努力，而这则广告也不过是她的又一善举： 仅仅是为了给那些无助的孩子们寻找一个温暖的新家。
直到多年后，与之相勾结的公权力机关人员倒台，这位“ 儿童领养的领路人”才终于被撕开虚伪面纱—— 原来她各种不合逻辑的“善举”只是一件甜美的外衣，用来掩盖的是自己长达近30年的“贩童”罪行。
Georgia Tann
这期间，美国有近5000名孩子经她之手被贩卖到不同的家庭。这些孩子中有的甚至并不是孤儿，而是穷人家的孩子。
福利院是她进行贩童勾当的据点，也是许多小孩在被绑走之后遭遇虐待、性侵、甚至谋杀的地方。
也是因为她，孟菲斯市才会在1930年成为了美国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地方。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回顾一下整个故事……
1891年7月18日，家境优渥的Georgia Tann在费城出生了。
她父亲是一名相当有权势的法官，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
Georgia Tann
但看似体面而富有的生活似乎并没有给她带来一个幸福的童年。
父亲专制蛮横，想要Tann成为钢琴家。从她五岁的时候就送她上钢琴课，直到成年后拿到音乐专业的学位。
可是她内心一点都不喜欢钢琴，而是想和爸爸一样从事法律相关的职业，当一名律师。
后来好不容易学了法律，还通过了密西西比州的律师资格考试。但父亲还是不同意她当律师，毕竟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很少有女性能做这种 “属于男性的职业”。
想做的事情做不了，又不想就这么结婚生子当家庭主妇。
权衡之下，Tann选了当时未婚女性可从事的少数职业之一： 社会福利工作。
在她眼里，这也是她逃离原生家庭的途径之一。
最初她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家福利院工作。但很快，因为被人发现她无缘无故将儿童从穷人家里拐走，Tann被解雇了。
1922年，被上一家福利院开除的她搬到了孟菲斯市，利用父亲的政治人脉在这里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担任田纳西州福利院、孟菲斯分院的执行秘书。
七年之后，Tann策划了一场收购，成为这家福利院的实际“ 掌权人”，并指定自己成为执行董事。
位于田纳西州的这家福利院
我们可以发现，这时的她已经有一定的 “能力”去实施“贩童”这件事了：
懂法律，所以善于钻法律的漏洞，利用法律来“协助”自己犯罪；
七年的福利院工作经验，足够了解这类机构的运转机制；
福利院的实际“掌权人”，这是她的地盘，由她做主。
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有助于”她的贩童行径。
一方面，二十世纪初美国开始流行“优生学”，认为人们认为可以通过各种“有争议的手段”来抵制所谓的“劣等基因”。
他们认为，基因好的人不容易怀孕，所以他们应该要去领养孩子，而且还要挑那些基因好的孩子。
Tann则在优生学的基础上搞出了一套自己的“说辞”： 她认为富人是“更高级的人”，而穷人缺乏教养，贫穷的年轻妇女被她称为 “饲养员”、“奶牛”。
所以如果穷人生出了“漂亮的”、“聪明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交给那些条件优渥的富人抚养。
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优生学”的发展，美国有许多社会机构开始营销 “领养是社会进步的捷径”，领养逐渐成为了社会趋势。
美国国家家庭研究协会还曾公开发广告，号称： 领养能够“减少婚姻破裂、抢劫和谋杀，控制生育，在海内外普及宗教，将移民转化成真正的美国人，还可以阻断一些导致战争的诱因。”
这些现在看上去无比荒唐的观点，在当时却异常受追捧。
受害者Sallie Brandon
被领养时3岁
一时间人们对婴儿的“需求”激增，尤其是那些忙碌的成功女性。
这一切的一切，都为Tann后来的贩童行为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福利院的孩子们
刚开始在福利院的时候，Tann还只是正常地将孤儿送去领养家庭 。
但没过多久她就意识到这似乎是一条“赚钱”的捷径。
田纳西州有法律规定，福利机构只能收取7美元的领养服务费，相当于今天的75美元。
但她觉得自己可以利用领养政策的漏洞和父亲的法官地位来“赚钱”，计划将目标锁定在那些富人身上，为这些有钱有名望的夫妇提供所谓的私人领养服务，然后从中收取高额费。
Joan Crawford和她在Tann这里领养的女婴
最终她以每人1000美元的价格“出售”了那些孤儿，当时1000美元约等于今天的10000美元。
成功比她想象中还要来得快，找她领养的人越来越多，福利院现有的孤儿根本“不够用”了。
