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匈奴人把汉人的衣服和食物丢了，就能长久地活下去？党项人只要穿起皮衣就能称王称霸吗……在历史的进程里，没有人能够阻止人们对于先进文化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中行说与李元昊的说法在这一始终的趋势面前，充其量不过是个笑话。
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过一段这样的话：匈奴的人口总数，抵不上汉朝的一个郡，然而所以强大的原因，就在于衣食与汉人不同，不必依赖汉朝。如今单于若改变原有风俗而喜欢汉朝的衣物食品，汉朝给的东西不超过其总数的十分之二，那么匈奴就会完全归属于汉朝了。说这段话的人是中行说，他希望匈奴人把从汉朝得到的缯絮做成衣裤，穿上它在杂草棘丛中骑马奔驰，让衣裤破裂损坏，以此显示汉朝的缯絮不如匈奴的旃衣皮袄坚固完美。把从汉朝得来的食物都丢掉，以此显示它们不如匈奴的乳汁和乳汁品方便味美。
历史很巧合，到了宋朝，匈奴已经没有了，但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人却说出了类似于中行说说的这段话：我们本来依靠羊、马这些牲畜来立国，现在却将它们资助给中原人，我们从中所换得的都是些茶叶、彩帛之类的无足轻重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足以使我们的民众变得骄奢怠惰。现在，我们又因为对宋贸易这方面的事杀人，那么此后我们所拥有的茶叶、彩帛日益增加，而羊、马等牲畜却越来越少，我们的国家岂不是会被削弱嘛？说这话的人是李元昊，他是说给自己的父亲李德明的，他希望党项人穿着用皮毛制成的衣服，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以显示其族人本性的生活。又说：“英雄生于当世，应该追求称霸成王的大事业，衣锦穿绮对于我们又有何用呢？”
中行说仅是匈奴的一个谋臣，单于不听他的话正常，但是李元昊不一样，他是李德明的儿子，老子奋斗下来的那些家底，说到底都是他的，将来，老子终归要去世的，一切也都由他说了算。历史的巧合更在于匈奴人没有听中行说说的很快便亡了，而李元昊却成就了自己称霸成王的梦想——1038年，李元昊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在兴庆府南郊筑坛，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史称西夏），当上了西夏王朝的开国皇帝。
这是李元昊正式登上帝位，在这之前，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要将党项人与汉人区分开来，最有名的形式即是秃发令。党项人本披发蓬首，后渐行汉人风俗结发。李元昊觉得这不行，自认为鲜卑拓跋之后的他于1032年3月发布秃发令，要求党项人原行秃发之俗，将头顶剃光，周围留发。并且只给了党项人3天时间，不这么干就得杀头，“不从者杀”或“众共杀之”。一时间，党项人争相秃发，都变回了原来的模样。李元昊不但以身作则，自秃其发，剃光头顶，还穿耳戴重环。同时，在服饰上要求党项人“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官员按等级职别规定服饰，庶民百姓只准穿青绿色的衣服，以别贵贱。这项法令一直保持到了其建立割据政权之后。
真正当上“皇帝”的那一刻，李元昊又制作出了和汉族有别的礼乐制度，创制了本民族文字（西夏文）。礼乐的事情我们不大懂，但文字即使到了今天生活在宁夏这个地方也能常见，于是就想多说几句——不管西夏文对于今天的西夏研究者有多么重要，但在我们看来，它不过是在汉字基础上添加笔画的生搬硬套。从中，不难看出这样一个问题：李元昊想创立一套党项人的文化，但已经不能了，无论如何，在汉文化的长期浸润下，党项人已无法摆脱更分说与之决裂了。所以，李元昊的这一套，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意义。
李元昊自称是自称北魏皇室鲜卑拓跋氏之后，其远祖为拓跋思恭，唐末因平定黄巢有功被赐皇姓“李”。这个姓氏他是保留了下来，但他忘了他的祖宗拓跋氏建立的王朝在迁都洛阳之后，移风易俗督使鲜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汉族高门通婚等。
在我们看来，李元昊虽然建立了西夏，但西夏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起来，并非其个人之功，而存在文化的力量。虞集《道园学古录·卷第四·西夏斡公画像赞》中说：“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国废时运，人鲜克知。”这段话是说，西夏人尊儒、崇儒、把孔子当作偶像崇拜，以及学习研究儒家经典，领会宣传其基本思想和精神，早已蔚然成风。而最终的衰败是因为人们把这些忘了。
事实也是这样的：西夏政权建立后，其儒学经过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诸帝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便盛况空前。其官僚体制与政治文化、制度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最终使其由最初的“潜设中官，尽异羌人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到了后来的“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制”。这正是西夏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近200年的重要原因，李元昊的行为显然是逆时逆势的。
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抛开世界就中国而言，由匈奴至蒙古无不是如此。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即是只有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才可能构成崭新的文化版图，这正是中国文明不被中断的原因。
在历史的进程里，没有人能够阻止人们对于先进文化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中行说与李元昊的说法在这一始终的趋势面前，充其量不过是个笑话。所以，今天，我们研究西夏文化、匈奴文化以及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无非是在研究这样一个课题：中华文化这棵大树下的多元根系，而这不仅仅是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或者剃什么头的问题。（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