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作为东晋的替代政权，推翻了司马家之后，建立了有史以来疆域最为辽阔的江南政权。司马家的灭亡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核心权力的流失，皇帝失去了对于兵马以及地方的统治权后，只得听从权臣摆布。东晋的政治史也是一部由名相摆布的历史。
但是篡位东晋的刘裕与之前的宰相们不同，他并非来自于世家大族，因此他的行事风格也与之前的枭雄不同。桓温虽然实际控制了东晋的大权，但始终没有称帝，而刘裕则在征伐燕、秦之后，放弃了继续北上的机会，回到健康称帝。
刘宋建国后，沿袭了东晋的官制，但是出身寒门的他们提拔了更多的寒门子弟入仕，过去由寒门子弟执掌的官职也逐渐重要起来。高门之后虽然还把持着高位，但是这些“高位”官职已经名存实亡，不再有权力。
故借此机会，我将从王俭的抱怨慨叹入手，分析为了中央集权，以及瓦解世家权力，南朝政府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引言
自东汉末年开始，许多名门望族便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其中王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的王氏主要分为两支，一支为太原王氏，一支为琅琊王氏。其中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就是东晋初代名相王导。王导作为引导晋元帝南渡的功勋之臣，在东晋建立早期成为了掌权之人，他积极笼络江南本土士族，还安慰南渡的侨族，让他们联合起来，共御外敌，为东晋政权的建立和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此即使后来王导的弟弟王敦曾经发动叛乱，王家在东晋依旧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子孙依旧可以轻松入仕，并身居高职。像东晋名臣王徽之，王坦之，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都是琅琊王家的后人。
即使到了刘宋代晋的时候，王家在江南依旧有不俗的声望，其子孙依然可以担任政府中的重要职位。但是那是的“高位”已经不再有实权。因此齐时大臣王俭才会有感慨自己身居高位但不得实权。
《南史》记载：“王俭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
齐中书令王俭像
由此可见为了分化世家大族的权利，加强中央皇权，南朝政府做出了许多政治革新，下面就有我来分析一下。
中央政治机关的权力分化
魏文帝曹丕为了分散尚书台阁的权利，在中央设置了中书监以及中书令的官制。自从其开设之日起，便是中央行政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在东晋时期，中书监中的官员大多由名门子弟担任，像中书侍郎，中书令这样的官职更是只会由声名最隆的门第后人担任。
魏文帝曹丕
在东晋时期，寒门子弟也是有机会进入中书监的，但是他们只能做在中书监中做官职最卑微的小吏。比如舍人就大多是由寒族人士担任的。这一官职在晋朝的制度中为中书省九品，是最为卑微的职位，但是随着南朝的发展，这些官职却逐渐掌握了中书省最大的实权。
《南史》记载：“至如中书所司，掌在机务。在晋中期，常为重寄。于是舍人之任，位居九品。”
在曹魏时期，舍人只负责日常杂役工作，无专属工作，毫无地位。到了东晋时期，舍人“管司诏诰，有了一定的权力。等到了宋明帝时期，舍人已经开始作诏文了，其职责与中书侍郎无异，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出身不同。中书侍郎这样的品级高的职位依然由名门之后担任，而舍人则从“士庶杂选”变为“人士之末”，只有寒门子弟担任了。
等到了齐明帝时期，皇帝的命令已经直接越过了中书省其他官职，直接下发给舍人。连中书省长官中书令的职责也被舍人剥夺了。这是担任中书令的王俭便发出了前文提到的慨叹，当时的舍人吕文显，茹法亮等舍人的权力都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位名义上的宰相。
《南史》记载：“时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谓之‘四户’，既总重权，势倾天下。”
权臣茹法亮墓
进过南朝多年的政治变迁，他们的中央政治机构终于演变成了，首脑无大权而下属有大权，下属直接听命于皇上的政治架构。而且首脑选用名门之后，下属启用寒门子弟。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架空了江南望族的后人的权利，而且下属虽然为皇帝的亲信，掌有实权，但终究没有名义上的地位，他们与中书省的首脑一道都无力反抗皇权。其实该政治架构的本意还是为了巩固君主权力集中。
