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迈入21世纪时，可以说人类正面临着这个星球上史无前例的环境问题的挑战。主要由于人类的活动，地球生命面临着自6500万年前的恐龙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物灭绝问题。有人估计，如今每天约有100种生物灭绝，并且这一速度在随后几十年里还会再翻番。维持生命的物质，如空气、水和土壤等自然资源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污染。人口数量以指数的形式增长，1999年世界人口达到60亿，而直到1804年世界人口才首次达到10亿，可最近增加的10亿只用了12年的时间。人口增长率在某种意义上是降低了，估计下一个10亿会花15年的时间。随之而来的是自然资源持续的衰退和消耗。在世界范围内，将困扰后代的有毒废弃物会继续累积。世界野生区在被开发，森林被砍伐，湿地在干涸，山林被焚烧，草地被过度放牧。随着臭氧层的破坏和潜在的温室效应的加剧，人类行为正威胁着大气和星球本身的季节（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
上面一段话出自美国环境学家贾丁斯的《环境伦理学》，贾丁斯分析了当今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这些看法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方面的体会，随着消费社会的推进以及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城市空气污染加剧，垃圾生产量递增，一些反常气候不断出现（如过冷或过热），人们的生活质量正在受到影响。这些问题都和人们的生存环境有关，现代环境伦理学即是对上述环境问题与生态问题的反思与应对。
环境伦理学产生于20世纪初，是传统伦理学和环境问题相结合的产物。环境伦理学的酝酿和西方工业革命密切相关。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社会尚未出现明显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人开始大规模地改造和征服自然，由此产生一系列环境及生态问题，如大气污染、城市酸雨、有毒气体排放、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物种灭绝等等。这是环境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环境伦理学包含不同形态，其中较早产生的形态是美国的经济分析学派，又叫“人类本位论”伦理学，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环境学者威廉.巴克斯特（William Baxter）。
根据巴克斯特的观点，自然界没有独立价值，自然界的价值是为人类利益服务，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利益。这是“人类本位论”伦理学的基本观点。
巴克斯特引用了企鹅的例子作为论据，他指出：我的原则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企鹅。对企鹅、甜松或地质学奇观的危害至少是与人不相干的。在我的原则看来，企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喜欢看它们在岩石上蹒跚的姿态，我对为了它们的目的而保护它们不感兴趣。
上述看法反映了“人类本位论”伦理学的基本立场，自然界的生物没有独立价值，自然界的意义完全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人们保护环境也是为了人类利益，并非为了其他生物，如极地企鹅。
巴克斯特的伦理学也被人们称为“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需要为标准衡量自然界的价值。
巴克斯特提出的“人类本位论”伦理学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如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信仰。
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认为：植物活着是为了动物，所有其他动物活着是为了人类；驯化动物是为了能够驱使它们，它们也可以作为食物，至于野生动物虽不是全部可以食用，但有些还是可以吃的；它们还有其他用途，如衣服和工具可由它们而来；所以人们应当相信，世界不会没有任何目的的造物，自然界就是为了人而造的万物。
亚里斯多德思想对“人类本位论”伦理学产生直接影响：在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中，人是主人，自然界是客体，自然界的生物对于人类只具备工具价值和实用价值，仅此而已。显然，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无独有偶，基督教信仰同样持这种看法。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观点：上帝让人类统治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牛羊，以及所有的野生动物和地上所有的爬物；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祝福人类说，你们要繁衍生息，遍布地球，并且统治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以及地上所有能动的东西。
13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把亚里斯多德观点和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重新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托马斯.阿奎纳认为：我们要批驳那种认为人杀死野兽的行为是错误的看法，动物天生就是被人所用，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根据神的旨意，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动物，可以杀死也可以其他方式驱使之；上帝对诺亚说，如这些绿色的牧草，我已把所有的肉给了你。
《圣经》的描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从哲学层面阐述了上帝、人以及自然界的关系。在基督教看来，人和自然界的生物都是上帝的作品，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人的地位要高出其他生命；最终，人类有权利支配和统治整个自然界。
根据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看法，基督教信仰导致了西方文化“祛魅化”，使得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出现对立；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是西方自然科学产生的条件，从消极层面说，这是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产生的文化根源。