所以她盯上了那些原本并不是孤儿的孩子，威逼利诱甚至明抢，用来作为自己赚钱的工具。
她备受瞩目的领养家庭名单上有许多 作家、演员和政客。包括著名好莱坞女演员 Joan Crawford，和当时的纽约州州长 Herbert Lehman。
Joan Crawford和她领养的孩子们，这对双胞胎是在Tann手中领养的。
这些声名显赫的“大人物”都在Tann这里领养小孩，在光环效应的加持下，甚至有媒体开始称赞她为 “现代领养之母”。
美国第一夫人诶莉娜·罗斯福曾就儿童福利问题征求她的意见，杜鲁门总统邀请她参加自己的就职典礼。
没有人知道，被当成大善人举国歌颂的她其实是个冷血无情的人贩子。
也许有人会问：收这么多钱，早就超出了领养范畴，难道那些领养者没有意识到Tann是在“贩卖儿童”吗？
但Tann太狡猾，早就把一切都计算好了。
Joan Crawford和她领养的双胞胎
她会从差旅费、家访费用和律师费等任何方面来找由头，欺骗这些未来的父母心甘情愿地为了孩子掏钱。
比如她经常会在几个月后又去联系孩子的养父母，说孩子的亲戚跑来闹了，说要把孩子带回家，但她已经请了律师搞定了这件事。
二三十年中，Tann通过“运营”这家福利院，从收养和贩卖孩子的交易中赚取了超过 1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一千多万。
这么大的“交易”，当然不是她靠一己之力就能做成的。
她买通了许多人。
贪图钱财、良心泯灭的福利院工作人员，渎职的警察、医生、律师和法官……
还有其他腐败的公权力机关人员。
而孟菲斯市的市长Boss Crump是她最坚实的保护伞。
这些人共同组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贩童网络，每一位是tann的帮凶。
Boss Crump
这个贩童网络有许多“搜刮”孩子的手段。
有时，Tann的走卒会从幼儿园、教堂和操场上，直接为她绑架那些贫困家庭的儿童，因为知道他们无力反抗。
有时，她和她的同伙会利用自己的权威身份哄孩子跟他们走。都是有名有号的人物，有谁会对他们起疑心呢？
要么就骗那些穷人家长，说可以带他们的孩子免费去医院看病，但如果父母也要跟来的话就不能免费了，他们得为此支付一笔巨款……
还有她最出名的同伙——法官Camille Kelle，她担任了田纳西州少年法庭的法官三十余年，也经常利用自己手头的权力，帮Tann在一些贫困的单身母亲或丧偶母亲那里夺得一些孩子。
Camille Kelle
Camille Kelle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Tann还有一群自己的“哨兵”。
他们会随时提醒她，注意那些河岸边、棚户区或者走在放学路上的孩子。
只要发现有“合适的人选”，她就会开出自己那辆又大又黑的车来“接”他们。
然后……这些孩子就进入了她的贩卖链中。
穷人是主要的遭殃对象
1943年1月，年仅8岁的Sue和她的五个兄弟姐妹就在棚户区被Tann带走了。
当时Tann接到线人的消息，说这几个孩子的妈妈去医院了，今天独自在家。
于是，这个穿着黑色亮皮外套的女人没多久就出现在这个破旧的家里，问这几个孩子想不想去兜风。
那个年代，Sue和她的兄弟姐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可能连汽车是什么都不知道也没见过。何况眼前这个女人看上去是这么的和蔼，毫无威胁。
于是他们跟着Tann走了，然后就被一起带到了福利院。
今年，Sue的女儿终于与她们的“表姐妹”相聚
他们在这里一共待了三个月，不仅成为了被囚禁的待售对象，还一刻不停地当了三个月义务劳工：Sue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姐必须不停来回奔波，照顾福利院的其他婴儿，给他们换尿布。
这对姐妹后来被费城一个家庭领养了，其他的兄弟姐妹至今都不知所踪。
被Tann偷走的双胞胎兄弟
利用未婚妈妈的羞耻心
从事了这么久的“贩童事业”，Tann对市场需求很敏感。
她知道，许多家庭只想领养婴儿，所以就一直把自己的 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如何“获得”更多婴儿上。未婚妈妈、社会福利医院和监狱，都是她的主要“货源”。
那些跟她“合作”的医生会告诉新妈妈们说： 你的孩子刚出生就死了，医院已经好心帮你下葬了他们，不会给你的家庭带来额外负担。
还有一些母亲，才刚刚分娩完，麻醉药都没醒，就被迫签字送走了孩子。
因为Tann会以这些未婚妈妈的绝望、穷困和未婚先孕的羞耻心作为威胁。
比如在这些妈妈们不愿对孩子放手时，Tann会逼问她们：
你应该不想让你家里的人都知道你干了这种丑事吧？
一想到外人鄙夷的眼光，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这些可怜的女人别无选择。
许多孩子如牲口般遭到虐待、性侵和谋杀
