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人类史上第四强震袭击日本，引发巨大海啸和福岛核泄漏。1.8万人遇难，其中，75个孩子在有老师看护的情况下也不幸罹难，其中74个来自大川小学。

客居日本20多年的英国记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花费6年时间跟踪调查，写成《巨浪下的小学》一书，还原这场令人心碎的灾难全过程，挖掘出日本秩序社会的致命缺陷——海啸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日本本身。

12月1日下午，新经典文化联合单向空间邀请知名作家李长声、刘柠做客单向空间·爱琴海店，带领我们破除这个秩序国度的神话，聊聊我们所不了解的日本。

幸存者的伤与痛

2011年3月11日，当大地开始剧烈摇晃时，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正坐在他位于东京一座大楼10层的办公室里。

作为《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他第一时间奔赴灾区，以记者特有的疏离感和冷静态度报道海啸后的末日景象，探访核电站附近幽灵般的禁区，采访遇到的各类人群。然而，大川小学的悲剧让他切身体会到灾难的残酷，开始探寻悲剧背后的真相和本质。

在长达6年的时间内，他不断往返于东京与灾区，已然成为大川小学家长的最佳倾听者。在聆听无数悲伤的故事后，帕里发现“每个人的悲伤都不一样，由于每个人的损失不尽相同，悲伤也存在细微的差别”。且不说失去孩子的家长和孩子幸存的家长之间界限分明，那些同样失去孩子的家长也会因失去了几个孩子，或是孩子尸体是否被快速找到等原因心存隔阂。海啸无情地卷走一切，而其对生者的“惩罚”却并非不偏不倚。

这是灾难残酷性的另一个侧面。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人们在灾后会团结一致，帕里看到了灾难对一个社区稳定关系的重大打击，看到了灾后的邻里反目、友情破裂、亲友交恶。

“海啸的幽灵”

灾后心理重建是书中关注的主题之一，在感受灾难的切肤之痛时，帕里也通过采访幸存的孩子、翻看市政当局编制的事件日志，同家长一起逐渐逼近事情的真相。

2011年3月11日下午2:46，就在孩子收拾书包准备回家时，地震发生了，全体师生如平日里演习的那样迅速到操场避难。这时老师已经接收到海啸预警，但荒谬的是，老师并没有带着孩子逃往学校后山，而是领着他们走向河岸，迎着海啸即将袭来的方向走去。

整件事的荒谬之处在于，比起常识，老师更愿意听从应急手册上官方指定的海啸避难地点——空地或公园。只是由于校长工作的疏漏，手册上的海啸防灾流程只是原封不动地套用通用模板，完全不适用于大川小学。

在真相大白之后，面对家长的追问和指责，教育委员会的官员和大川小学的校长总是坐成一排，以最正式的语言表达哀悼，或是集体起立，向家长深深鞠躬道歉。但没人愿意承认这场“事故”缘于失职，更没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从而损害自己所在组织的声誉。

在这个被地震、火山、海啸、台风围困的国家中，残酷的自然环境孕育出坚忍的国民性格。这一特质的确有助于人们积极应对灾难，但在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被动和自我克制，让他们丧失发挥个人权力、表达个体诉求的能力。因而，面对政府的无能和退缩，人们选择压抑内心的不满，甘愿成为这场灾难的受害者。

通过对大川小学悲剧的深入调查，帕里触及一个社会的内核与症结，更为书写和铭记灾难找到意义所在。为此，《卫报》将《巨浪下的小学》与非虚构经典《广岛》并列，将之视作“灾难写作未来的经典”。《经济学人》则称：“一旦发生不幸，有些社会的第一反应就是掩盖真相，对于这样的社会而言，《巨浪下的小学》是发人深省的一堂课。今年，你将不会读到比这本更好的非虚构故事。”

“少有人知的日本”

李长声与刘柠两位知名作家都旅日多年，对日本社会有深入研究。在12月1日举行的新书分享会上，两人从各自的角度解析了“精致表象之下的日本社会”。

旅日作家李长声

作为大地震的亲历者之一，李长声在分享会一开始称《巨浪下的小学》书写真实，即使经历过那场灾难，重读这本书又再次受到震撼。刘柠也认为这本书意义重大，强调“作者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对日本社会和文化都有相当深度的认知，这本书以一种调查式的笔触、众多数据和细节呈现3·11大地震中这一典型案例，展现了背后各种力量的关系，包括国民文化心理等等，必将成为代表性的作品”。

刘柠向读者介绍道，3·11大地震是人类历史上第四大强震，“不仅改变了日本地图，还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造成深刻影响”，以至于主流媒体纷纷把它作为战后的第三次巨大转机。面对这样一场规模庞大的灾难，日本国内外媒体大多把关注点放在福岛核泄漏时，为何作者选择追踪大川小学事件？针对这一问题，李长声用简练的话语点出，因为这一事件集中体现了日本社会的巨大漏洞：“守纪律的另一个面向就是教条主义，不敢轻易下判断。”

旅日作家刘柠

对此，刘柠也表示同意，并指出这种教条主义其实来自一种无法承担责任的心理。在当时，上山这一本能选择也有余震、山体滑坡的风险，老师无法承担责任，于是决定“既然手册上这么写了，那就按上面说的做好了”。刘柠强调，这一现象在日本实际相当常见，丸山真男在战后初期便有十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所谓“近代主体意识”——能够独立判断的自由个体对自身行为承担责任的意识——在明治维新之后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由此在日本社会形成“无责任体系”。而这造成的必然后果便是“从上到下的压抑”，这也是为何大川小学家长在追责学校和教育委员会过程中总是碰壁的原因。

针对书中写到提起诉讼的家长面对的社会压力，李长声指出这种现象背后体现的“读空气”传统在日本可谓根深蒂固，但如今的年轻人正在试图摆脱这种“必须与他人保持一致”的压力。此外，李长声还谈及日本社会正在经历的另一重大变化，那就是对政治的冷感，这从书中灾民对政府援助的不关心以及对政府选举的冷漠中也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两位嘉宾还就书中家长向灵媒求助的举动、“灵异事件”展开了讨论。刘柠强调道，日本虽不像欧美国家那样绝对信仰某一特定宗教，但日本国民信奉一种融合了神道教、佛教和祖先崇拜的“万神论”，相信超自然的存在。《巨浪下的小学》为此专门刻画了海啸对这一特殊信仰国度造成的破坏，刘柠十分看重这一部分的内容，并当场朗读相应章节与读者分享。

对于大川小学事件，两位嘉宾都一致认同故事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但作者凭借出众的调查能力清楚梳理众多线索和细节，最终向世人呈现出一个不同于日常认知的日本。为此，在精彩对谈之后的观众提问环节中，就日本是否存在整齐划一的国民性这一问题，李长声感叹道，“我们对日本有很多误读，总是把日本想得太美好”，事实上，在认真严谨、遵纪守则这些看似积极的形容词下，还存在《巨浪下的小学》里刻画的更加真实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