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作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将近一千九百多年的时光流转中，他已然成为智慧的化身，是融为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文化符号。在“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的俚语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美誉中，尽显诸葛亮的智慧、仁忠和光彩。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却没有如此完美。他虽然尽忠报国、恪尽职守，有和管仲相媲美的良相之才，但军事能力并不显著。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的渲染，诸葛亮的形象一路被抬高，被神化。《三国演义》的出现，更使诸葛亮变得完美无缺，以至于他真实的形象被人忽略。
西晋史官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可见他虽然有治国的才干和忠君报国的贤德，军事能力却非其所长。这和《三国演义》中奇谋百出、算无遗策、无所不能的诸葛亮形象大不相同。
事实上，《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有许多和正史不符的情节。例如，诸葛亮没有借东风、演空城计或烧新野，也没有三气周瑜、草船借箭；关羽没有过五关斩六站、杀蔡阳、诛文丑；张飞没有战马超；黄盖没有用苦肉计......
作为艺术作品，《三国演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把三国时代到元朝末年，上千年的文人笔记、话本、说书、杂剧等诸多素材，加以提炼，融会贯通，最终著成了这一部奇书。
陈寿写《三国志》时，诸葛亮已去世四十年。西晋是曹魏的延续，因此陈寿在书中奉魏晋为正统，他对诸葛亮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到了东晋时代，由于去魏已远，自身又偏安一隅，人们对三国人物的评价出现了双重标准。《三国演义》部分情节的萌芽，也在此时开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整个南北朝。
唐代时，对正统问题的争论并不激烈，诸葛亮因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君形象，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极力推崇，他们或颂扬诸葛亮的杰出的治世才能，表达他们的敬仰之情，或感叹诸葛亮事业未竟的遗憾，借以表达自己不得志的郁闷，渴望受到统治者重用。
这一时期，诸葛亮的形象逐渐被完美化，他“奇谋为短”的缺点也被掩盖掉了。李白诗中有“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李商隐在《筹笔驿》中也感慨诸葛亮“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如何，他年锦里经祠堂，《梁甫吟》成恨有余”，杜甫更是在《咏怀古迹》中直夸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宋代时，诸葛亮的形象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北宋时，欧阳修、司马光都主张曹魏为正统，虽然没有明说，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却暗合赵匡胤“黄袍加身”得天下的历史。
为了给赵匡胤合理掌权做铺垫，奉曹魏为正统的做法成为主流。这时对于周瑜的描述也都还是正面的，《资治通鉴》中周瑜的形象便是一位智勇双全、有胆有识的儒将，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写周瑜也是“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到了南宋时，南宋王朝偏安江南的处境和当年的东晋和东吴有些相似。朱熹骨子里有推翻曹魏，排除孙吴，以刘蜀为正统的意识。这和刘蜀国号为“汉”，刘备号称“皇叔”也有关系，也更能顾激发民众的抗金热情。这个阶段，诸葛亮完美的神化形象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为主流认识。
有关三国的故事，唐朝时就开始在民间流传了。李商隐诗中就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记录，到北宋时开始走向繁盛，南宋、金、元时又得到进一步发展，金元时期关于三国的历史剧目就有三十多种，朱熹以刘蜀为正统，此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诸葛亮的光辉形象也就一直定格下来。
到元末明初时，诸葛亮完美无缺的形象走向顶峰。罗贯中的《全相三国志评话》应运而生，清代的毛宗岗父子考订史事、增删文字，遂成今天的《三国演义》。
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杂虚辞复，易滋混淆”，说诸葛亮的形象“多智而近妖”。胡适先生也说“他们极力描写诸葛亮，但理想中只晓得足智多谋是诸葛亮大本领，结果把诸葛亮写成一个会祭风祭星的神机妙算的道士”。
从正史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当然有很多神化、荒诞的部分。但作为经典历史小说中的诸葛亮，却难以否认他的精彩和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