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黄埔出身的将领中，方先觉无疑最富争议的，由于他在衡阳保卫战中的经历，一直都存在两种意见，有的说他是抗战英雄，有的却说他是贪生怕死头投敌的汉奸，到底应该怎样评价呢？
被黄埔军校开除
方先觉在黄埔军校即将毕业前被开除，但却成为黄埔三期中第一个担任军长的，比正式毕业的同学都要领先了一步。
方先觉，字子珊。1905年出生于江苏省萧县（现为安徽省宿县栏杆区），他自幼受到良好家教，并在私塾启蒙，受到了儒教思想的熏陶。1917年9月考入县立第四高等小学，1920年考入南京中学，1924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立志成为一名律师。他在大学里接触到了三民主义，逐渐萌生了革命思想。不久黄埔军校以一期毕业生王仲廉为招生委员赴上海秘密招生，方先觉得到消息后决定投笔从戎。1925年1月经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的一名入伍生，半年后升为正式学生，编入步兵第2大队第5队。
1925年11月，黄埔军校一名军需因贪污学生伙食费，导致学生伙食质量大幅下降。方先觉知道后，当时便带着几名同学将这个军需暴打了一顿，由于他带头以下犯上，被黄埔军校开除学籍，其他参与学生则保留学籍，留校察看，而此时离毕业仅剩一个月了。方先觉的冲动行事使他失去了学籍，一年寒窗苦读，临到头来却一无所有，但方先觉并没有因此气馁，即使不要这个学籍，他也要在军中干出一番事业。
离开黄埔军校后，方先觉在热心同学的帮助下，到第3师第9团侦察队，先是作为少尉见习官，见习期满后任中尉排长。1926年8月得到团长卫立煌的推荐，调升宪兵第3连连长。12月调任第20师补充团3营9连连长。1927年5月，第20师补充团改称新编第1师第1团，仍任连长。9月升任第3营少校营长。随即参与了对南昌起义部队的进攻，三河坝之战也就成了方先觉从军之后的第一次实战。1928年2月，新编第1师改称第69师，仍任营长。8月，69师被缩编为第3师第8旅，改任8旅15团1营少校营长。
1930年2月，方先觉受老上级卫立煌的邀请，调任第45师134旅269团1营营长。1931年6月，第45师改称第10师，仍任营长。1931年10月，第10师独立旅扩编为第83师，升任83师补充团中校团附。1932年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随部移驻下浦拱卫首都。6月开赴湖北花园、孝感，投入到对对红军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作战中，曾配合友军攻占黄安、金家寨。
1933年3月，日军侵犯热河，方先觉随第83师北上参战。4月在南天门与日军浴血奋战坚守不退，身负重伤。伤愈后又随部队南下进攻发动福建事变的第十九路军。在仙游一战中因率部最早突破十九路军防线，而受到了嘉奖。1935年6月，方先觉铨叙为陆军少校军衔。10月，方先觉考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四期。1936年8月，从高等教育班毕业后调往第3师补充团上校团长。由于方先觉对补充团实施的德式训练成绩名列全师之首，逐渐得到了师长李玉堂的器重。10月，方先觉晋升为陆军步兵中校。
和薛岳交恶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第3师奉调上海参战。方先觉的补充团于1937年10月中旬抵达上海，负责后方防务，不到一个月上海沦陷，所以补充团基本没有参战，就收拢从前线溃退的败兵撤离战场。1938年1月，方先觉调任第9旅16团上校团长，随后率部参加了徐州会战。6月，军委会以第3师为基础组建第8军，李玉堂升任第8军军长，方先觉也随之升任第3师第9旅上校副旅长，不久在九江迎击来犯日军，在激战中身负重伤。
1938年10月，方先觉伤愈归队。这时，曾在第3师任职的蒋超雄升任预备第10师师长，他向老上级李玉堂求援，希望能从第8军中抽调一些干部到预10师，方先觉因此调任预10师少将副师长。预备第10师由浙江省保安部队改编而成，战斗力较差，方先觉到任后，再次发挥其擅长练兵的特长，对部队进行德式操练，使全师面貌大为改观。
