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辛亥年的李准与张鸣岐

  • 小编 发布于 2020-07-11 07:34:13
  • 栏目:历史
  •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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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辛亥年的李准与张鸣岐

任广西巡抚时的张鸣岐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辛亥年的李准与张鸣岐

辛亥革命后的李准

1911年1月6日(农历庚戌年腊月初六),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迎来了新到任的两广总督张鸣岐。

张鸣岐时年36岁,是清廷中的少壮派,作为封疆大吏,在当时全国的九大总督中,他最年轻。他早年中过举人,戊戌年间成为岑春煊的幕僚,因善于谋划,深得岑的赏识,追随岑到陕西、四川、广东等地任职,31岁时就担任了广西巡抚。他思想开明,力倡改革,在广西推行“新政”,开矿、垦荒、建学堂、练新军等多有建树,一时在朝野颇有几分薄名。

此时,李准已在广东军界经营多年,对清廷,他是有功之臣。从1903年起,他治理了多起匪患,平息了各种民变(包括革命党人起义),为此他先是组建了广东几条内河的水警部队,继而建立各路防营,训练新军,特别是1905年统领广东水师以后,可谓水路各军都掌握在他一人之手,位高权重,成为广东地方最重要的实力派人物。

这两人都是能臣。辛亥年,正值清廷大厦将倾,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们都不乏审时度势的能力,但两人的个人性格和价值取向不同,这决定了广东在辛亥革命中的结果。

张鸣岐要削李准的兵权

他们原本是旧交。1903年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时,张鸣岐是岑的智囊,任职“总文案”。那时李准总揽广东的剿匪,免不了要和张打交道。1908年李准为了和英国人争夺西江缉捕权,也曾与时任广西巡抚的张鸣岐会商此事,两人意见颇为一致。直到这次张鸣岐来广州之前三个月,他到北京去谋划自己的官职升迁,路过广州时还住在李准的水师公所,受到热情接待。

开始李准以为,他们两人有如此交情,今后合作必将相得益彰。谁知张鸣岐甫一上任,所推行的改革,就是从削弱李准兵权下手。此前李准经历过多任总督,他们大多不理军务,放手让李准独掌大权。但张鸣岐不同,他要揽权。

先做试探,张鸣岐知道广东政法学堂校监(今中山大学前身,校监即校长)夏同龢是李准的儿女亲家,便请夏来询问,“今后将总督、提督权限划清,可否?”

李准明白其意,便说:“总督欲收回何权,明示后无不照办。”

于是李准亲自创建的水警部队和省城侦缉队统统被调拨给他人指挥,李准的亲兵营和新军营被赶出广州城外驻扎。从此,军队将领任命之权归总督所有,连一艘小轮的管带(舰长),水师提督也不能过问。

这些举措,视作军政分开的改革也无可厚非,本来一个海军将领,不该对地方上特别是省城的事务干涉太多。但明眼人可以看出,张鸣岐的做法分明已然透露出对李准的猜疑和提防。

孚琦之死

李准似不甚介意。他索性搬离广州,到虎门衙署办公和居住。正所谓“得消闲时且消闲”,他开始研习书法,临碑帖,“每日必作小篆数百字,临石鼓及大篆又若干字,日以为常”,颇感心安理得。

然而辛亥年是多事之年。革命党人谋划暴动、起义和暗杀的活动可谓紧锣密鼓。因为此前的几次暴动和起义都被镇压,所以党人决定先杀罪魁,而后举义。当时广东的当权者除张鸣岐和李准之外,还有广州将军孚琦。党人分析,张鸣岐狡诈而无实力,孚琦庸碌无能,最为凶险顽固的是李准,所以要行刺,必先杀李准。

