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血的太子

李建成、李承乾、李忠、李弘、李贤、李重俊、李成器、李瑛这些人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是李唐王朝的太子，也就是皇位的法定继承人，第二他们都没有当成皇帝，有些被废为庶人、有些被赐死、有些让位，有些病死，情况各有不同但没有一个成功听到过比赛结束的哨声。李世民在玄武门整的一出，带来了一个尴尬的现实，李唐从开国到唐代宗李豫登基之前，整整144年，就没一位皇帝是最初的太子上位。

有人说，大唐是盛世长歌，但这长歌的的乐谱上可是沾满了血腥味。这高的吓人的太子落马率来自于哪里，有人说是李世民手上沾了两个兄弟的血，没错，这种得位不正的案例参考是一个很直接的原因，但假若要把所有的缘由归在榜样的力量上，那李世民的头还大不到能顶起这口锅。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凡事都赖本泽马，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古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中也有一个“本泽马”的存在，它就是萌发于两汉，强势在魏晋南北朝，衰落在唐朝的门阀豪强。

豪强门阀影响皇权

我们常将豪强和门阀并列而谈，但其实里面也有些不同。我们先来看豪强，要知道政治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豪强也不例外，它诞生的基础在于两汉以来不断发展的地方庄园经济，这种地方庄园占地广大，拥有自给自足的生产能力，而在土地上劳作的大多数农户并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依附于庄园主生存，这就使得地方上形成了一个个人口与土地紧密捆绑在一起的独立小王国，有些小的能够自己改善基础设施，大的能够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像三国名将陆逊所在的吴兴陆氏就是拥有私兵的地方豪强。

假如这些豪强又是世仕两千石的主那么他们就有资格被称作士族，什么是两千石，郡县制中的一郡太守或者中央三公九卿中的九卿都是两千石的官员，而所谓的士族与寒族其实都是豪强，区别就在于有没有世代做官，当然这个官如果是督邮县令也没有用，不然刘备的鞭子也不会这么简单挥下去。而如果这个官再大一点，到了三公的级别，那么他们将有一个更响亮的头衔——门阀。

一旦涉及到门阀豪强，就会牵扯出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盾，站在天平一边的是皇帝，站在天平另一边的就是这些地方霸主。那又是什么使得这些豪强能够一代又一代不断走上政治核心舞台，成为士族成为门阀呢？答案就是财权，当然在商业经济并不是特别繁荣的时代，豪强把持了庄园经济这一优势并不是通过直接影响市场操纵国家经济而表现出来的，这种经济上的优势更多还是体现在军事层面上。

无论是两汉三国时期的全民皆兵，还是南北朝时期的军区制，都离不开军事上的后勤补给，诸葛亮为什么宁可绕路都要从祁山走，刘裕为什么宁可浪费时间也要等着水师汇合，还不都是因为运粮安全可靠，成本更低。这还是战时情况，平时的经年累月的军需消耗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举例来说，本来西汉武帝时因为频繁的对外战争，建立起了庞大的军队建制，中央有南北军，地方有州郡兵，边疆有戍军，但是随着来承平日久，或者说经费压力，最庞大的州郡兵渐渐疏于操练以至于后来王莽那个天文数字一般的州郡兵都能被刘秀轻易击溃，坐实了位面之子的名声。

而到了东汉受限于财政状况州郡兵也被弱化，兵制逐渐从全民皆兵向募兵过渡，所以北方州郡边防军的战力开始显现，凉州并州幽州势力为什么能在汉末存在感爆棚，都是因为身在边区久经战场考验，所以募兵也集中在这些地区，不过再好的兵源也架不住长期消耗，等到了三国时期募兵制逐渐向世兵制转变。这种世代为兵的军户虽然在故事一开头被归为“士籍”，但本质上都是兵大头，经过了汉末三国不断的割韭菜，躺着的比站着的多。随着社会地位不断下滑，作战意志也跌倒了谷底。

在这时候地方的势力却愈发强大，拥有着私兵的豪强甚至可以主掌一地军事，像青徐地区的臧霸直到曹丕第一次南征时才彻底被控制，辽东地区的公孙氏甚至在三国对峙局面稳定的时候都能来回站队牟利，这一切都是因为地方豪强并不依赖中央财政就能维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而这在募兵制崩溃，世兵制不给力的时代，中央军也不能拿这样存在各地的私人部曲怎么样。所以在县村这种微观层面，豪强门阀和庄园部曲就捆绑在了一起，打不过就只好融入，三国两晋的都督，南北朝的总管，后来唐朝的节度使都是将军权下放，以中央人事节制地方豪强的尝试。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东宫小团队

门阀豪强怎么站上擂台的原因我们整明白了，那么这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因为门阀豪强既然强势，就意味着君主中央的相对弱势，而为了使得脆弱的皇权能够延续，获得长期斗争中击败地方势力的可能，势必要为继承人尽可能创造一个顺利接班的可能，简单来说，人手装备都要配齐了。

具体来看，古代中国的封建王朝，关于东宫的配置以宋为界有一个鲜明的分水岭，宋以前东宫的政治班底人数多，职责细，宋以后东宫的人手基本上除了讲学的老师就没有额外的官方职员了。这清楚的说明了一点，皇权的延续不再是政治中的主要问题。这个现象出现的时间点恰恰和历史上门阀奔溃的时机同步，从侧面完美说明了门阀豪强对皇权的威胁。