为了知道孩子们在被领养家庭接走之前过着怎样的生活，国家调查人员Robert Taylor曾花了一年多时间调查Tann和这家福利院，为新任州长写了一份长达240页的报告，里面记录着触目惊心的真相：
刚出生几个小时，可能连亲生母亲都没见过的婴儿就直接被偷过来，送到了孟菲斯市或附近的一些养老院里。
由于得不到专业的医疗照顾，许多孩子没撑多久就死在了这里。当痢疾爆发席卷孤儿院时，这些堆积的小小尸体开始发出臭味……
Taylor在报告中这样写： 这些婴儿像苍蝇一样死去。
光是在1945年，在这家福利院中死亡的孩子就有 40-50个。
没有人为死去的孩子悲歌，但活着的人也不过是在煎熬中挣扎。
炙热的夏天，婴儿被齐齐关在闷热的环境里，看护嫌他们的哭闹声太吵，会给他们下药或者直接注射毒品，直到他们被卖掉。
还有的孩子每天都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壁橱中，挨打挨饿是家常便饭。
周围是Tann雇来的一些吸毒人员和恋童癖，用来监视这些完全构不成威胁的婴儿和小孩。
当你以为人间地狱莫过于此的时候，可能想不到到还有更邪恶的事情发生： “儿童性侵”。
施暴者有时是Tann本人，有时是其他“工作人员”。
一个五岁就被新家庭领养的受害者说，在这个地方，能被Tann侵犯是她施舍给你的“恩惠”。
她曾经被勒令“坐在Tann的腿上”，即便她极力抗拒，但后来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件事给她带来了非常漫长而深重的痛苦，无论是身体上的影响还是心理上的折磨。
另一名受害者说，当时福利院的每一个男孩几乎都遭到了猥亵。
而Tann请来的那些男看护是主要的施暴者。
除此之外，还有 谋杀。
前福利院员工事后向调查人员透露：在这个地方，如果一个婴儿看上去身体太虚弱，可能会被 扔到太阳底下活活晒死。
而如果那些孩子有先天残疾，或者因为“太丑”，“年纪太大”……等各种原因无法被领养走，Tann会找人把他们“处理掉”。就像扔掉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件。
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
就在这栋破旧的房子里，孟菲斯市的伍德公墓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地方，竟然埋葬了这么多无辜丧命的稚嫩灵魂。
他们没有名字，更遑论墓碑。
明目张胆的在报纸上打“儿童广告”
随着声望日渐高涨，她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她直接把儿童广告登在报纸上，起了十分露骨的标题—— “联系我们，孩子就是你的。”
还创建了一个所谓的“婴儿目录”，用来“帮助”那些领养家庭选择最完美的孩子，她索要的价格也不断上涨。
Tann堂而皇之登在报纸上登的广告
甚至每年，她都会在报纸上发布一个名为“圣诞宝贝大赠送”的抽奖活动：一次只要25美元 （约等于今天的300多美元），人们想抽多少次就抽多少次。
把孩子当成奖品！
每年光是靠这个抽奖就能抽走20-30个孩子……
在所有人都天真的以为这笔钱会作为慈善的一部分，成为福利院的收入时， 90%的钱其实全进了Tann自己的口袋。
噩梦终结
贩童集团就这样肆无忌惮地运作了二十多年，无数家庭因此变得支离破碎，无数孩子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就命丧黄泉。
直到1949年，田纳西州选举出了新任州长Gordon Browning。
Tann曾经最“亲密”的同伙——菲斯市原市长E.H. Crump的权力被削弱了。
Gordon Browning
在新州长的指示下，国家调查员Taylor对Tann和这家福利院进行了深入调查。
这桩充满了血腥的贩童案终于浮现在世人眼前。
1950年9月12日，新州长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揭露了Tann的真正面目，告诉全国人民： 她并不是自称的所谓“领养天使”。
虽然他并没有提及那些悲伤的父母和死去的婴儿，而是把重点放在了Tann接受国家资助时获得的非法利润上。
晚年的Gordon Browning
更加令人难以释怀的是，尽管干尽了人性泯灭的勾当，肮脏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Tann却依然逃掉了司法审判。
因为这个时候的她早已因身患宫颈癌而卧病在床，接受不了任何审讯。
开完新闻发布会的第三天，Tann死在了家中。
这家福利院也从备受赞誉的“领养天堂”，变成了人们提之色变的“恐怖屋”。
同年年底，将剩下的孩子全部被送往安全的新家之后，这里永远地关上了大门。
让人意难平的事情还有许多。
直到今天，这起黑暗的贩童事件里，依然没有任何一个帮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无论是那些法官、警察、律师、医生……
