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是银发族关心度很高的话题。如何才能长寿成了一些人乐此不疲的事，有的朋友干脆就定一个目标说“活不到九十九谁也不许走"。说到底就是留恋这个世界，但死亡是每个人的必然归宿，在这个点上人人都是公平的。《金刚经》中讲，人最容易驻的四种相中，就有“寿者相”。但庄子认为人追求长寿是不明智的，因为寿则多辱。他在《庄子·外篇·天地》里讲了一个故事。说尧在华地巡视，当地守护疆土的人说：“圣人啊！请让我为你祝愿吧，祝愿圣人长寿！”尧谢绝。“祝愿圣人富有！”尧谢绝。“祝愿圣人多男儿！”尧谢绝。守护疆土的人不解地问：“寿延、富有和多男儿，这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你却不希望得到，这是为什么呢？”尧说：“多个男儿就多一份忧惧，财物多麻烦事也就多了，寿命长就会多受困辱。这三个方面都无助于培养善念和德行，所以我谢绝你对我的祝愿。”这就是著名的《庄子》中“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的故事。作为银发族人，庄子这番话，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为什么寿则多辱呢？一是头脑昏聩，不能与时俱进，靠回忆喋喋不休，讨人厌恶。二是身心老化，多病多灾多难，变成了废人。就如庄子所说的，“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意思是说，人一生下来就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追求长寿，有什么好处呢？人老了身体和精神都不行了，活着不是大悲哀吗？的确，庄子看到了长寿的种种艰难，指出了长寿多辱的风险。所以庄子不主张长寿，而主张“善妖善老，善始善终”。就是说人活多大岁数并不重要，只要善始善终就行了。
近代很多名人也直言长寿之痛。如现代思想家钱玄同就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他生活的年代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常把寿则多辱掛在嘴边。巴金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有的名人则追求晚年无昏聩、有尊严、受爱戴，做可爱老人。季羡林先生晚年写了《老年谈老》，述说自己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悲的态度。杨绛先生晚年依然保持着过去的生活品质。
人的晚年到底应该追求生命的长度还是生命的质量呢？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答案。我认为只追求生命长度未免有失偏颇。假如有甲乙两人同为八十岁，甲在八十岁这年一病而终，毫无痛苦。而乙也在八十岁这年一病不起，在接受了现代医疗条件所能提供的治疗后，躺在病床上生命得以延续，其中包括对器官的多次切割，活到了九十岁乃去。乙要比甲多活了十岁，他所经历的痛苦和给家庭的拖累也是致命的。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六年才逝去。这种死亡是痛苦的，毫无生活质量可言。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英国排在首位，中国排在第71位。所谓死亡质量是指病患者的最后生活质量。美国医生自已患了癌症，他们选择的是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将精力放在享受最后的时光上。在生命最后关头选择了生活品质，而不是治疗。
要让生命最后一程走得有尊严，首先应做到心地坦然，承认死亡是一个正常过程，生命长度并不是唯一，生命的质量才是最重要的。对人生终点建议在以下三者中作出选择：
一是无疾而终。这是人生最好的结局。杨绛先生反复对人说：“我最大的愿望是无疾而终。"刘伯承元帅也曾说：“如果在战场上不被花生米（子弹）打死，我就争取无疾而终"。要让生命之火慢慢萎去，直到自然熄灭。但这不是人人都能享有的选项，估计只有八十岁以后仍无基础疾病的部分老人方可争取这种结局。
二是一病而终。这是次等的结局。这种走法基本不接受或少接受治疗，自已没有痛苦，对家庭和社会都没有拖累。
三是生命末期尽量走得快一点。在没能享受到前两种走法时，这种选择应该是最好的了。也是多数人应有的选项。人在完全失去自理能力后，生命也就无多大意义了。这种生命期对本人是痛苦折磨，对社会和家人是拖累。我国现在不支持安乐死，但是否接受治疗，本人及家人是可以做主的。所以晚年应提前告诉家人在什么情况下拒绝治疗，如果清醒就自已做主，不清醒时由家人做主。或以遗嘱形式留存。让自己尽量走得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