那么都说宋以前东宫人多，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配制最全的唐朝太子属官到底有哪些人，除了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这标配的六位老师以外。还有一个专门的官署——詹事府。它就是东宫的宰相府，外面该有的官员在东宫找到对应的模板。

詹事府的老大正三品的太子詹事相当于外面的尚书令。詹事府的二当家正四品的少詹事相当于尚书左右仆射。有了政务官也不能少了言官，詹事府里的两个太子司直就是东宫里头的御史，宫内上上下下所有人等都可能遭到这两个七品小官的弹劾。

当然光有尚书省还不够，门下省中书省一个都不能缺。因此东宫还有两个官衙配合詹事府的工作，一个叫左春坊一个叫右春坊，顾名思义自然对应了门下和中书两省。

我们先看左春坊，老大是正四品的左庶子，就相当于侍中，他手下的中允、司议郎和部门长官一道在东宫里头掌握了如同门下省封驳审核一般的权力。

当然左春坊的配置还不止这些，崇文馆等于弘文馆常年有四五个人在里面做图书管理员，与崇文馆同一级别的还有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六局，每局各设官员四到六人不等，负责着东宫从穿着、饮食到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

说完了门下省，我们再来看看中书省。右春坊的老大和左春坊一样有两个，正四品的左庶子就相当于朝堂上的中书令。四个中书舍人和左庶子一起负责东宫的行文启奏，左春坊有六局管衣食卫生，右春坊有家令寺、率更寺、仆寺三寺掌管礼仪祭祀和车马刑罚，我们这里重点提一下家令寺，它的长官是太子家令，从四品，负责东宫饮食和仓库，唐肃宗唐代宗时的大宦官李辅国就是在安史之乱时借着家令寺长官太子家令的名号走上历史舞台的。

除此之外，东宫能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右春坊下面十率府，因为左右卫率统领的这个机构掌握了东宫的枪杆子，《长安十二时辰》中姚汝能担任的就是东宫右卫率这一武职。

从粗到细，从文到武，东宫俨然是一个配置齐全还拥有武力的独立小朝廷，加上贞观一朝天子离京的情况屡见不鲜，太子监国代理国政也被当做了一种常规手段，这时候一个萝卜一个坑形成对应的东宫行政集团就完美的无缝衔接了各项政务。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更何况这颗树有可能要了老树的养分。为什么这么说，试想一下，一个拥有完整政府职能的幕僚班子，掌握着一定宫中军事力量的帝国继承人，是不是任何一个有野心的政客的投资对象？

本来用来维护王朝稳定传承而强化东宫的手段，反倒成了帝王心中一朵抹不开的乌云。加上中间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帝武则天还弄出了个武周，把本就混乱的局面搅的更乱，使得唐朝在最强盛的时代，太子和君主都处在互相怀疑的状态，君主既担心门阀势力干预王朝传承又担心东宫势力过大影响自己统治，而太子既不能过于优秀触发父皇怀疑的buff也不能过于无能掉进让兄弟产生取而代之想法的坑里，更可怕的是这些兄弟往往还有宰相这种级别的高官支持。为什么李林甫杨国忠都和太子不对付，或者说历史上的宰辅都和储君往往都很难站在一个战壕，原因很简单，外朝的领袖和未来的皇帝假若关系亲密，将置现任君主于何地？

结语

也就是说在过了一定度之后，太子和君主之间就是一种对手的关系，宰相毕竟是君主任命的，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也必须把自己与储君梳理开来，假若宰辅们有意为自己的未来寻找大树，他也会顺着君主的心思将其用来制衡储君的其他皇子作为结交的对象，孙权时代的南鲁党争，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都是这种故事的具体表现。

但是唐朝与这两个时代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就门阀豪强的势力而言，他面临的压力要比孙权少得多，地方没有拥有私兵的大族，中央的唐刀也足够敞亮；就君主的权力来说，它也没有八旗这种兵农合一大权独握的军事贵族集团的制约，也不像刚入关的清朝一样经济模式还处在贵族庄园经济早期。

不过唐朝也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它的君主已经在集权的道路上更进一步，门阀豪强的压力依旧存在，但政府对他们能够形成有效的指挥，所以君主统治的威胁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而恰恰唐朝的太子因为受“魏晋南北朝流水的王朝，铁打的士族”影响拥有了历史上功能最全的储君小团队，完美的成了君主的假想敌。这才有了唐玄宗李隆基的太子李亨为了生存，处处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做了18年储君的故事。

所以文章最后我们就要回答开头提出的疑问了，为什么唐朝皇帝的工作交接就这么不顺利，这其实君主集权不够充分的时代背景下，为了保证王朝统治延续对抗地方上的豪强门阀，给了东宫足够的影响力，导致皇帝和储君形成了一种隐性竞争的关系。这是大分裂时代结束，但中国社会还没完全从门阀豪强政治过渡到科举取士地主官僚制度的产物。

人来人往的长安城有很多的颜色，有商旅鼓噪的金色，有万国来朝的银色，有诗词文章的蓝色，也有嗜血冷酷的红色，少了哪一样都会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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