“人类本位论”伦理学代表了环境伦理学发展的早期阶段，自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环境伦理学又产生了其他一些新的形态，如“敬畏生命”伦理、“动物权利”理论、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及大地伦理学。
先说法国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伦理。
施韦泽是一位著名的生态旅行家，他花了很多时间在非洲偏远地区作旅游考察。作为当代生物中心伦理的先行者，施韦泽提出了影响甚大的“敬畏生命”哲学。
施韦泽认为，人们应当重建自然界和伦理之间的联系，承认自然界的生命皆有价值，人类只是地球生命群体的成员之一。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命体验：在带有一丝神秘气氛的日落时分的非洲，我们正在一群河马之间乘船逆流而上，在我的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敬畏生命！
施韦泽认为，“敬畏生命”是人类的基本道德感情，这种情感包含恐惧、迷惑、好奇等多种成分。他说，现代人应当转换生命观念，把“敬畏生命”作为新的道德意识：人们看待其他生命如同敬畏自己的生命一样，体验其他生命如同体验自己的生命；人们要接受生命之善，维持和改善生命，培养自然生命的最大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施韦泽提出的“敬畏生命”伦理不是某种具体的行为规范，而是代表一种道德态度；并非着重回答“我该怎样行”，而是回答“我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换言之，施韦泽的生命伦理更看重人的道德品质——一种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的思想意识。
其实，早在施韦泽之前，法国的卢梭、美国的梭罗也已经提出尊重自然的生命伦理，这是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重要源头。
卢梭认为，现代科技和艺术导致了西方文明的腐败以及人性堕落；为了恢复自然、单纯的人性，西方人应当舍弃科技、艺术，回归大自然，接受大自然的熏陶和培育，这是改善西方文明和人性的唯一方法。
卢梭在《爱弥儿》《新爱洛伊丝》等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自然主义理想。他认为，孩子的教育离不开自然美，离不开对自然生命的感悟和欣赏。卢梭的浪漫主义是西方自然伦理观的重要起点之一。
除卢梭以外，美国博物学者梭罗也提出了“敬畏自然”的生命伦理观。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生活过一段时间，回到城市后，他结合自己的自然体验，创作了著名的《瓦尔登湖》。这部书文笔优美，感情真挚，描写细腻，充满诗情画意。如梭罗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经历，刻画了许多小动物、小昆虫、鸟类、鱼类的生活细节，该作品的文学性和哲理性都很突出。
梭罗想告诉人们一种深刻道理，人和自然界相处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经验；观察、体验自然之美是一种快乐和享受；人与自然生命为伴是一种高尚的情感。总之，人的生命源自大自然，应当回归大自然，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和快乐。这是《瓦尔登湖》一书的核心主题。
卢梭和梭罗提出的浪漫主义理想，对西方自然美学和环境伦理学产生重要影响，也是西方生命伦理思想的重要起源。
接下来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动物权利”理论。
西方“动物权利”理论产生于美国，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生物学者汤姆.里根。汤姆.里根引用过一个经典例证，在西方生物学界反响甚大，这个事例和美国饮食文化有关。
根据汤姆.里根的介绍，许多美国人喜欢吃一种嫩牛肉——小牛犊肉，这种小牛犊肉的生产过程非常特殊：一只牛犊出生后要单独管理和饲养，从牛犊出生到被宰杀大约一个月左右。在牛犊饲养过程中，饲养员不能给小牛犊提供普通饲料，只能喂养特制的流质食品，目的是减少牛犊的铁质摄入，保证牛肉颜色的浅白色。
汤姆.里根认为，上述过程严重侵犯了牛犊的生命权利，违背了动物伦理，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行为，应当禁止。在汤姆.里根看来，所有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都有生命的权利，拥有生命发育的自由空间，应当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保护。
汤姆.里根坚决反对人们随意、粗暴地对待动物，比如用动物进行科学实验，把动物圈起来供人观赏和娱乐等。他指出，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具备感知能力，可以感受自身的愉悦或痛苦，这是动物的生命权益，应当得到尊重。
在以汤姆.里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运动的反对声中，美国的一些嫩牛肉生产企业，调整了牛肉生产理念，制定了“追求最小化痛苦”的生物学标准，这是美国“动物权利”运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美国环保运动起步较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写了一部重要著作——《寂静的春天》，该著作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是美国生态环保史上的重要事件。该著作主要针对美国农业广泛使用的杀虫剂——DDT，反映了DDT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卡逊指出，DDT的大量使用，导致许多鸟类死亡，如麻雀、黄莺等，原本生机盎然的春天缺少了鸟儿的鸣叫，这是自然环境的悲哀。《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名字即来源于此。
卡逊的环保呼吁引发美国舆论高度关注，美国政府后来出台相关法律，彻底禁止了农药DDT的使用。这是《寂静的春天》一书的胜利，也是美国环保意识的觉醒。
除上述理论外，环境伦理学还和保罗.泰勒(paul Tayior)的生物中心伦理密切相关。泰勒是美国环保学者、哲学家，他在《尊重自然》（1986年）一书中提出了生物中心伦理。
泰勒认为，人和其他生物之间存在道德关系，这种道德关系的基础在于生物本身拥有的固有价值。泰勒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一，所有的生命个体都有自身的善；二，每个物种都有明确的生物本性，此本性决定了该物种的善；三，拥有自身的善使得一个生物可以成为人的“责任客体”（道德关怀对象）。
泰勒用事例说明了拥有自身之善的生命和没有自身之善的事物的重要区别。他说，儿童有其自身的善，一堆沙子无所谓善与不善；儿童可以从父母的教育中受益；一堆沙子无法以任何方式受益。
