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盛世欢筵：权杖的游戏（54）

苏定方平灭百济后班师回朝，留下部将刘仁愿，带一万多唐军和七千新罗军，驻守原百济国都泗沘城。下一步，朝廷正式任命了老将王文度，就是四年前葱山战役中受处分那位，为熊津（韩国公州）都督。当时唐朝在百济设五都督府，以熊津为首，所以王文度等于驻百济最高长官，派他新带部分兵马前去接手。没想到王文度运气不好，‘渡海而卒’，到任后突发急病身亡。

王文度死得实在不是时候。

柏杨《白话资治通鉴》

这时的百济什么情况？或者换个角度：留守的刘仁愿面临什么情况？

八个字：烽烟四起，困守孤城。

来看两条史料：

其一：‘百济僧道琛、旧将福信率众复叛，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引兵围仁愿于府城。’

其二：‘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骁勇有谋略，仕百济为达率兼郡将，犹中国刺史也。苏定方克百济，常之帅所部随众降。定方絷其王及太子，纵兵劫掠，壮者多死。常之惧，与左右十馀人遁归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结栅以自固，旬月间归附者三万馀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战，唐兵不利；常之复取二百馀城，定方不能克而还。常之与别部将沙吒相如各据险以应福信。’

这里面主要讲了两个事：第一，苏定方虽然打下百济，但善后工作不力。部队军纪不严，对原百济军人的安置工作也没做好，如黑齿常之（姓黑齿名常之）等人，又拉起队伍反抗唐军，抵抗组织四起，唐军无力应对。

第二，百济反叛军以一个叫福信的将军（还有一个道琛和尚）为首，从日本（倭国）请回作人质的王子扶余丰（百济王室姓扶余），势力发展壮大，夺回了大部领土。刘仁愿此时困守泗沘城中，已经向中央发了告急文书。

这其中，抵抗组织的事没什么好说的，属于正常现象，看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情况就知道。比较奇怪的是苏定方：他的表现，跟当初平定西突厥差得太远，简直像换了个人！

平定西突厥后，苏定方采取宽大安抚的政策，具体措施也很得力（后来刘仁轨在百济也是那么几条），迅速稳定了局势。为什么西突厥搞那么好，到百济就不行了呢？部队也管不住、政策也不对头，事情弄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其实，原因无外乎两条：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

国内因素不太好说，因为无法还原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苏定方跟中央谁好谁不好？会不会急着回国，免得带兵太久，有人说他捞取个人资本？

这里只能作个简单分析：第一，宰相里面许敬宗大概跟他不错，上官仪跟他不对付，许圉师说那个手握强兵作威作福的，搞不好也是他。第二，刘仁愿后面就因为在百济呆太久，被人告状说拥兵自重，差点倒大霉。

凭此两条推断：苏定方顾虑一定不少，势必影响他抓战后重建。

国际因素比较简单：新罗。

平定百济，新罗不但出兵，更重要的还出粮。人家出了力，现在打胜仗捞点好处、报点仇，苏定方不太可能拒绝。而且很重要一点：唐朝和新罗虽然是盟友，但双方在半岛问题上，战略意图有着根本区别。

唐朝从消灭东突厥这个最强大的敌人之后，开始奉行一种比较激进的同化政策。这个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李世民，他一是希望搞民族同化，变蛮夷为华夏，如击败颉利可汗后，对东突厥采取高层引进长安、群众安置边境的处理；二是在领土扩张方面比较强势，你说他好大喜功也罢、雄心壮志也罢，总之不满足于当宗主国，而是要把对方领土纳入大唐版图。形象点讲，就是不当江湖大哥了，要当家长父母。

李治上台后，基本继承了这个做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打败西突厥后广设州县。不但天山昆仑山，连中亚波斯（伊朗）、吐火罗（阿富汗）一带，也给它设上都督府。

柏杨《白话资治通鉴》

这种做法，初衷很美好，结果很骨感。对唐朝来说，实际为将来埋下不小的祸患。

百济打下后，不但给它改作唐朝州县、设五都督府，连新罗也顺便给它取个名字叫‘鸡林州都督府’，任命新罗国王为鸡林州大都督。

你说新罗王听到这任命怎么想？

肯定很不爽吧。

新罗请唐朝来帮忙，打百济、打高句丽，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自己在半岛做老大！现在老大当不成，自己这点地盘还被盯上，能不着急上火吗？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犬畏其主，而主踏其脚则咬之。”认唐朝做老大可以，侵犯到我的利益，该翻脸就翻脸。

其实新罗有点像战国时代的秦国，几任国王都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或者说冷酷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认为搞政治就专心搞政治，不要去讲什么道德信义。百济当初怎么跟他闹翻的？就因为两家共同打败高句丽，瓜分了汉江流域，之后新罗竟乘百济不备，把人家那份给抢了过来，从此双方成了死敌。

唐朝应该也知道新罗这个德性，但当老大的，扶弱打强是原则，所以在当前这个阶段还是要帮他。

苏定方是成熟的政治家、军事家，尤其擅长打心理战，不可能不清楚上面这些道道。这大概就是他平灭百济后，既没能很好地约束联军部队，也没有很好地安抚当地军民的原因。

本篇修订版，可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分钟神思漫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