4月8日(农历辛亥年三月初十),机会来了。革命党人温生才闻知外国人要在燕塘举行航空表演,广州城内的达官贵人定然倾城往观,于是表演结束后在官人们的归途上设伏。日暮时分,见众多军士前呼后拥护卫着一乘轿子喝道而来,气焰极盛,便认定是李准。行至眼前,温生才猛然杀出,从正面对轿连开数枪。旋即温生才被逮捕,而轿中人孚琦当场毙命。李准躲过一劫,原因是他被告知有盗犯要审,乘船于前一晚先行离开。

孚琦死后,张鸣岐暂兼广州将军,更为志得意满。此事尚未让他意识到面临的风险。但李准却警觉起来,他觉得革命党人还会有新动作,提醒张鸣岐戒备。但张不以为意。

黄花岗起义中的李准

然而革命党举行起义的风声越来越紧。李准在新军中派有密探,已确切获知党人将在农历四月一日起义。向张鸣岐出示证据后,张才决定从广州附近的观音山、天字码头、龙王庙等处调兵回防。

起义提前了两天,在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公历4月27日)举行。因为仓促修改起事计划,原定兵分两路攻打总督府和提督府,便成了合并一路猛攻总督府。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使得李准的士兵可以轻松驰援总督府。

战斗中,因卫队不敌,总督府很快被攻破,党人逐室搜捕张鸣岐,张慌忙从二楼抛出绳索,沿绳索滑下,落荒而逃。路上遇到李准派去救驾的水师将领吴宗禹,便被接到水师公所与李准会合。此时他被吓得魂不附体,连连央求李准救救他的家眷。李准随即派人杀入总督府救出张鸣岐的老父、夫人和其他眷属。张鸣岐担心仍有危险,一再要求搬到李准的军舰上住宿。但李准不以为然,认为“如我辈弃城上船,则城必不保,我在则城存,与城共存亡,必不可弃城而上船”。张鸣岐仍忧心眷属,李准便差人将其眷属送到黄埔保护起来,而留张鸣岐住在水师公所,他腾出自己夫人的卧室给张鸣岐使用。

两天以后,起义被彻底镇压,一百多位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些烈士后来有72人被埋葬在黄花岗,所以这次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其实,有相当多的烈士并非死于两军交战中,而是被俘后被枪决。下令人自然是张鸣岐。张对被俘的革命党人绝不手软,而李准则怀悲悯之心。许多史料都证实,李准和张鸣岐会审被俘的林觉民,林慷慨陈词,毫无惧色,大义凛然地写下《与妻书》,李准见此主张“为国留才”,而张鸣岐执意要杀,此时他并没有想到要给自己留后路。

张鸣岐对李准疑惧更甚

此后张鸣岐和李准的关系又有变化。这一次,李准对他有救命之恩,他奏请朝廷褒奖有功人员。李准被“赏穿黄马褂”,吴宗禹获得“振勇巴图鲁”名号。其他尚有多人获封赏。这样看来,他对李准似乎感恩戴德,李准也以为,从此两人可以消除歧见,同心合力,以谋国事。然而李准没想到,张鸣岐在内心里对他的疑惧更甚一层。原因主要是黄花岗起义那天发生的一切,使张不仅痛感自己手下无人,而且更觉李准不能为己所用。因为“张鸣岐只身走匿李准处,李颇挟功凌之,张不能堪”(《胡汉民自传》),所以想到要把身边的将领换成自己的心腹。

他立即奏请朝廷,令广西提督龙济光率新军2000人到广州做他的卫队。又电请海军部调司长刘冠雄到广州,任广东水师营务处总办。然后知会李准,今后凡调遣指挥水师兵舰,都需要李准、刘冠雄和张鸣岐三人同时发令,“本部堂和贵提督均无直接指挥之权”。于此心机用尽,夺权意图明显,摆明要把李准变成傀儡。

李准也不争执,一切听之任之。他甚至觉得这样对他也有好处。总督夺军权,正好让他回避了“清乡”的责任,从此有关革命党人暴动之类的事,他一概不问。他显然不想再与党人进一步结怨。