1939年3月，南昌会战中，方先觉亲率28团攻占西凉山，立下战功。在同年12月的冬季攻势中，预10师兵分两路进攻的陈家大山，结果蒋超群亲自指挥的左路军进攻失利，由方先觉指挥的右路军攻占陈家大山右侧高峰，但由于左路进攻失利，致使右路军受到日军猛烈反攻，但方先觉仍指挥所部坚守五昼夜。战后，蒋超雄被撤职，方先觉升任师长。
1940年5月，预10师编入新组建的第10军。7月，方先觉晋升陆军步兵上校。在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预10师刚刚赶到战场就遭到日军猛攻，激战两天后立足未稳的预10师伤亡过半被迫撤退。同时，第10军所属的另外两个师阵地也先后被日军突破，因此战后军长李玉堂被撤职，方先觉受记过处分职。
1941年12月，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预10师奉命固守长沙，顽强抗击住了日军的进攻，为友军对来犯日军形成合围创造了有利战机。因此，方先觉的第10军坚守成为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的重要因素。战后，虽被撤职但仍指挥第10军的李玉堂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方先觉也于1942年3月升任第10军军长，并被授予四等宝鼎勋章，预备第10师也荣获飞虎旗。
1943年11月，第10军奉命驰援常德。但预10师在途中遭到日军阻击，师长孙明瑾、参谋主任陈飞龙阵亡，副师长葛先才、参谋长何竹本以及两名团长负重伤，一名团长失踪。方先觉命令第190师火速增援预10师，却因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干预，190师被调去进攻石门桥，致使在德山苦战的第3师因伤亡惨重而撤出，增援常德功亏一篑。为此，方先觉对薛岳非常不满，加之此前薛岳指派亲信到第10军任职，如先任军参谋长后任第190师师长的容有略。
方先觉也不是省油的灯，对薛岳指派的人或借故撤职或寻机法办。这就使两人矛盾激化，多次发生争执。最后薛岳便以增援常德不利，将方先觉撤职，另派自己的亲信陈素农（也有资料称是方日英）继任军长。就在陈素农赴任途中，日军开始发动一号作战，兵锋直指衡阳。陈素农见日军势大，不敢赴任，一纸报告呈交军委会称临阵换将于军不利。参谋总长何应钦在报告上批示：“赴任未说此时说，分明就是临阵畏怯！”新军长没到任，而战事已在眉睫，真要临阵换将，确实于军不利，薛岳只好拉下脸面命仍在衡山等候办理移交手续的方先觉代理第10军军长，负责指挥衡阳保卫战。方先觉怎么会买这个帐，一再推辞。消息传到蒋介石耳里，蒋介石亲自给方先觉打来电话，先是大骂方先觉昏庸“日军已经逼近衡阳，而你居然还在和战区长官怄气，置民族大义予不顾，成何体统？”这番训斥把方先觉骂醒了，当即表示一定积极部署固守衡阳，坚决抗击日军来犯。
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方先觉迎来了衡阳保卫战。不过薛岳还是耍了心眼，将第10军的头号主力第3师调到衡山，又将配属第10军的新编19师调走，如此一来方先觉手里就只剩下了190师和预10师，还有守卫衡阳机场的暂编534师的一个团。其中190师因为常德会战中伤亡惨重，此时作为后调师正准备补充兵员，下辖三个团只有一个团是满编的，另外两个团都是只有军官没有士兵的架子团。而暂编54师也很快被调走，师长饶少伟不愿被人说临阵脱逃，所以主动带了一个营留下来。这样实际上第10军就只有一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好在第3师师长周庆祥很快率部回到衡阳参战，再加上衡阳地区一些零星单位，才使得衡阳守军总兵力达到了1.7万。
坚守孤城47天
进入1944年之后，日军面临的局势越来越严峻，从东南亚到本土的海上交通已经完全被美军切断，所以不得已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打通从越南到东北的陆上交通线。因为战场主要在河南、湖南和广西，所以中国抗战史称之为“豫湘桂会战”。日军投入总兵力达到了51万、火炮1500门、坦克800辆、汽车15500辆，战役规模在整个抗战期间绝无仅有。
