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电影《长安道》上映，讲述由一起国宝失窃案而引发的情感悬疑故事。影片采用非线性叙事方法，将剧情拆分成一段段故事来展现。大体观之，主线是警察赵红雨为调查亲生父亲万正纲的现任妻子林白玉，被警方安排前去其家中卧底，经过努力破案的故事；副线则采用倒叙方式，开头便点出赵红雨因公殉职的结果，之后再讲述她生前的故事，解开死亡之谜。
这部电影改编自海岩的小说《长安盗》，小说带有特定的文化主题和情感动力，改编成更加类型化的悬疑犯罪片时，难免存在着两种文化类型的转换。前者携带着上世纪80年代饱满的人文情感和人性挣扎，后者则更强调形式化的推理和跌宕起伏的故事。
“多面人”万正纲
片中，范伟所饰演的专家万正纲是位复杂人物，范伟评价说：“过去我演的角色，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是揣着糊涂装明白，但这个角色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和海岩原著《长安盗》不同，剧中的万正纲并不是个冷酷无情的惯犯，而只是个有知名度的教授，也因此，他的一念之差才更具张力，普通人的恶比惯犯的残忍更冷。
万正纲既是反复忏悔、渴望修复父女关系的慈父；也是唯唯诺诺、讨好妻子的丈夫；更是醉心于学术地位、爱惜羽毛的知识分子，是一位“多面”现代人。范伟正是把这种复杂演“活”了。他所代表的是一部分自私的中产阶级男性形象，功成名就时回头挽救亲情或爱情，然而内心更爱更在意的始终是自己的脸面、地位、荣誉，亲情、爱情不过是锦上添花之物。
“爱女儿”是万正纲最直接的身份形象。从父女相认到抱着满身是血的女儿跌跌撞撞跑向医院求救，这份爱显而易见，他渴望修复这段被他抛弃的亲情，与女儿重新开始。当他在警局第一次见到长大后的赵红雨时，忍不住看了又看，小心翼翼又手足无措；当林白玉和赵红雨产生矛盾时，一向软弱的他不惜顶撞；当赵红雨情绪失控要离家时，他慌乱着脚步，抓紧行李袋，恳求其留下。他带着女儿去看老房子，给她关于童年记忆的糖，甚至为了给女儿存下基金而参与文物盗卖。在赵红雨死后，他看着女儿的警察简历，整个人开始抽搐、发抖，痛到无声。
丈夫，是万正纲在影片中的另一重身份。早年，他为了林白玉抛妻弃女，现在却和林白玉分房而居，互为利用。林白玉是他的妻子、职业经纪人。前半段的故事里，万正纲看起来唯唯诺诺，哪怕是带着女儿回家也要轻手轻脚地脱掉鞋子，以免发出声响而被发现。当林白玉因为赵红雨的出现而大发雷霆时，万正纲也只老实地坐着，仰头讨好：“你每次发脾气，我都百看不厌；你美得不可方物，我不忍打断。”然而，这份顺从并非完全基于爱，当他得知林白玉和林涛有婚外情时，暴怒与报复便不在留有丝毫余地。
片中的万教授代表了部分中产群体的虚伪和软弱，导演形容说：“他绝没有勇气拿起枪，他只会捶胸顿足的指责所有人负他，他只会哭哭啼啼的乞求原谅，但是他还会假装无辜地断送女儿求救的唯一机会！”
道德挣扎与类型片套路
片中，万正纲和林白玉这对夫妻的感情正是推动万正纲行为变化的推手，正是林白玉的出轨，让他得以理所当然地走向犯罪的深渊。他尽可以只是与警方合作，将林白玉和林涛送进监狱，但随后他又自作聪明地与偷盗者合作，窃取文物。林白玉的背叛，似乎为万正纲的犯罪找到了一个理直气壮的借口。
学者是万正纲最在意的身份，他对羽毛的爱惜超过对金钱、爱情和亲情的在意。在他将赵红雨带回家中却意外撞见妻子和前来采访的工作人员时，他把亲生女儿说成是远方的亲戚，怕丢面子。当林白玉劝他参与文物盗卖时，他义正辞严，声称自己是学者，毕生理想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当他站在节目录制现场时，他感觉自己仿佛回到大唐，成为诗人、将军和帝王；当女儿为保护他而中枪，流血不止时，他恳求她的放过，哭求：“爸爸一无所有了，就这点形象了”，他没有杀女儿，但他选择断绝她求救的机会……
万正纲是软弱的，自私的。他有着自己的欲望，尽管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想安安静静做学问，但他的野心可不止于三尺讲台，他渴望学术被认可，地位获认同。即便到了最后，万正纲在监狱里仿若失心疯一样重复着与女儿小时候玩警察抓贼的游戏，也难以让人相信他是真的因为女儿的死而疯掉，或许这只是表象，深层次下，他是无法接受自己失去他最在意的脸面和地位。
可以说，这部电影成功塑造具有矛盾人性的万正纲形象，这种复杂的人性纠葛和道德审判与其说来自于犯罪类型电影的套路，不如说是以《便衣警察》《永不瞑目》《玉观音》等为代表的经典海岩剧的魅力所在，海岩喜欢在善恶、正邪的二元情景中设置出人性的两难，只是这种人性观和伦理观是上世纪80年代对政治和历史的特定解读，对于当下的青年观众来说显得有些隔膜。
文 | 邓淑蓉 张慧瑜
看看传统相声如何拿戏曲演员使“包袱”，就知道张云雷挨骂一点儿都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