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益的黏合之下，“抱团”腐败的参与者牵连成串，形成一个看似稳固的利害关系网，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抱团”陷入腐败泥潭？
村书记、村主任唱“双簧” 三年挪用650万元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板桥村原村委主任张忠（归案时任板桥村党委书记职务）一审宣判的消息传回村子里，村民们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原来的村主任张忠也被判刑了，可比书记老丁严重多了！”
“张忠横行霸道惯了，早晚得出事，他这是罪有应得！”
图为张忠一审庭审现场
2011年3月，当时正值换届，张忠当选为新一任的村委主任，开始与书记丁仁全搭档负责村里全面工作。渐渐地，丁仁全十分认可张忠的工作能力，认为他已经完全不需要自己再额外操什么心了，便开始“无为而治”，实行“懒政策略”，把村里事务全权交由张忠打理。
2012年8月的一天，张忠接到一通银行的催款电话，原来是他个人经营的副业有一笔50万元的商业贷款已经到期，银行扣款未成功，业务员便打来电话催促提醒。他当即连续拨打了几个电话，向熟悉的朋友紧急借钱周转，但都没能顺利借到。
一筹莫展之际，张忠想到了一个周转资金的“好办法”。
一次，和村会计说完工作上的正事，张忠又貌似平常地交代了一项事情：“等下你从经合社账户给我的绿化工程公司打50万元，我调个头用用，过几天就转回来。”张忠说得不动声色，村会计应了一声就照办了。
贷款危机解除，张忠心里松了一口气。
大约半年后的一天，一向“默默无闻”的丁仁全突然找张忠，说自己合伙人的茶叶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临时借40万元应应急。张忠一听，顺势就把上次“自作主张”的事情向丁仁全“坦白”了，他看书记听了也未置可否，就假装随意地支了个招：“村里账户上有钱，转个账不当紧，反正是调头用用嘛，除了村会计也就你我知道。”
从那以后，丁仁全和张忠两人之间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但凡生意上有个急用钱的时候，就跳过村班子会议、村民代表大会和股民大会，口头向村会计交代一声，采用不记账的方式，擅自挪用板桥村集体账户里的资金来为各自的企业及朋友进行转贷，各自对出借钱款负责。
在此后三四年的时间里，丁仁全共计挪用集体资金310万元，张忠共计挪用集体资金340万元。
从2015年起，西湖区纪委陆续收到关于张忠的举报信，立即着手展开调查。经过长达两年的时间，逐一查实了丁仁全、张忠违纪违法问题的全部事实。
2018年12月，经西湖区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丁仁全、张忠开除党籍处分，其二人涉嫌犯罪问题分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9年1月，西湖区人民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丁仁全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2019年9月，西湖区人民法院以挪用资金罪、贪污罪等数罪并罚，一审判决张忠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5万元。
杭州市西湖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村社小微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制度漏洞和廉政风险，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治理，通过明清单、定流程、强公开、严督查等做法，进一步健全村社集体“三资”管理体系，用制度来规范管理行为和监督行为，把清廉乡村建设压紧压实到村社“最后一公里”。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丁仁全、张忠这种利用手中职权，挪用资金，倒手贪污、受贿的小官巨贪并不鲜见。
两情妇互掐 揪出腐败窝案
2014年4月，网上一条帖子称深圳海关稽查处黄姓副处长生活作风腐化，先后包养同一家水疗会所两名女性中医推拿师，后两女因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事件迅速发酵。
据悉，2013年1月，黄某和谭姓情人在水围村租了房子同居。2014年4月，他突然不再理会谭姓情人，未留下任何理由就消失，电话也关机打不通。谭某后来发现黄某跟杨姓同事鬼混在一起。杨某当着谭某面炫耀，后两女因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谭某精神受到打击，冲动之下对杨某脸上划了一刀。
事后杨某报警，谭某则在网帖中上传了一段长达16分22秒的电话录音。录音中一名中年男子声称，他出价5万元希望谭某撤掉网上的帖子。据称，当时黄某每月给谭某四五千元，每年给其十多张面值千元的购物卡。此外，黄某每周都去水疗会所消费。“他出手很大方，每次都是做600元的项目，小费都是400－500元，让技师们随便签。因为他用的都是别人送的卡。”
2014年4月14日，深圳海关对网上舆情做出回应，当事人黄某被暂停职务，并接受组织调查。
黄某被带走后，一度让自知“有事”的同案犯甄某超坐卧不安。为争取从轻处理，甄某超主动跑到纪检监察部门自首。最终，因在一单稽查中涉嫌共同收受巨额贿赂，三名海关工作人员“抱团”腐败均被查。
通过检察院披露的起诉书看到，2011年海关总署发文要求对进口大理石企业进行专项稽查，深圳海关根据总署部署制定出应接受稽查的企业名单。2011年9月，深圳海关稽查处机动稽查一科科长甄某超，带着黄某宁等人到深圳某石材公司和深圳市某实业公司进行稽查，发现两家公司都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稽查期间，该石材公司执行董事郑某（另案处理）通过该实业公司总经理李某（另案处理），希望花钱“搞定”。李某原是海关工作人员，后下海经商，在海关有不少“人脉”，于是找到甄某超和分管稽查一科的副处长黄某，请求“关照”并表示愿意给付好处费。
经商议后，黄某和甄某超提出好处费的标准为380万元。随后，李某先后将300万元现金交给甄某超（甄某超将其中的120万元现金交给黄某，将其中的50万元现金交给参与两公司稽查的经办人黄某宁），另将人民币80万元现金送给黄某。拿到好处费，“帮忙”自然很卖力，于是在黄某与甄某超等人的帮助下，最终稽查一科对该石材公司作出未发现问题的稽查结论，对该实业公司仅作出补缴部分税款和滞纳金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