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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张艺谋没有创作新片，而是导演了歌剧《图兰朵》。1998年《图兰朵》在紫禁城演出，成为当年的一个文化事件。但是这一年更重要的是，他拍了《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非常“主旋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回到了《秋菊打官司》的纪实的路子上去，而且走得更彻底。这一次，“纪实”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贯穿到影片的精神内涵中去。这个影片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背景，用的是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于是这个影片比起《秋菊打官司》，有一种真正的质感与力量。
—歪歪倒倒的小学校，拼拼凑凑的课桌椅，找不到读过初中、高中的代课老师，学校一分钱也没有，连粉笔都要数着用。这些东西在影片中，构成了真正触动内心的地方。张艺谋是以一种乐观的叙事态度来讲这一整个故事，13岁的小老师魏敏芝的“一根筋”，成为情节发展的性格推动力，并且也引发了许多幽默的小片段。而这个影片中的幽默，虽然还是看得出来有意为之的造作痕迹，但是非职业演员本身的不造作消解了编剧导演的“用心”，使这些幽默之处质朴自然起来（比方魏敏芝唱歌那个段落）。一些小情节安排得也合情合理，魏敏芝对问题的解决方式，都是一般教条化的主旋律影片想像不出来的（比方魏敏芝叫张慧科拿出钱来赔粉笔）。
因此，影片的前半部分，相当自然动人，保持了生活相当一部分的原生状态，没有用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态度去做过分的计划与干扰，这是张艺谋在处理《一个都不能少》这样的题材时一个正确的策略。虽然他还是把有些情节编织得过分编情（这部影片的音乐极其程式化：在一个“感人”的情节与画面出现时，熟滥的“人间充满爱”式的音乐就准时响起），比如他让张慧科念的张明仙的那篇作文，但总体而言，影片还是是从“纪实”中取得自身的感人之处。张艺谋的艺术手段从来都不是节制的，而是过度的，但这个片子中，导演的过度浮在了表面，画面本身，人物本身，有着更深层的意义。
《一个都不能少》获得了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与最佳导演奖，这是一个政府奖，奖给一个与希望工程有关的电影是很自然的。它的题材其实非常重大——关于教育问题，还兼及到城乡问题。而张艺谋选择的提出问题的角度很有戏剧性：一个“一根筋”的小老师记住了前任老师的要求，就把“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贯彻到底。但在一种社会的结构性失衡中，“一个都不能少”如何能真正地达到？在影片中，村委会的力量，是做不到的，于是张艺谋把解决途径，转向了电视台——媒介力量。魏敏芝去市里寻找张慧科，而张慧科在火车站丢失了。她看到了墙上的寻人启事，就也买了白纸墨汁，打算这样找人。但有人告诉她：这个没用，最好登报，登报也未必管用，最好能上电视。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在当今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能够产生巨大社会作用的独立力量。但是要利用这种力量，是有门槛的，电视台作为一个权力机构，是个门禁森严的地方，魏敏芝凭着自己的“一根筋”，在电视台门口问一个又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你是不是台长？”最后终于进入到电视台中，有了自己的申诉机会，是一件概率性很低的事。此外，这个权力机构必定要改造个人诉求，把它纳入自身的话语体系。女主播向魏敏芝问了一连串问题，从而把整个事件上升到具备一种意识形态的代表意义，正反映了这一点。最后，在电视台的帮助下，魏敏芝不但找到了张慧科，小学校也获得了各方捐赠，学校不再缺粉笔了，有了一盒又一盒好看的彩色粉笔，每个孩子都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字。一这个有象征意味的结尾很美好，但是，未免过于轻巧。
这就是张艺谋的问题：他几乎总是拍不好电影的结尾。他拍的电影中能够看得出他的操作能力、控制能力，他独特的艺术趣味，但是在电影的结尾，这个导演总是暴露出他缺乏真正深入的思想力，或者真正直面的勇气。一般说来，他的电影的结尾都是封闭式的，处理“过去的”题材，一般给出一个圆圈式的轮回结局；处理“现在的”题材，一般给出一个圆满的，或者乐观的结局。《一个都不能少》的结尾的问题在于，它提供的解决方案是缺乏普泛可行性的。不是每一个小学校都有一个“一根筋”的魏敏芝（她之所以坚持“一个都不能少”的前提也是偶然的），也不是每个孩子的走失都能得到电视台的关注。当然，大众媒体的介入是一件很好的事，它能够树立典型事件与典型人物，加深大众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度与参与度，但它不是一个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主体。
当将最后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搁在大众媒体上时，并且展现出乐观的心态时，这种希望就显得华而不实。张艺谋的问题，在于他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太轻省了，他非常迅速地把这个问题真正的严酷性给跳了过去，而给出了一个轻巧的答案。在影片中，魏敏芝坐在电视台的演播室里，面对着摄像机圆圆的镜头。这个镜头得到了两个特写，像是一种力量的源泉。但是，仅仅从“镜头”，就能够给出一个完美的结局吗？在媒体与个人的协作中，可以解决一些同样是“个人”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还需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加以审视。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一个都不能少》也理解为一部大众媒体的作品，在意识形态与现实、在大众媒介与个人之间，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那就不必苛责于它。——但是，如果一部大众文化产品，对于大众意识起到了误导的作用，那么其中的危险性，还是应当警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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