南朝对于地区政治的控制
自魏晋以来，地方政权的构成一般有两部分构成，即国家派遣的刺史以及当地的驻军将军。两者分别制衡，以防东汉末年一般刺史一家独大，最终成为割据一方，不听命与中央的地方势力。
不过南朝的统治者显然不认可这样的统治方案，刘宋设下的藩王长史分治地方的策略于此方案相似，但是长史藩王沆瀣一气最终起兵谋反的现象在宋文帝之后便屡见不鲜。为了杜绝这一问题的发生，齐、梁的统治者对地方的行政长官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监督。
梁武帝萧衍
在外的将军身边，梁武帝设置了外监，用来监督各地将军的军事行为。本来这些监军小吏并无实权，但是为了进一步分化将军的实力，后来的外监效力已经可以直接调动兵马了。这也让在外驻守的将军失去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让萧昺将军发出了“在职峻切”的抱怨。虽然这可以让这些出身名门的将领们失去谋反的能力，但是也会让军队的战斗力大幅下降。这也是之后南朝在于北朝作战时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
《南史》记载：“制局小司，专典兵力，若征兵动众，大兴人役，优剧远近，断于外监之心，谴辱诋苛，恣于典事之口。”
南梁名将萧昺墓石刻
至于对地方长官刺史，南朝皇帝们设置了典签这一官职。典签在官制中也处于极低的位置，其就任者也多出自寒门，但是他们有权利监督刺史的一举一动，颇有后来明代锦衣卫的感觉。只不过锦衣卫在暗处，而典签小吏则在明处。
在这种高强度的监督之下，刺史们往往束手束脚，不能有所作为，到了后期甚至行事之前都要向典吏汇报，以免其产生误解，回报其有不臣之心。就连地方的皇亲国戚也要被典签监视，其自由程度甚至不如阶下囚。
据史料记载：“南海王子罕戍琅琊，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而止。还泣谓母曰：‘儿欲移五部亦不得，与囚何异！’”
外监与典签等官职的设立很好地分化了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但于此同时也让地方行政工作没有办法很好地施行。且寒门子弟当时对于身居高位的高门之后多有意见，因此也衍生出了不少的冤假错案，让南朝政权屡失栋梁之才。
南朝政府对于相权的分化
由于舍人，外监，典签等小吏掌管了国家的实权，国家权力被高度分化，因此不再设置宰相这一职位。但是所有掌握机密要务的职位在南朝都被成为宰相。要注意此时“宰相”的意义与东晋王导，谢玄等人在时已完全不同。
当时在不同部门执掌大权的官员都可以向前朝宰相一样，行使宰相的职责，直接与皇帝沟通，拥有部分相权。但是几名权力相当的人同时处于朝中，自然会相互制衡，没有谁能够真正盖过谁。为了获取比较大的权力，最终只有讨好皇帝，皇帝更加亲近谁，谁就有更大的权力。
《文献通考》记载：“按此则或掌机密，或录尚书，或综机权，或管朝政，或单侍中，或给事中，或受顾命，皆为宰相也。”
但是如果谁有了不臣之心，皇帝也可以立即联合其他几位“宰相”诛灭有反叛之心的重臣。这样一来，皇权与相权的对立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相权经过分化之后，其实际职权已经与之前的尚书无异，皇权已经一家独大。
南梁反贼侯景
但是相权的缺失就会导致皇权的膨胀，皇帝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监督，因此南朝昏君频出，即使雄才大略如梁武帝萧衍在其执政末期也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其宠臣侯景也是因为享有宠信，有没有其他大臣制衡，才终于酿成了侯景之乱，南朝唯一的太平盛世终于宣告终结。
评价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从秦汉以来，一直希望能够加强中央集权。但是魏晋之前的官制中，宰相的存在一直是皇权的隐患。加上东晋以来门阀政治的兴起，手握重权的高门子弟也屡屡起兵与皇权作对。
因此南朝的皇帝们才会对官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中央让小吏张实权，架空宰相，在地方让中央派出的监察人员钳制长官的行为。并且实权官员都选用寒门子弟，有效地消解了相权，也让地方大员再难与中央作对。并且也使得掌控了江南几百年的世家大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他们的政治诉求从始至终都只为自己考虑，没有考虑怎么让国家从战乱之中回复，让人民从饥寒之中解放。这样的高度集权制政府失去了士大夫阶级的拥护，同时不得人心，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灭亡。
参考文献：《晋书》、《梁书》、《齐书》、《梁书》、《南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