其中在湖南战场的重点就是长沙和衡阳，曾经连续击退日军三次进攻的长沙，这次却仅仅四天就沦陷了。日军紧接着就攻向了衡阳。
衡阳东有湘江，北有蒸水，方先觉对这两处天然屏障只布置了少数警戒部队，他判断日军来犯的主攻方向要么从西北，要么从西南。西北地形平坦，而西南多山丘地形复杂，常人自然会以西北为主攻方向，但方先觉认为日军主攻方向必定是西南，因为西北地形平坦固然利于机动，但此时中美空军已掌握制空权，陈兵西北，无疑是将成为空中打击的活靶子。而且长衡公路沿线多为连绵山地，并不利于部队机动，一旦遭到阻击或空袭，难以展开。
而从西南进攻，道路情况就好得多。更重要的是，如果从西北主攻，即便攻下衡阳城，也还得再攻西南山地，因为衡阳的公路铁路都从西南山地经过。而从西南主攻，不仅可以在战斗一开始就切断衡阳与后方的公路铁路联系，而且只要拿下城区就大功告成，所以方先觉将西南山地作为防御重点——事实上日军正是从西南进攻。
在西南丘陵第10军构筑了数道防线，各据点之间均以交通壕相连，丘陵对敌正面，全部削成90度陡直的断崖，在崖顶筑有手榴弹投掷壕。在丘陵之间的凹地，建有外壕，外壕前沿用粗大圆木建以两到三层栅栏。断崖与外壕之间布设铁丝网和以10厘米直径以上圆木建成的木栅墙。无法修成断崖的山丘前则挖设壕沟，壕沟一般都有5米深5米宽，沟底还有地堡，以防日军藏匿。所有阵地之间都有1.5米深的放射状交通壕相互连接，同时根据地形在交通壕前后筑有1.5米深的散兵坑，散兵坑上均有伪装。阵地以外30米修筑暗堡。这些防御体系后来在防御战中发挥巨大作用。
6月23日日军强渡耒河，揭开了衡阳之战的序幕。从6月28日起，日军第68师团、116师团开始全面总攻，至7月2日连续5昼夜的激战中，日军往往先以飞机轰炸、炮火轰击与毒气袭击，待守军阵地官兵陷入瘫痪时，步兵开始冲锋，当日机轰炸和炮击时，守军都蛰伏在散兵壕和掩体中，待日军炮兵开始延伸射击后才从掩蔽工事中跃出，以事先部署的侧射与曲射火力，歼灭日军步兵于阵前。如日军已经突入，守军则以两侧阵地的火力封锁缺口，掩护正面守军，以手榴弹与刺刀展开逆袭，歼灭日军于阵地内。如此针锋相对，血肉相拚，战场上遗尸堆集如累累山丘，血流满地，土壤为之变赤，烈日炙晒，奇臭无比。
7月11日，日军再次投入15个步兵大队、12个炮兵大队展开第二次总攻， 鏖战至20日，依然未能攻下衡阳。随后日军虽然停止了大规模总攻，但每天仍有对个别阵地的重点攻击，至月底日军还是毫无进展。守军到8月初伤亡已经相当惨重，预10师伤亡达90%以上，第3师伤亡也高达70%以上，190师伤亡也有60%，军部直属部队除了辎重团尚有约500人外，其余搜索营、特务营、工兵营、通信营、炮兵营所剩兵力均不到三分之一，营连干部伤亡殆尽，几乎每次战斗都要晋升营长连长以替补伤亡，其中第3师8团在五桂岭争夺战中半日之中就连续晋升5个营长，均先后壮烈殉职。
8月5日，日军投入了4个师团，比前两次总攻整整增加了一倍兵力，发动了第三次总攻。守军拼死坚守，每一处阵地都要反复争夺，而全军只剩下军辎重团500人作为预备队，分别向各危急阵地驰援，同时手榴弹、步机枪子弹也即将告馨，如果援军再不能到，拼尽全力最多不过再坚持两三天而已。这时就有人提出突围，但被方先觉坚决拒绝。
8月7日日军的攻势更是达到了高潮，第11军司令横山勇也亲临衡阳督战，守军多处阵地被突破，日军攻入城区，但守军仍全力展开巷战。中午各师师长齐集军部，此时军部也只有副官处长张广宽、辎重团长李绶光、副官王洪泽及数名卫士而已。方先觉军长与各师长研究战况之后，发出最后电报：“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该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蒋介石接到这封电报，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悲痛之切，实为前所未有也。”
15时许，天马山阵地上首先挂起了白旗，根据时任第9团副团长周祥符所说，天马山挂白旗是为了将天马山守军撤回而采取的“诈降”，但是在第10军的防线出现了白旗，一方面给了日军大肆宣传第10军已经投降的口实，另一方面也挫伤了在阵地上继续奋战的其他部队的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