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之前，汉族人一直都有束发习惯，既将头发盘起，但清朝之后，满人就对汉人颁布了“薙发令”，虽说遭受了一部分汉人的反对，但那些人基本上都被处死了，汉人在强制下留起了辫子，也因为辫子留下了心结。

在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利用汉人不满辫子这一心理，提倡民众剪辫子，以此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有些地方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剪辫子，就承诺对于自愿剪掉辫子的同胞，奖励大肉面一碗，很快，这片地区辫子都消失了。

剪辫子小泥人

事实上，在满清江河日下的二十世纪初，知识阶层，甚至有些清朝宗室就开始自觉剪辫子了，虽然这些人的行为都是剪辫子，但这背后的动机却不尽相同，我们可以从这些割“猪尾巴”的人身上看出当时的那个真实社会。

为天下道义

当辛亥革命的倡导民众剪辫子的时候，当时的民众就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他们要做选择题，选边站队，是拜了一辈子的大清王朝，还是一些毛头小子的提出的共和国？这可能是他们这辈子最重要的选择，错了可能就搭上了身家性命。

辛亥革命

所以先剪辫子的当属那些支持辛亥革命者，他们视反清为天下道义，是光复中华之举，剪辫子虽然只是小事，但却是革命的第一步，是革命的精神所在，所以革命者对其尤为看重，还成立了宣讲团和“剪辫队”，不仅沿街盘查讲演，而且服务上门。

除了这些真心革命的有识之士外，还有非常多的人他们并没有立场，既不支持革命者，也不看好即将成为过去式的满清王朝，正如戊戌变法的关键人物康有为，剪了又留，他们又为什么剪？

为利益地位

如果看清了革命者之外的剪辫人，我们可以称他们大部分人为“墙头草”，原因就是这些人不为道义，不为国家，只为个人的一己私利，哪头能利益最大化，哪头可以承认他们的地位，那么他们就选哪边，毕竟辫子可以造假。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康有为，在张勋复辟之后，康有为的辫子长只有20厘米左右“蓬蓬如蒲草者然”，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自己一直逃命国外至辛亥革命后才回国，蓄辫子至今只有5年，众人又问他为什么一回国就蓄发？他说早就料到有今日之复辟，可惜没多久，复辟闹剧就寿终正寝。

康有为素描

而除了康有为之外，复辟派中的很多人都曾剪过辫子，但是当张勋宣布“凡前清官僚，至亡国后，保存发辫而不服官于民国者为上选，可得内阁宰辅位次，有发辫而曾应民国之聘出山者为次选，可得尚书、侍郎之职。自若无发而又为民国官者，虽有奇才异能，亦屏而不用”。简单来说就是只要有辫子，你就能当大官。于是“京城理发铺之假辫，售卖一空。”参与复辟的诸人“无不脑后有辫发垂垂”。

由此可见，这些墙头草，都是利益既得者。只不过他们的立场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辫子可以剪，当然也能接。可以说是毫无信仰，但偏偏他们是朝廷中的大多数，晚清的覆灭可以说一大部分都要归功于这些人。

袁世凯剪辨

为潮流

剪辫子大潮中还有很大一群人是学校里的读书人，他们并不懂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民主，但他们知道在这个时代要想彰显个性，表现自己，那就得剪掉辫子，走上街头，高举民主革命大旗。可惜的是他们只是追随者，并不是时代的先锋，脑袋的陈旧并没有随着辫子的落地而消失。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在满清灭亡之后，学贯中西，个性张扬的大学者，辜鸿铭依然留着长辫，穿长袍，有人戏称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头上，当辜鸿铭梳着小辫儿走进北京大学课堂时，学生们哄堂大笑，辜先生很淡定地说出上面的话，此言一出，素来狂傲激烈的北大学生们鸦雀无声。而辜鸿铭的辫子以及这句“辫子”名言成为历史绝响。

辜鸿铭

辜鸿铭的名言形象地反映出当时年轻人的心理状态，他们的辫子虽也是一种表达自我，但是他们表达的并不是追求民主，并不是推翻旧社会，更多的是一种彰显个性。因为辫子就意味着落后，剪掉就象征先进，而谁会愿意被说成落后分子，又有谁会错过成为先进分子的绝佳机会，而且只要轻轻一剪。

在这一场浩浩荡荡的“剪辫子”运动中，我们看出了不同的味道，这是一个社会的合理性。它必然是复杂性的，多样性的。只是我们在看待它的时候，不要分对错，不要评好坏。因为历史是局限的，里面的人并没有上帝视角，他们有的只是博弈。或许在百年后人们的眼中，我们也是“剪辨人”。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