李准萌生退意

但是革命党人在黄花岗起义之后,进一步将暗杀目标锁定李准。农历闰六月十九日(公历8月13日),李准外出公干,回程路经广州双门底一条繁华街道,忽有炸弹爆炸于轿前,腾起的气浪将李准推出三米之外。他迅速起身,掏枪还击,冲到街边,登上屋顶,和卫队一起拼死抵抗,将行刺的革命党人击退。定神查看,发现自己腰部被炸开两寸长一寸宽的孔洞,虽立即用士兵的绑腿布缠绕,仍血流不止。此外手腕也中了枪弹。

回到寓所,美国医生达保罗为其手术疗伤,张鸣岐带领一众官员赶来探视,见此情景,张鸣岐眉头紧蹙,几欲落泪。

这次事件,李准和张鸣岐都受到惊吓。不过两人的反应截然不同。李准自知与党人为敌,迟早要遭报复,便萌生退出江湖之意。而张鸣岐在李准养伤期间,顺理成章地接管了李准的一切军务,正巧利用这个机会排挤李准的势力。李准在此时本应是请病假,但他决然奏请开缺(离职休养),朝廷不准开缺,只赏假一个月,期满后他再次奏请开缺,朝廷再赏假,又是一个月。如是者四次,最后还是赏假半个月、十天。说明李准是真的不想再干,但朝廷执意挽留他。

张鸣岐与革命党人暗通款曲

此时,张鸣岐显然更多盘算。镇压了黄花岗起义之后,他和李准曾经收到北美洪门总会的讨伐檄文,告诉他们“一旦革命功成,必诛灭尔二人之九族,以为今日之报复”,但檄文中也谈到革命党“不忍不教而诛,特开尔等自新之路,限于接到此檄之日三阅月内,率尔部下反正,为国民军之先驱,扫除胡虏,光复中华,以为抵罪”。于是他开始积极和革命党接触。他请来几位革命党人做幕宾,其中包括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陈景华,这些革命党人一方面劝说他起义反正,另一方面又利用他的身份,向清廷争取释放因刺杀摄政王载沣而被捕的汪精卫。张鸣岐果真派人送给狱中的汪精卫数千银元。

张鸣岐与革命党人暗通款曲,最初李准全不知情。及至听说“张督不准再打革命党,各乡民军四起,亦不许打,违者以军法从事”,他才有所察觉。后来他部下水路将领纷纷来告,说党人要张鸣岐反正,以杀李准和吴宗禹为条件,提醒他要当心。但他自认为有德于张,张必不致绝情,仍不以为意。

鸿门宴后,李准立意反正

武昌起义之后,全国有多个省份相继响应,宣告独立。广东何去何从,张鸣岐颇费考量。此时李准伤病未愈,还在疗养,九月初二(公历10月23日)张鸣岐突然电召李准到广州,说是有要事相商。众部下极力劝阻,认为李准此去凶多吉少,但他想到张鸣岐在他受伤后探视时的悲痛之态,觉得张不会下毒手。部将吴宗禹决定亲自带人前往护卫。于是李准手握双枪,卫队20人皆荷枪实弹同往。在总督府见到张鸣岐,问有何事,原来是与各司、道官员一起吃饭。席间,见张“无一语言及正事”,却“每每彷徨左右环顾”,令李准颇为警惕。从当时情景气氛,他确信张鸣岐“实有不利于余之预备”(事后多年,李准从张鸣岐一亲信处得到确证,当天就是一场“鸿门宴”,只是张鸣岐的刀斧手们见李准的卫队在大堂严阵以待,未敢下手)。

这件事使李准猛醒。他意识到如果张鸣岐投向革命党,便可取得党人谅解,而之前镇压党人起义的罪责定会由他一人承担,甚至张鸣岐会杀他以向革命党邀功。他原先只想洁身引退,而现在看来,是没有退路可走。紧接着,就在两天以后的九月初四(公历10月25日),朝廷新任命的广州将军凤山刚刚抵达天字码头,就被革命党人李沛基用炸弹炸死,尸首不全。张鸣岐在惊惧之中急忙谋划接受党人要求,宣布广东独立。也就是在同一天,李准开始主动与革命党人联系。

