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西方的朋友们——欧洲大陆和东亚大陆位置差不多，面积也不小，但是却为什么始终没有形成像中国一样的大一统国家呢？没统一也就罢了，还天天斗个不停，两次世界大战都起源于欧洲。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欧洲版图与中国版图对比）
如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2000多年前的“周秦之变”，也是造成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关键原因。
秦以前的中国
秦以前的中国，在我看来，基于血缘纽带，有以下两个特点：
- 家大于国；
- 父大于君。
对于这两个特点，我们分开细说。
一、家大于国
历史书上讲过，周王朝为了统治辽阔的疆域，采取的是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周天子把自己的亲人分封到各地，这些被分封的亲人又在他自己的小国内按照宗法的等级再层层分封。
（分封制和宗法制）
分封制下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呢？老子有过一句很经典的描述：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
据史料记载，周初的中国大地上，有一千多个方国，按照当时的人口，每个国家平均也就几千人，即老子口中的“小国寡民”。
（西周分封图）
那么为什么“老死不相往来”呢？因为各国在自然经济时期都是自给自足的，根本没有必要往来。
所以，周代社会从横向结构上来讲，整个天下被一个个的“小共同体”所分割，每个小共同体互不往来、各自为政，独立的观念很重，即我们所说的“家大于国”。
二、父大于君
上面提到，因为分封制的实行，周朝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个“小共同体”，即每个人生活在一个大家族中，效忠自己的“家族”比效忠国家更重要。
《韩非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逃跑），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没有人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推荐做大官）之。——《韩非子》
孔子是周文化的绝对追随者，在他的观念中，“父”是大于“君”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孔子）
在“父大于君”的观念下，每个人只需要对他的直接上级，即“父”负责，根本就不需要对周天子，即“君”负责。简单概括：
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附庸的附庸也不是我的附庸
综上，秦以前的社会，从横向上来说，整个社会是一个个的“小共同体”，具体表现为“家大于国”；纵向上来说，周天子的权力则无法渗透到这些“小共同体”的内部，具体表现为“父大于君”，因此，周王朝的天下并没有形成一张紧密的“大网”。
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周王朝自上而下的控制是极差的，自下而上的反馈更是没有。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在税收上，周天子连他有多少子民都不清楚，更谈何收税？
（楚庄王问鼎——名存实亡的周天子）
所以，这种“小共同体”的模式对于统治者而言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的，更不利于对社会资源的统一调取，即无法统一指挥、集中力量办大事。
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就是要打破这一个个的“小共同体”，然后建立一个“大共同体”。其实“周秦之变”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秦朝建立以后的突变，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初现端倪。
（春秋战国）
春秋初期，伴随着铁器的出现，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跃迁式的发展，血缘纽带伴随着代次的递增，影响力也不断减弱。势力强大的诸侯开始变王田为私田，变分封为郡县，政权已经开始不断地往下渗透。秦国只不过是顺着大势完成了历史的使命。
一、法家的胜利
百家争鸣其实可以理解为春秋战国时期，大变革下，当时的学者、思想家们对于如何重塑社会结构的一场大辩论，而这场大辩论的赢家则是法家。
（法家）
法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法制”与“权术”，最大化地加强中央集权，最大程度地汲取社会的力量，因此，法家的思路是和社会发展的大势是相符的。
相比之间，儒家文化却不停地强调回到过去，回到那个“小国寡民”的状态。对于越来越多的集权国家，孔子痛斥其“礼乐崩坏”。在面对春秋时期第一次增强税收的改革“初税亩”时，孔子更是极力反对。儒家文化这种对国家组织能力和汲取能力提高的反对显然是和历史的车轮是背道而驰的。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
所以，法家赢了，秦朝建立了。
二、郡县制
首先，六国这几个“小共同体”不存在了，六国的贵族也都被秦始皇“接”到了咸阳，不再给他们封地。原来的封地全都划为郡县，即历史书上说的“废分封、改郡县”。
（郡县制）
在郡县制的模式下，地方官，包括郡守和县令，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命和管理的。不同于世袭贵族，他们的权力完全来自于皇帝，直接对皇帝负责，唯皇帝之命马首是瞻。
因此，皇帝的命令很容易下达到地方，想要收多少税、需要征调多少民力马上就能执行起来。这些官吏也不必再管百姓们的感受，既然没有封地也就没有自己的子民，当然就不会去管他们的死活。而自己的死活只跟皇帝有关，所以他只需要把皇帝服侍好就够了，这也是秦朝那么多“酷吏”的原因。
秦始皇通过“郡县制”的推行，完成了“地方观念”到“国家观念”的改变，即“国大于家”。
三、君大于父
提到秦始皇的中央集权，除了郡县制，大多数人还知道“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也知道“焚书坑儒”这一强制文化统一的残酷手段，此处我都不再赘述，这边主要说下从“事父”到“忠君”的改变。
（秦始皇）
前面提到，秦以前的中国是“父大于君”的，这显然是不利于中央集权和中央汲取的，所以秦始皇必须得改变人们的这种价值观，实现“君大于父”。
贵族虽然没有了，但是血缘纽带还在，血缘纽带在，人们就还会有“家族观念”。人们如果忠于家族，必然会影响他们忠于皇帝。所以，秦始皇鼓励甚至强制老百姓进行分家，规定“不得族居”，试图强制扯断血缘纽带。
大家庭被强制解散，一夫一妇的个体家庭成了一个个的“原子”，成了无法忠于家族只能忠于皇帝的“编户齐民”。即“君大于父”。
（忠君思想）
综上，通过这种官僚体系的搭建、血缘组织的打散，国家的中央集权极大地加强了，对社会的汲取能力也极大地提高了。因此，两千万人口的秦朝，能够调动四十万劳力去修长城、七十万劳力去修皇陵、七十万劳力去修阿房宫以及五十万人去戍五岭。。。
读史有感
通过对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周秦之变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由“小共同体”到“大共同体”的改变。“家大于国”变成了“国大于家”、“父高于君”变成了“君高于父”。
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出现了，国家的汲取能力也大大提高了，能够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做大事了。
后来的汉朝，又弥补了秦朝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弊端，摈弃了法家、重新定义了儒家，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之上，又完成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模式基本定型，“周秦之变”也才算正式结束。
（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
也正是有了“周秦之变”这样对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塑，中国才得以避免欧洲式的分裂，虽然历经风风雨雨却始终以“大一统”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之林。
（沐茗，为你解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