还是游手好闲的混混，恋童癖，吸毒者……
没有人受到惩罚。
当年为了包庇当权者和他们有名望的朋友们，田纳西州立法机关封存了所有的领养记录。
即便是那些被领养的孩子，也需要得到法院的允许之后才能查看自己的出生信息。
晚年的 Gordon Browning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历史学家、非营利收养组织“Right to Know”的联合创始人，Marianne“Denny”Glad挺身而出，帮助这些人寻找自己的身世。
幸存的受害者也因此得以在几十年后，终于找到了一些关于 “我是谁”的线索。
Marianne“Denny”Glad已于2008年去世
有人收到了亲生父母的照片，甚至和他们短暂的团聚了。
有人知道了自己的本名，见到了失散的兄弟姐妹。
有人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根。
一位被Tann偷走孩子的母亲说， “只有失去孩子的人才能明白这有多可怕，就像心里有一个永远都不会填满的洞。”
被世代铭记的阴影
噩梦的始作俑者死了，但噩梦留下的阴影还在。
当年经历过这一切的受害者们，似乎早已被迫将这场悲剧铭刻在自己的基因中，一代代延续了下来。
当年的受害者之一，
现年74岁的Anne Stubblefield
这些上个世纪的“孩子”如今都年事已高。
有些已经在百年后寿终正寝，即使是“年轻”点的，现在也已经七老八十了。
但时间没有磨灭掉一切，“恐怖屋”的经历永久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尤其是那些原本不是孤儿，却被Tann从原生家庭“偷”走的孩子。
他们中的许多人这辈子都没再见过自己的家人，这是他们一生的负担和阴影，和至死都无法消解的伤口。
现年84岁的Matt Lucas说，当年为了顾及养父母的感受，他一直忍着没有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而今他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寻找好像又变得没有意义了。
虽然他早就选好了墓地，就在养母的墓地旁边。
“可我还是想去见见我的生母，哪怕只是站在她的墓碑前告诉她，今天的我一切都好”，他说。
还有前文提到过的Sue，她在几年前已经去世。
去年，她的女儿们把母亲的骨灰带回了密西西比河岸，洒在了她当年被偷走的地方附近。
女儿说，Sue小时候被Tann骗走，囚禁在福利院的那段日子给她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创伤。
她患上了抑郁症，后来的生活也过得混乱。
另一位受害者Devereaux“Devy”Bruch Eyler（右）
在71岁的时候见到了自己的亲生妹妹（左）
15岁时怀孕，22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5个孩子。
然后离婚，搬家，再搬家，把孩子送进收容所……往复循环。
“我是真的觉得，人们应该要明白，这件事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受害者的离世而停止。”
“故事还在继续，并一直留在好几代人的DNA之中。”她的女儿说。
唯一感到些许安慰的，是她们在许多年后得知，其实Sue的家人在这些年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她和她的兄弟姐妹。
该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了一本小说
人们同样忘不掉的，还有当年那些不明不白就死去的孩子。
当普通小孩可以躺在父母怀里尽情欢闹的时候，当一代又一代的人从襁褓中的婴儿长成大人的时候。
他们的年龄却成了永远用一只手就能数清的数字。
也许几天，几个月，再多也不过就几年。
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还是只有那些至死都在寻找和哭喊的父母记得。
为了纪念那些殒命在Tann手里，却找不到来处和归途的死难者，孟菲斯市的伍德公墓在2015年的时候建了一座纪念碑。
上面刻了一段话，结尾处落下的是这样一句：
“Their final resting place unknown. Their final peace a blessing."
虽然不知道他们魂归何处，但祝愿他们能得到最后的安息。
位于伍德公墓的纪念碑
希望这些可能从出生起就在受苦，直到离开也未曾被温情包围过的孩子们，来世能投胎到一个无灾无难的平凡人家，快乐健康地长大。
这辈子没能拥有过的快乐童年，下辈子一定要开开心心地享受一遍。
也希望世间所有的家庭，从此再也不必体会骨肉分离的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