其实李准是深明大义的。他早已看清形势:“武汉起义,准默察天心,俯窥人事,知民心思汉,大势所趋……于是应乎天而顺乎人,立意反正广东,藉消兵祸。”前一阶段他只是“因囿于职守,莫由与党人通诚”而已。现在形势越加紧迫,他不能再有什么顾忌了。

当时革命党的领导人在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由胡汉民负责。李准有一个幕僚名叫谢质我,与党人谢良牧是本家,于是李准请谢质我带口信向革命党人沟通投诚意向。当时党人正在与张鸣岐密切商谈广东独立之事,所以并没有及时回应李准的诉求。但李准第一时间将自己也要“输诚革命”的意向告知张鸣岐,以示对张仁至义尽。然而“张竟不谅,忌准(李准)益甚”(李准:《光复广东始末记》),原因大概是张鸣岐还想独立后继续掌权,所以在如何迎接革命党的问题上与李准想法不一。

革命党人放弃张鸣岐

九月初八(公历10月29日),应革命党人和咨议局的要求,张鸣岐宣布广东独立。当天省府各机关通悬白旗,爆竹之声彻夜不止。但第二天一早,民众欢庆的热潮未过,张鸣岐又下令拔掉白旗,取消独立,原来是他接到汉口的电报,得知清军对革命军进行猛烈反扑,已经夺回了汉口大智门一带,胜利在望,同时清廷来电要求他维持广东的社会秩序。张鸣岐又慌忙把宝押在清军一边,想继续做清廷的忠臣。

这种骑墙观望、首鼠两端的态度,使革命党对张鸣岐深感失望,将他出尔反尔的“独立”称为假独立。于是从九月十三日(公历11月3日)开始,以胡汉民为首的革命党人转而与李准商谈起义。这一天,党人谢良牧和陈炯明致信谢质我,通过他向李准晓以利害。信中讲到武昌新军起义内情,说原本大家拥戴新军统领、湖北提督张彪为起义军领袖,但张彪愚顽,不肯接受,反而拼死与起义军对抗,后来是他手下的协统黎元洪响应革命,建立不朽功勋,而张彪因此身败名裂。他们告诉李准,如果率军反正起义,“某提(指提督李准)之名位,当不在黎元洪之下,前兹与党人之恶感,亦焕然冰释。其道至正,其势至顺,某提何惑而不出此耶?”(《谢良牧和陈炯明致谢质我书》,见《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第44卷第18页)信中的比附非常贴切,彼时张彪与黎元洪的关系,正是现时张鸣岐与李准关系的写照。这无疑坚定了李准反正的决心,他当即决定派出自己的弟弟李涛作为代表直接到香港与革命党人谈判。

李准派代表与革命党人谈判

此时李准尚有一些疑虑:一是谢良牧和陈炯明的信中要求他“以兵据省城,杀张鸣岐、龙济光、江孔殷、李世桂等以谢粤人”,作为投诚条件,但他不想动刀戈,弄得血雨腥风。何况张鸣岐在“鸿门宴”上并没有伤害他,他也不愿对张不义。二是他需要革命党人承诺,一旦起义反正,则党人需保证起义军官兵及家属人身和财产安全。三是他不知革命军将以什么方式进入广州,他强调自己是“欲为保全粤省地方人民生命财产起见,愿率部下水陆各军全行反正以救国民,如国民军定期以文明举动来省,当率部欢迎。”(《“约书”第二次交谢质我赉交港机关部》,见《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第44卷第25页)这里强调“文明举动”的意思,就是要和平光复,不动枪炮。凡此诸项,都需要和党人沟通议定,为此李涛作为他的代表,5天内在省港之间往返三次。

