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胡宜安老师的《生死学》选修课，出勤率最高时达八成。 （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1月14日《南方周末》，相关报道详见《淘汰大学通识“水课”：指挥棒不改，停课也没用》）
每年秋季开学，各个高校学生群里总会有一些对“水课”的热议，其中很多“水课”属于通识选修课程。
专业性不强泛泛而谈，没有学术意义，缺乏学校财政经费等支持……很多老师其实也不愿意承担通识课教学任务。
从2005年前后至今，过去15年可算是当代中国第一代通识教育。事实上，通识教育是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积极探索多种模式的通识教育，实践重点也从体系建构逐步转向质量提升。
怎样让通识课摆脱“水课”标签？南方周末记者约访多名研究者、授课者，探讨通识课程改革的难点与通识教育的本质。
陆一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雷生 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任军锋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委员会副主任
国懿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于闽梅 中国社科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魏老师 某高校艺术学部讲师
什么是“水课”？
看学习效率的转化
南方周末：怎么定义一门通识课很“水”？
陆一：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最早过分关注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理念，现在回过头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课程质量。保障通识课程的质量在学术和实践中都是一个挑战。
大学的一门课，过去单纯考虑教的问题，侧重点在教学设计上。展示怎么教，不顾及学生的学习投入与获得感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判断一门课是不是“水课”，更本质的应该看它能否让学生把课堂知识转化成积极有效的学习。
张雷生：客观地说，体现在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理念等各个方面。尤其在教学的很多细节可以反映出来，比如过去有的老师一个教案用好几年，现在是有的老师一个PPT就是在上课前把授课时间、授课对象、授课地点等信息简单地更新下，PPT满屏幕密密麻麻全是字，老师上课照着读，尽管有一定信息量，但没有教学意义。很容易形成“上课老师念课件、学生用手机拍课件，考试背课件”的怪象。
还有的老师，开一门通识课，除了第一节和最后一节自己上，中间每节课让一位外聘老师开客串。讲得也许很精彩，但实际上有多少转化成有效学习很难说。甚至有的老师，让低年级学生上课，美其名曰互动，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和印象。反正我很不赞成这种所谓的教学方式创新，毕竟对于很多新入学的学生而言，刚开始就是没有基础，就是来专门向老师学习的，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怎么能推卸教学责任，把课堂完全交给学生呢？
南方周末：有接受采访的老师认为通识课把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放在一起，泛泛而谈没意义。
任军锋：教师上通识课，要主动将学科意识转化成问题意识。有意识地克服人为的学科边界，把自己的学术视野打开。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放在一起，不一定就比专业领域的学生理解得浅。学生选择了一门课，教师不能令他们失望，不能沦为学生混绩点的“水课”。教师不妨让学生喜出望外，爱智毕竟是人的普遍本能。讲授过程中，老师要主动克服自己的专业傲慢，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深奥的学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是对有着专业背景的老师的巨大挑战，也是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需要努力形成的基本素养。
陆一：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同步教学，确实是通识课面临的一个现实授课难题。在顶尖的大学里，学生进入时应该已经具备一些非本专业的基础知识，至少有一定的整合不同专业知识的学习能力。而选拔性较弱的大学，需要老师做努力，帮助学生完成转化，使这些知识融会贯通。
造成这个系统性难题有一个现实背景。进入同一所大学的学生，理论上应该有相近的知识储备，但随着新高考改革带来的选科差异，可能造成知识储备差异化甚至部分空白。
一所学校以文理哪科见长，一贯而言还是有所倾向的。学校在开设公选通识课时，也会根据难易程度标注可选范围。以复旦为例，一个理科生选太简单的科普性公选课，学分是不被承认的。
国懿：通识课面对的学生更多，现在的学生水平也更高了，随时可以拿出手机、电脑检索你的授课内容，其实老师教学压力也会增大。像我的一门通识课《中国外交》，会讲到政治、对外事务、世界观等，备课授课压力很大。除了上课，课外指导、期末批改作业也会挤占时间，例如《中国外交》这门课就有300名同学的作业。
上一千学时通识课不如写篇论文
南方周末：为什么现在大学老师不愿意上通识课？
张雷生：不是所有教师都不愿上通识课，而是个别教师连课都不愿上。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校内部的资源分配问题，深层次而言更是考核体系的倾向性问题，目前高校普遍存在重视科研、轻视教学的不良风气。
举个例子，一位老师上一节课，课时内的工作量可能也就是20块钱课时费。但他去做个科研发表个论文，比如发一篇SSCI或者顶尖级的CSSCI，一篇奖励就是几万块。两万块钱的话就相当于上一千个学时。这种过于重视论文的科研GDP导向再不纠正，使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回归到正常合理区间的话，高校里面的“水课”或者说轻视教学的风气只会越来越严重。
于闽梅：通识课“水课”的存在实际上不一定是教学资源分配的问题，这涉及每个学校对课时量规定的不同。
像我们学校有课时量考核，老师的专业课时不够，便会需要开设一些通识课。因为还有科研的要求，专业课老师只要专业课上够就不会多开课。当然，也有些是在课时量够的情况下开设的，但实际上超课时量非常低，超课时量才加60-100元，而且通识课在课时量的核算上也比专业课低一个档次。
魏老师：学校教师最常见的岗位叫教学、科研岗，学校会要求老师一年完成多少保底科研任务量和多少保底教学量。完成保底教学量，一般会规定多少课时。老师的课时量达不到规定，基础绩效工资就被打折扣，有的老师是出于这个原因开公选课、通识课。
南方周末：从你的教学经验来看，通识课怎么上才不“水”？
于闽梅：除了课堂上对课程质量的专业要求，也会充分调动学生的讨论和参与。我在一门女性主义的通识课堂基础上创建了一个社团，并且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平时会鼓励学生就课堂所获得的性别平等以及性别反思训练的感想写作，发表出来。
总体而言，通识教育并没有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是变成了学生凑足学分的途径。我们在培养大学生时，要设想好他们需要具备未来公民应有的哪些素质，应该合理搭建通识课的构架，像包括阶层、性别、种族的教育占多少比例，但当前通识课总体上是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
例如就“性别”这一层面的通识课建设而言，西方做得很好，国内的“水课”太多，且这方面的启蒙做得还不够、不好，甚至有的开设“女性主义”相关课程的老师，在理论上都不能过关。
大学生应该在公共领域达到一个基本水平，所以应该设置一些必选的通识课，以此构建大学毕业生的知识框架。比如在西方，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课太难了，只能当作必选。
张雷生：通识课程也讲专业性，因人设课的现象应该渐渐退出，学生对课程和授课教师的评价也应该反映到课程质量中去。再者，还有些学校个别行政教学“双肩挑”岗位的教师，缺乏充足的备课时间和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为了评职称而向学校要课，客观而言，很难保证授课质量。
未来还应该放开通识课的市场竞争。从学校管理层面，应该从课程体系建设宏观统筹的视角，借助课程开设竞争手段，借助同行听课、公开课、学生评教、末位淘汰等奖惩机制，让那些真正有热情、有意愿、有能力、有基础的老师愿意来竞争开课，优胜劣汰的课程建设哲学下，“水课”的数量就会少一些。
魏老师：大学生本科四年，可能学校要求至少选八门或十门通识课，那么其中有三到四门对他产生一些教养作用，我觉得这个效率就可以接受。
也不能太理想主义，每门课都一定要让他有什么真正的学习收获。这对老师、学生，还有对行政部门来说，都不是很现实，如果非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付出教学资源投入等其他方面的成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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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 实习生 戴画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