泰勒的核心思想是，所有生命都有自身的价值，这种固有价值包含特有的生命信息和遗传密码，决定着生物的行为特性和目的，即生命的生长、发育过程，泰勒称之为“生命的主体性”。泰勒认为，“生命的主体性”包含生命的目的性和方向性（一如亚里斯多德的生物学观点），这就是生命的内在价值，应当得到人类的尊重和保护。
为解决人类需要和其他生物需要之间的矛盾，泰勒提出了五大法则，即无毒害法则、不干涉法则、忠诚法则、重构公平法则、自卫法则。所谓“无毒害法则”是指人们不要任意伤害生物；“不干涉法则”是指不要轻易干涉个体生物的自由；“忠诚法则”主要适用于野生动物，如不要以设陷阱的方式欺骗和背叛野生动物；“重构公平”是指补偿或修复对其他生物造成的伤害；“自卫”法则是指当非人类生物的利益威胁到人类利益时，应当优先满足人类的利益，比如某人杀死了一头袭击他的熊，人们用药物杀死某些感染性的细菌微生物，这些做法都是合法的。
泰勒特别指出，当人类的非基本利益和非人类的基本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审慎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应当随意伤害其他生命。比如人们杀死水牛，利用水牛皮制作时尚的皮鞋和手提包，这种做法就应该禁止；因为皮鞋和手提包属于人的非基本利益，水牛的生命属于基本利益，前者应当服从于后者。
无论汤姆.里根的“动物权利'理论，还是泰勒的"生物中心"伦理，它们都有一共同点——强调保护生物个体，没有顾及到其他非个体存在，如物种、生态环境、生态系统，这是早期环境伦理学的局限性。现代环境伦理学的第二阶段是生态伦理学（包括大地伦理学），这种伦理学突破了生物个体主义的局限。
现代生态学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由德国生态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创立。海克尔将两个希腊词——Oikos（意思是“家用的”）和logos（意思是“研究”）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新词语——ecology（生态学），意思是研究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海克尔认为，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生物个体主义，不是单个的生命，而是生命和环境之间的整体联系，即生态学家们所说的“生态群落”、“生态种群”或“生态系统”，这是生态学的基本概念，生态伦理学即建立在生态学的思维模式基础上。
根据生态伦理学的观点，自然界的生命和其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彼此无法分开；尊重生命即是尊重大自然，尊重生命存在的整体环境；比如河流、山川、湖泊、草地、海洋、沙漠、大气层等，都是生命存在的生态环境。这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立场，也是生态伦理学的分析方法。
从外延上看，人类生活的最大生态系统应当是地球，这是更高级别的生态系统，其他生态系统都是地球的子系统，如河流、海洋、陆地等等。根据这种理论，人们应当保护所有的自然环境，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地球自然界，这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和家园，容不得半点懈怠。
从伦理层面看，生态伦理学大大拓展了环境伦理学的外延及范围，把人类生活的整个自然界——地球包括在内，这是环境伦理学的巨大进步，也是人类道德关怀的最大外延（到目前为止，人类尚无办法干涉地球之外的其他星体，如太阳、月亮）。
传统伦理学只是把人类视为道德关怀的主体，而把整个自然界以及其他生命形式排除在外，这是传统伦理学的一大局限，应当改进和超越。换言之，环境伦理学突破了传统伦理的拘囿，把整个自然界以及其他生命形式作为道德对象，这是传统伦理学的提升，也是人类道德意识的重大进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环境伦理学还提出一个代际问题：当代社会所产生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是否应该留给下一代人解决？如果留给下一代解决，当代人是否逃避环境义务和环境责任？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不把环境问题留给下一代人解决，当代人又当采取哪些措施防止环境污染进一步扩大？比如全球治理。
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看，自然界及其他生命形式既是人类利用的物质资源，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同时，自然界也是人类的邻居和朋友，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如精神价值、象征价值、审美价值、娱乐休闲价值等。据此，人类不应当把自然界仅仅当成工具或手段，应当以平等、友好的态度看待大自然，和大自然保持亲近、和谐的关系，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建设美好的绿色家园。
从文化比较层面看，早在西方环境伦理学产生之前，中国古代文化就已经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现在来看，这种思想没有过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无论儒家的“道德之天”还是道家的“自然之天”，中国文化始终把“天地自然”视为生态整体，人的生命只是天地万物一分子，和其他生命形式融为一体。用宋明理学的话说，这叫“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用道家哲学的话说，这叫“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例如中国古代艺术从来不把自然界视为“死的”物质（没有生命），而是看作有生命、有灵气、与人共处一体的自然整体——生态整体，这是中国文化的生态世界观。
比如中国古代山水画，喜欢把自然界的山川、河流、林木描绘的非常突出和醒目，而和人有关系的事物反而显得很不起眼，如桥梁、房屋、行人等（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
在中国文化看来，天地、自然为“大”，人的存在为“小”，人和万物融为一体，共同构成自然界整体，这个整体便是生态学和生态伦理的世界——生态世界。这是中国文化的优点，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如果西方环境伦理学能够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一定会获得更多、更大的启发。
总之，环境伦理学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历史演变的一面镜子。环境伦理学告诉人们一个普遍道理，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地球是人类生存的共同家园。所以，我们要热爱我们的自然环境，保护我们的家园，这既是人类的道德义务，也是人类的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