与此同时,李准做了两件事,一是派人劝说张鸣岐的亲信、广东陆路提督龙济光与他共同反正,为的是避免“一起兵祸,殃及生灵”,因为说辞“动以至诚”而获得龙的首肯;二是请水师营务处刘冠雄对张鸣岐陈明利害,说自己已决意反正,请张鸣岐不要患得患失,贪恋虚荣。但“张仍犹豫,欲窥各省成败,不肯早决”。

九月十七日(公历11月7日)是关键的一天。早上龙子诚会同各司、道官员来电邀请李准从虎门到广州共商大计。当时有传言“京陷帝崩”,人心惶惶,一时众人莫知所措。几位司、道官员问计于李准。李准请大家向张鸣岐进言,以“及早定局”为宜。接着张鸣岐来电话与他商谈,他仍以“或战、或和,即刻定局,以免地方糜烂”作答。当然这只是在他没有得到革命党人答复之前的一个说辞,事实上他已经不可能与革命党人开战了。

同一天,胡汉民来函,确认接受李准率军起义的条件。即李准只要交出军队和武器,“即为国民军之友”。他解释说,过去对李准不能完全信任,所以要求他“必取某都某某为断”(指杀张鸣岐等人),但现在既然李准肯于交出军队和武器,这就是同情革命的实证,革命党人又“何必深求”?(《胡汉民来书》,同上书)于是双方约定,十九日(公历11月9日)广东水路各军一同反正。李准立即差人定制国民军军旗70面。

张鸣岐走避香港

然而张鸣岐那边也有新动作。他听了“帝崩”的传言便坐不住了。十八日,咨议局要求广东独立,他再一次表示接受,将择期宣布。于是咨议局里一群绅士推举他担任独立后的广东都督,龙子诚为副都督。派人连夜为他们赶制关防大印。

可是当晚,张鸣岐收到了香港革命党人一封恫吓的电报,告诉他党人将会扣留他进行审判。他自然惧怕之极。不过,他认为自己仍然手握重兵,尚可抵抗,所以还在做得失的权衡。但这时李准打电话,对他做最后通牒,令他绝望。李准告诉他自己已经投诚革命,现在四江的军舰都已经集中到省城附近,炮口直指广州。是否归降革命党,请他好自为之。张鸣岐连忙电召龙济光,急问:“你能扑灭李准否?”龙答:“不能”。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位心腹爱将,已被李准争取到革命党人一方。(《胡汉民自传》,p49)张鸣岐无奈之下,只有逃跑。他连夜随英国领事潜逃至沙面,然后乘英国兵舰前往香港。夜半时分,一群司、道官员闻讯,前来请求李准派船,李准则满足要求,也将他们送往香港。

当晚,李准拟一电文,请李涛转告胡汉民,“张及各司道均逃匿”,“已嘱龙(济光)维持城内秩序”,“军民均极悦服安谧”,“所部已剪发,请机关部迅派人来省接洽”。

胡汉民就任大都督

十九日一早,咨议局派人送大都督印到总督府,才发现张鸣岐人去楼空,再送副都督印给龙济光,龙不敢收,只是暗自落泪。

同时,李准令虎门到广州沿海各炮台和水师的军舰一律升起国民军军旗。欢迎革命党人和民军入城。咨议局又要开会,推选都督。有人冀望李准出山主持大计,但他以伤病未愈为理由婉辞。而后他建议重新推举,被选举人以革命党人为限。于是胡汉民被选为大都督,陈景华当选警察局长。胡汉民当夜到广州就职,以李准的水师公所作为都督住所。

从此,广东宣告脱离清廷,由革命党人接管,孙中山的同盟会堂而皇之地建立政权。且不说都督胡汉民是同盟会南方支部长,就是各部、司长官以及后来成立的临时省议会,其成员也大多是同盟会员。而旧官僚在新政权中较少任职,他们的残留势力较弱,难以发生影响。这是广东在辛亥革命后的一大特点,与其他各省明显不同。

