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2年，葡萄牙传教士巴尔萨泽 · 加戈乘坐商船，在日本九州登陆，为了表达敬意，他将随船运来的辣椒，献给了当时领有九州岛丰后国和肥后国的大名大友义镇。这是日本文献最早对“南蛮胡椒”也即辣椒的记载。
就在同一年，在一衣带水的中国，李时珍着手开始编写一部本草书籍。历经27个寒暑，他终于在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
然而，研究了辣椒40多年的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名誉教授山本纪夫，却一直为此感到疑惑乃至诧异：在辣椒传到日本的十六世纪，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中虽然记载了玉米，却没有任何辣椒的记录（日本，山本纪夫，《辣椒世界史》）。直到《本草》面世一年之后，中国的文献中对辣椒最早的记载才出现在杭州。
这些文献记载了这样一次历史的逆转：尽管日本人后来将辣椒称为“唐辛子”，或许是由于历史上长期“以唐为师”、从中国引入各种文化、技术以及物产的缘故，但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辣椒的引入路径却是令人意外的“先及日本、后至中国”。
当我们站在一个更远的角度回溯辣椒引入中国的故事，就会发现，火红色的辣椒，就像是命运之神为明王朝亮起了最后的红灯，提醒着危亡的到来。但遗憾的是，这盏红灯并没有引起东方古国的警觉。
而为命运之神亮起这盏灯的，是一个中国海贼。恰恰是辣椒在东亚登上历史舞台的1552年，四月的一天，浙江以东的海面上，驶来了一队浩浩荡荡的船队，他们的首领是明王朝黑名单上的Top1——王直。
中国海贼王给日本带来了“佛郎机夷”
嘉靖三十二年这次数百艘海盗船蔽海而来的震动，是嘉靖年间最大规模的倭寇来犯事件，明朝史书称为“壬子之变”。对于首领王直，《明史》里还有一段少有的人物形貌描述：“直乃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这位曾经的徽州落魄少年、今天的海贼王，却恰恰是将传播辣椒的葡萄牙人带到日本的关键人物。
尽管哥伦布第一次在美洲大陆发现了辣椒，并在1493年带回旧大陆，但并没有推广开来。真正将它播撒向全球的，可能更应该归功于更早建立了世界贸易网络的葡萄牙人。
为了寻找香料贸易通道，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发现了从欧洲经过非洲南岸到达印度的航道，1500年，消息传回葡萄牙，佩德罗·阿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十三艘船前往印度，结果却无意中来到了今天巴西东部的伯南布科，就是在那里，葡萄牙人第一次见到了辣椒。
2019年，阿克苏，晒辣椒
葡萄牙的贸易船队把辣椒作为其全球香料和调料贸易的主力，在印度南部建立第一个贸易据点时便带去了辣椒，后来又将辣椒传播到东南亚、西非等全球各地。
日本天文十二年（1543年）秋八月二十五日丁酉，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上，漂来了一艘载着百余人的大船。船上的人大多数金发碧眼，他们是日本人最初看到的欧洲人。船上还有一位“大明儒生”自称“五峰”，他用笔向当地人介绍，船上的人是“西南蛮种（葡萄牙）之贾胡”，是从泰国驶往中国宁波途中遭遇暴风雨漂流而来。
反映日本“铁炮传来”的绘画
葡萄牙商人的两位首领牟良叔舍、喜利志多侘孟太，带来了一种武器——火绳枪，惊动了当地的领主种子岛时尧（日本，南浦文之，《南浦文集·铁炮记》）。从此，葡萄牙开始了与日本之间长达70年的南蛮贸易，交易的商品不仅是火枪和大炮等武器，还包括眼镜、地球仪之类的工艺品、以及烟草、玉米、辣椒等农产品，种类繁多。
而这位“五峰”，正是当时双屿岛海盗许栋的手下、号称“五峰船主”、日后的“海贼王”王直。
葡萄牙人没能为皇帝献上辣椒贡礼
中国的海盗，或者说海商集团，所盘踞的宁波口外的舟山六横双屿港，正是1523年日本“争贡事件”发生、明廷罢撤了宁波、泉州、广州三地的市舶司、禁止国家间“朝贡贸易”之后，所催生出的一个海上私人贸易港。
早在明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统治者实行海禁、建立市舶司、施行朝贡贸易；永乐年间，明代朝贡贸易进入鼎盛；但到洪熙、宣德年间，朝贡贸易已难以为继，中外商人强烈要求明统治者开关通商，但中央统治集团还是选择了继续实行海禁，维护朝贡贸易。
1532年左右，海上私人贸易逐渐公开化。在双屿港，亦商亦盗的中国海商集团、日本商人、葡萄牙人，一起搭起了这一黄金通道。他们以日本、闽浙、马六甲为支点，形成了一个理想的三角贸易区，推动着东亚走私贸易链条的运转。
极盛时期的双屿港，出自《中国国家地理》浙江专辑，认为是西方人16世纪所作
他们从马六甲等地运来香料，在双屿或者月港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等商品，然后运往日本销售，换回白银，再到中国买丝或布，卖到马六甲。走私贸易的“获利高达三四倍，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葡萄牙，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
这种私人的海上贸易，显然与明朝的海禁政策相悖，且随着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抢劫越货事件的不断发生。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的四月初七，右副都御史朱纨派都指挥卢镗率兵由海门出发，“不到5个小时，”目击者平托说，“双屿就一物不剩，荡然无存了。”
王直从这场战事中逃脱，在海上招集余众，转往舟山沥港，继续开展海上走私贸易。但是，1552年的“壬子之变”，实在是在明廷的火头上浇油，更何况还是“绯袍玉带”的打扮。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十一日夜四鼓时分，明军参将俞大猷麾下的军士侯得，和队众渗透进沥港王直大营，四处纵火，俞大猷乘机率兵冒着烈火攻入沥港，经四天奋击，倭巢尽毁，“擒斩四千，溺者不可胜计”（《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这一刻，在这个东亚三角贸易区的东端，日本的大名或许正惊异于有着红色外皮、辛味比之胡椒更甚多倍的“南蛮胡椒”，而在三角贸易区的西端，那些葡萄牙人却没有赢得为皇帝或者官员呈上辣椒礼物的机会。
