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匈奴人把汉人的衣服和食物丢了,就能长久地活下去?党项人只要穿起皮衣就能称王称霸吗……在历史的进程里,没有人能够阻止人们对于先进文化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中行说与李元昊的说法在这一始终的趋势面前,充其量不过是个笑话。
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过一段这样的话:匈奴的人口总数,抵不上汉朝的一个郡,然而所以强大的原因,就在于衣食与汉人不同,不必依赖汉朝。如今单于若改变原有风俗而喜欢汉朝的衣物食品,汉朝给的东西不超过其总数的十分之二,那么匈奴就会完全归属于汉朝了。说这段话的人是中行说,他希望匈奴人把从汉朝得到的缯絮做成衣裤,穿上它在杂草棘丛中骑马奔驰,让衣裤破裂损坏,以此显示汉朝的缯絮不如匈奴的旃衣皮袄坚固完美。把从汉朝得来的食物都丢掉,以此显示它们不如匈奴的乳汁和乳汁品方便味美。
历史很巧合,到了宋朝,匈奴已经没有了,但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人却说出了类似于中行说说的这段话:我们本来依靠羊、马这些牲畜来立国,现在却将它们资助给中原人,我们从中所换得的都是些茶叶、彩帛之类的无足轻重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足以使我们的民众变得骄奢怠惰。现在,我们又因为对宋贸易这方面的事杀人,那么此后我们所拥有的茶叶、彩帛日益增加,而羊、马等牲畜却越来越少,我们的国家岂不是会被削弱嘛?说这话的人是李元昊,他是说给自己的父亲李德明的,他希望党项人穿着用皮毛制成的衣服,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以显示其族人本性的生活。又说:“英雄生于当世,应该追求称霸成王的大事业,衣锦穿绮对于我们又有何用呢?”
中行说仅是匈奴的一个谋臣,单于不听他的话正常,但是李元昊不一样,他是李德明的儿子,老子奋斗下来的那些家底,说到底都是他的,将来,老子终归要去世的,一切也都由他说了算。历史的巧合更在于匈奴人没有听中行说说的很快便亡了,而李元昊却成就了自己称霸成王的梦想——1038年,李元昊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在兴庆府南郊筑坛,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史称西夏),当上了西夏王朝的开国皇帝。
这是李元昊正式登上帝位,在这之前,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要将党项人与汉人区分开来,最有名的形式即是秃发令。党项人本披发蓬首,后渐行汉人风俗结发。李元昊觉得这不行,自认为鲜卑拓跋之后的他于1032年3月发布秃发令,要求党项人原行秃发之俗,将头顶剃光,周围留发。并且只给了党项人3天时间,不这么干就得杀头,“不从者杀”或“众共杀之”。一时间,党项人争相秃发,都变回了原来的模样。李元昊不但以身作则,自秃其发,剃光头顶,还穿耳戴重环。同时,在服饰上要求党项人“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官员按等级职别规定服饰,庶民百姓只准穿青绿色的衣服,以别贵贱。这项法令一直保持到了其建立割据政权之后。
真正当上“皇帝”的那一刻,李元昊又制作出了和汉族有别的礼乐制度,创制了本民族文字(西夏文)。礼乐的事情我们不大懂,但文字即使到了今天生活在宁夏这个地方也能常见,于是就想多说几句——不管西夏文对于今天的西夏研究者有多么重要,但在我们看来,它不过是在汉字基础上添加笔画的生搬硬套。从中,不难看出这样一个问题:李元昊想创立一套党项人的文化,但已经不能了,无论如何,在汉文化的长期浸润下,党项人已无法摆脱更分说与之决裂了。所以,李元昊的这一套,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意义。
李元昊自称是自称北魏皇室鲜卑拓跋氏之后,其远祖为拓跋思恭,唐末因平定黄巢有功被赐皇姓“李”。这个姓氏他是保留了下来,但他忘了他的祖宗拓跋氏建立的王朝在迁都洛阳之后,移风易俗督使鲜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汉族高门通婚等。
在我们看来,李元昊虽然建立了西夏,但西夏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起来,并非其个人之功,而存在文化的力量。虞集《道园学古录·卷第四·西夏斡公画像赞》中说:“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国废时运,人鲜克知。”这段话是说,西夏人尊儒、崇儒、把孔子当作偶像崇拜,以及学习研究儒家经典,领会宣传其基本思想和精神,早已蔚然成风。而最终的衰败是因为人们把这些忘了。
事实也是这样的:西夏政权建立后,其儒学经过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诸帝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便盛况空前。其官僚体制与政治文化、制度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最终使其由最初的“潜设中官,尽异羌人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到了后来的“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制”。这正是西夏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近200年的重要原因,李元昊的行为显然是逆时逆势的。
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抛开世界就中国而言,由匈奴至蒙古无不是如此。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即是只有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才可能构成崭新的文化版图,这正是中国文明不被中断的原因。
在历史的进程里,没有人能够阻止人们对于先进文化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中行说与李元昊的说法在这一始终的趋势面前,充其量不过是个笑话。所以,今天,我们研究西夏文化、匈奴文化以及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无非是在研究这样一个课题:中华文化这棵大树下的多元根系,而这不仅仅是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或者剃什么头的问题。(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