李准决意退出江湖

这当然与李准和张鸣岐在辛亥年的作为以及他们的个人选择有关。

先说李准。他原本有机会像黎元洪一样摇身一变成为民国重臣。光复的当天,广东咨议局就有人曾经举荐过他,但他无此兴趣。光复之初,他在省城维持社会秩序,其才干也极受胡汉民的欣赏,胡一再要求他留下担任助理都督,但他仍然挂冠而去,主动告别官场。史学界研究者大多认为,这是因为李准担心革命党要找他报黄花岗的一箭之仇而退隐避祸,这当然不无道理,但其实也是他性格使然。他有一种清高,一身傲骨,早在张鸣岐向他夺权时,他便想要甩手不干,“已视此官为敝屣,决不与此辈为伍”(《李准年谱》,p108)。及至革命后,他眼见党人依靠的民军乃是一批乌合之众,弄得百姓怨声载道。于是深感如此“革命”与自己想象的相去太远,甚至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李准年谱》,第113页)。于是在宣布率军起义半个月后(十月初三),不顾胡汉民等再三挽留劝阻,毅然乘船到香港,决意退出江湖。须知此时他刚刚40岁,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后来虽然袁世凯请他出来做过一些闲职,但他因厌倦军界和政坛,无意再战江湖,索性躲到天津去做寓公。他别无所求,只求“自谓无负国民矣”,可以算是比较典型的功成身退。

说到他在辛亥广东革命中的作用,革命党领袖黄兴曾说:“粤省光复,(李)准树伟功。从前公仇,一概消释”。意思是李准此举将功补过,且功大于过。而胡汉民曾专门撰文表彰李准功绩,开篇第一句话即是:“粤东省城九月反正,以李(准)直绳君之功为最,粤中同志多知之。”这些评价表明李准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也是人生的紧要关头,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可以说他头脑清醒,能够认清形势,懂得顺应潮流,但根本上说,恐怕还要归因于他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

张鸣岐后沦落为汉奸

再说张鸣岐,和李准相反,他被历史潮流无情抛弃,原因在于名利之心太重。他一向善于钻营,全无底线。回想他一年前获得两广总督之职,便是向庆亲王奕劻行贿的结果。如果说在当时腐败的官场,行贿并不算出格之举,但此事对张鸣岐来说,却是不可宽恕的劣迹。因为十几年来一路提拔、举荐他的恩公岑春煊此时已被撤职在上海赋闲,对他无用了,他便去北京投靠庆亲王,须知庆亲王正是岑春煊的死敌,岑遭免职,原是庆亲王设计陷害。张鸣岐对岑春煊的背叛令人齿冷。

这一次,历史其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革命来临,十字路口的人面临同样选择,作为总督,他甚至比李准更有优先选择权。然而他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仅丢掉了自己立功的机会,而且几乎是用赶尽杀绝的方式逼迫李准走出正确的一步,又是何其愚钝乃尔!乍看起来,张鸣岐是以一念之差,错失良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在当时情景下的必然选择。他注定会在历史上充当这样的角色。

张鸣岐出逃香港以后,仍担心自身安全,一度远避日本。但他不甘寂寞,袁世凯当政,他回国追随袁,曾上表劝进,鼓吹复辟帝制。当然,作为前清旧官僚,留恋旧制度,也不奇怪,清末九大总督里,也有其他人拥护袁世凯称帝,或支持张勋复辟。但张鸣岐后来又沦为汉奸,却是九大总督中唯一一人,可谓无耻之尤。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便开始与日本特务暗中勾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又加入汉奸组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直到1945年日军濒于战败之际,他还参与发起所谓“乙酉法会”,祈祷“大东亚战争必胜”,不仅可鄙,而且为人耻笑。日本投降后,他在国人一片骂声中死去。

综观张鸣岐辛亥以来的诸多表现,他显示了一种投机型人格。对他来说,“性格决定命运”,信然。

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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