1570年，葡萄牙制图师费尔南多·瓦斯·多拉杜绘制的《地图集·中国、日本和东南亚部分》（局部）
当然，这不意味着辣椒的种子就没有机会在中国的东南沿海登陆。1591年，中国最早关于辣椒的记录出现在杭州地区，钱塘人高濂在这一年出版的《遵生八笺》中记录了一种“番椒”：“丛生，白花，子俨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几番被扑灭的海上走私贸易，至少把辣椒的种子，撒进了浙江地区——这也意味着，浙江是辣椒走进中国的第一站。
如果有一个地球仪……
此时，如果有一个地球仪可以让当时的人们再来审视中国对外的通路，他们一定会发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变化：自张骞通西域，陆上丝绸之路千年以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胡蒜（大蒜）、胡豆 （豇豆）、莴苣、菠菜等，大量的粮蔬瓜果，都是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引入中国的，而辣椒却是从东南的海上而来，丝绸之路必经的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区乾隆之前均不见辣椒记载。
四川麻辣香肠。事实上，四川的地方志中，要到乾隆年间才有辣椒的记载
事实上，中唐以后，吐蕃崛起并控制河西与陇右，丝绸之路受阻塞，元明更替时，蒙古汗国开始衰微，影响中西交通，而1299年奥斯曼土耳其王国兴起，并在1529年成为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几乎彻底阻断中西交通——这也是欧洲人寻找东方新航路的最初动力之一，海路交通和海上贸易，已经成为中西交流以及国际间交流的垄断性通道和主旋律。
实际上，王直在沿海展开武装走私活动的最后目的，也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
但显然，皇帝们还并没有意识到、或者并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尽管在王直等沿海倭寇基本肃清后，朱载坖在短暂的执政时期里，主导了“隆庆开海”，但也只是开放月港一处小港口，“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对于这样一个大帝国来说，海上贸易只是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
当然，作为命运之神点亮的红灯，辣椒还将给皇帝们一次提醒。
辣椒未能惊醒“内省”的国度
在高濂生活的年代，人们种植辣椒还是用来观赏的，正如后来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描绘的辣椒花那样。南方人高濂一定不会想到，一年之后，他的同乡浙军远在平壤城下，将会遭到辣椒的“化学攻击”。
万历十二年（1592年）四月，继承织田信长衣钵的丰臣秀吉坐镇日本，指挥九个军团共15万人，渡海入侵朝鲜，朝鲜史称“壬辰倭乱”。明朝集结辽东军及三千戚家军约4万人，赴朝鲜作战。
就在这次战争中，中朝军队从日军那里，见识到了辣椒：日本士兵既用辣椒来促进血液循环、防治冻伤，又用作向敌人施放的刺激眼睛的“化学武器”（韩国，李盛雨，《高丽以前的韩国饮食生活史研究》）。“南蛮椒，有大毒，始自倭来”就这样留在了朝鲜文献中。
和辣椒一样，让中朝军队吃了苦头的，还有日军强大的步兵火力——“铁炮”。50年前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的两支火绳枪，在日本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凭借着火绳枪，日军甚至在初期对明军取得了不少战役优势。历史上一直在学习、追赶中国的日本，终于在这时取得了局部实力的追平甚至逆转。
日式炸猪排配七味粉。在1626年，七味唐辛子第一次被呈给幕府将军
战争的结局，朝鲜打到百业荒废几乎亡国；丰臣秀吉死，德川家康建立了江户幕府，实施了锁国政策，但日本人对欧洲的兴趣和憧憬并没有改变，后继的兰学家们对世界依然保持着学习；而中国尽管保持了东亚的和平状态，但国力锐减，辽东精锐损失殆尽，从此陷入财政紊乱，后金崛起并最终入主中原，重启海禁，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口通商”。
有意思的是，康熙十年（1671年），《（浙江）山阴县志》中才记载:“辣茄，红色，状如菱，可以代椒”，把它作为替代南方热带所产的胡椒食用。这是最早记载辣椒的地方志。而在1932年，浙江省的辣椒种植面积达到一万多亩，产量达300多万斤，是中国辣椒大宗贸易的重要基地，成为区域农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不那么擅长吃辣但擅长经商的浙江人，在辣椒的传播上，可谓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只是这些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写道：“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明太祖建立的庞大农村集团，又导向往后主政者不得不一次次采取内向、紧缩的政策，以应付从内、从外纷至沓来的问题。”
在这个转型的关口，辣椒并没有像玉米、土豆、番薯等可以充作主粮的作物那样，依托于本土的人口增殖过程而迅速地引种、扩张。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辣椒从美洲来，来到非洲、南亚、东亚，它的到来，其实在提醒着天朝上国的统治者：欧洲人主导的“贸易将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人联结在一起，贸易促成了全球化，贸易改变了各地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彭慕兰，《贸易打造的世界》）
但皇帝们始终没有从辣椒的身上看到这些，他们的目光的聚焦点在于“内省”，禁海—开海的政策反复，实际上也并没有动摇这个国家的施政根本，参与海外贸易并非来自参与全球化经济的主动，根本的出发点还是在于对内的稳定。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和儒家“重义轻利”、“务本抑末”的思想，就这样使中国坐失了一次走向世界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