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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公论，君主集权制发展到明朝已经趋于完善。皇权高度集中，就连存续两千多年的丞相制也被废除。但讽刺的是，也正是皇权近乎无限大的明代，在刷新皇帝怠政历史记录的同时，也催生了后世“虚君”与“民主”的标志——内阁。
这种极不科学的怪象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需要好好了解一下明代政治体制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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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大祀天地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在最初朱元璋构建帝国框架时，很多方面借鉴承袭了元朝的经验，比如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三大机构，这三个机构被称为“三大府”。
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说法，这三大机构各有分工，总理天下政务，大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管风纪，而中书省则为“政之本”，显而易见，都督府和御史台的地位低于中书省。
“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白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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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中书省在地方也设立行中书省，总览地方军政，甚至连地方卫所都受其管辖。
如此以来，洪武朝前期构建出一套皇帝——中书省——行省——府县垂直管理的政治体系，皇帝是下令者，中书省是执行者“发号司令，责任中书”。
垂直领导的好处显而易见，由于每一级都拥有相对的权力空间，在治国理民的过程当中也更容易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正确决策，提升行政效率，可以说是现代国家政体的初级形态。但这种好处对于皇帝来说，却是最大的坏处，因为把相当一部分权力让渡给中书省及地方，容易造成上下蒙蔽，大臣专权陆续的隐患，这是最不能忍受的。
所以一俟天下大定，朱元璋便开始着手进行收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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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同时把地方上对接御史台的提刑按察司，对接大都督府的都指挥使司拔高到与承宣布政使司平级的地位，在地方上确立三司并立的局面。
洪武十年七月，朱元璋在中书省之外，又另设通政司，这是一个全新的部门，主要职责是收受天下奏疏，转达下情，等于说是越过中书省，另辟一条皇帝直接与地方对话的渠道。朱元璋在颁给首任通政使曾秉正的谕旨里把通政司的“政”比喻为水，通政司的作用就是疏通水道，使其无阻塞之患。
“官以通政为名，政犹水也，欲其常通无壅遏之患”——《明太祖实录》
在这道谕旨里，朱元璋把中书省暗喻为阻塞政令畅通的祸患，因为按照之前的规矩，中书省为“政之本”，天下事务先通过中书省再进呈御览，也就是说，皇帝所看到的都是二手消息，这对于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来说，是不可忍受的。所以在通政司成立三个月后，朱元璋下令“诸司奏事毋关白中书省”。
短短十个字，却字字诛心，公开剥夺中书省最核心的权力，等于公然向存在两千多年的丞相制宣战。洪武十三年新春正月，朱元璋兴起胡惟庸案，在短短十天之内完成杀胡惟庸、废中书省、权分六部的壮举。
至此，君主集权制达到巅峰，皇帝真正做到了言出法随，乾纲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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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后，更是在《皇明祖训》首章严正声明不许复立丞相，“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这无异于是在“丞相制”的棺材板上再钉上钉子。
乾纲独断固然能满足权力欲，但天下庶务由一个人来处理也明显不大现实，下面我们来看看朱元璋的工作时间。
“每至日鼎,食不逞暇,惟欲达四聪,以来天下之言”
“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
每天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哪怕朱元璋堪称皇帝中的“劳模”，也有点吃不消。所以陆续设立四辅官，殿阁大学士，让他们当自己的秘书和参谋，辅导自己处理政务。但四辅官不久就被裁撤，殿阁大学士也属于咨询性质，终洪武一朝，皇帝也没有让渡权力给六部之外的其他人。
而在地方上，三四分立固然能够防止一家独大，消弭离心隐患，可这样也造成一旦有事，各司相互推诿观望，严重拉低行政效率，久而久之，容易造成“窥伺者易动，结聚者难除”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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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极端集权所造成的中央及地方上的各种问题，明代后来的继承们在表面上遵从祖制的情况下，不断的对政治体制进行微调，总结起来也分中央及地方两方面。
朱棣打着维护祖制的旗号起兵靖难，但在夺取帝位一个多月后，就做了一件一定程度上违背祖制的事。
“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故俨同入直，并预机务。”
重点在“预机务”，前面说过，殿阁大学士在洪武时期早已有之，但彼时的大学士仅仅只是担任秘书参谋的角色，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更不能主动接触政务。而这次朱棣所任命的大学士，却是赋予了他们参与机务的权力，“机密所系，裨益不在尚书下也”，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后世所熟知的内阁制度被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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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以后，历任皇帝不断给内阁加权，使他们掌握“票拟权”，公开的代皇帝处理天下政务，宣德以后，英宗年幼，内阁大臣更是兼顾辅政大臣这一角色，威权日渐加强，至正德年间，内阁大臣杨廷和已经公开宣称阁臣“虽建官无宰相之名，而责任有钧衡之重”。
当然，“分权制衡”这是老朱家的祖传技能，历任皇帝在给内阁加权的同时，也在不断扶持内阁的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就是——司礼监。
司礼监设立于洪武十七年，最初是掌管御前勘合的衙门，属于内十二监之一，也就是说向它这样的衙门还有十一个。宣德年间，明宣宗开设旨在培训宦官知识分子的内书堂，并给予司礼监一媲美内阁的权力——批红权。明宣宗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要在内宫打造一个“镜像内阁”，事实上，司礼监无论是从权限还是地位都直接对标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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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有首辅，司礼监有掌印太监；内阁有次辅，司礼监有提督东厂太监，至于其他的内阁大臣，对标的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随堂太监。这还不够，哪怕是在司礼监内部，也存在制衡，比如司礼监掌印太监掌司礼监大印，是一把手，但二把手提督东厂太监却权力更重。
“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其次随堂,如众辅焉。”——《酌中志》
再说地方上，明宣宗时期为了解决地方上三司并立，互相肘掣的问题，开始在东南等一些重要省份派遣中央官员担任巡抚，此时的巡抚只是差遣官，无品级，不常设。但随着承平日久，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巡抚由不常设逐渐变为常设性官职，到了弘治时期，除了浙江福建南北直隶外，其它身份都已设有巡抚，并且逐渐规范化，常驻地方。
巡抚代表中央在地方开府建衙，军政一把抓，三司逐渐沦为巡抚的下属。巡抚本质上与内阁一样，内阁虽然行使着宰相的职权，但毕竟不是宰相，有实无名；巡抚亦然，虽然实际上管辖着三司，但名义上地方的首脑仍然是三司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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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名义上内阁统辖不了六部，只能票拟后通过司礼监的批红，才能以皇帝的名义对六部行使权力，巡抚也不能直接差遣三司长官，而是必须上奏得到允许后才得以代天牧民。
不管是司礼监内阁越好，巡抚也罢，都是属于有实权无名义，而能够给他们名义，让他们光明正大行使权力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也正是有这些重重制衡，才使得皇帝能够从浩繁的政务中抽出身来，而又不担心大权防落。
有了这些既省心又放心的下属，皇帝自然惰性日增，这也导致从成化到天启，一百七十多年的时间里，皇帝召见大臣的次数屈指可数，譬如嘉靖万历，二十多年不上朝，就连明代出了名的仁君明孝宗，也曾经创造过十年不召见外臣的记录。
既然能够安心当咸鱼，谁又愿意整天辛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