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读：
随着历史的时间轴进一步向近代社会拨近，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等这些已逐渐不再是统治阶层的“专利”，客观上讲，这是历史按正常顺序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为了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统治者们通常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将这份“专利”设置好一道又一道“防线”，以供自己常年名正言顺地不劳而获提供军政实力支持。但尽管如此，仍免不了被一些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们涉足，为此，打压知识分子便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历代君王不可推卸的职责。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时代，统治者与知识分子们之间的硝烟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偃旗息鼓过，这一道理在离近代社会最为接近的清朝时期反映得尤为明显。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苏州“奏销案”简介
在上一篇文章关于江南奏销案：是满清统治者的“一时冲动”还是“蓄谋已久”？当中，笔者已经向读者朋友们简单讲述了一下清朝初期发生在江南一带的“奏销案”，并详细分析了一番关于此案背后的“故事”。读过笔者上一篇文章的朋友们应该都清楚，所谓“奏销案”，其实自始至终都是满清统治者借机向江南绅衿们发起的一次挑战。顺治末年，已成功夺得中原统治权的满清统治者内心十分清楚，想要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就必须要先稳定住经济繁荣的江南，而稳定住江南的前提就是要牢牢地控制住江南一带的绅衿地主，为此，满清统治者借清理赋税积弊的名义对江南绅衿地主们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打压事件，即“奏销案”。
继“奏销案”之后，尝尽甜头的满清统治者转而又将目标瞄准到了江南知识分子头上，并伺机采取下一轮的打压行动。苏州“哭庙案”即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一触即发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江南“奏销案”是导致苏州“哭庙案”爆发的直接原因。
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述，公元1658（顺治十五）年五月，为了彻底改变江南士绅地主倚势常年拖欠朝廷赋税的不良局面，顺治帝下令清查江南一带历年拖欠的赋税数目，并让地方官员采取有效措施催征钱粮，缓解国家财政压力。顺治十八年，一道更加严厉的谕旨被朝廷予以下发。显然，此次朝廷对催征江南一带拖欠钱粮一事引起了重视，一场江南绅衿与满清统治者之间的血雨腥风即将被掀起。
朝廷的命令传到了江苏吴县，时任吴县知县的任维初为了完成朝廷下发的任务便对一些拖欠赋税的当地士绅穷追严逼，甚至滥用私刑。据顾公燮所著的《丹午笔记·哭庙异闻》记载：
欠数金者，责二十，欠三星者亦如之。责稍轻，反责隶。有痛而号呼者，则怒，令隶扼其首，必使无声。故受责者皆鲜血淋漓，俯扶而出，不能起立。自是以后，待杖者逡巡不敢上。
与朝廷强行催征赋税同时发生的还有顺治帝的驾崩。
公元1661（顺治十八）年二月，时年24岁的顺治帝薨。次月，有关顺治帝驾崩的哀诏传到了苏州。按照苏州一带的惯例，凡帝王驾崩后地方政府需在当地文庙设立灵堂，以供当地的官员和百姓吊唁，是谓“哭庙”。
三月四日，以倪用宾、今人瑞为首的一批生员聚于文庙为顺治帝“哭庙”。随后，诸生向时任江宁巡抚的朱国治进呈揭帖，控告知县任维初贪赃枉法，盗卖常平米仓米千余石并分摊到各户补齐。事实上，任维初盗卖常平米仓粮食一事早就引起了当地百姓的不满，但碍于种种原因此事并未挑明，直至任强行催征赋税，对拖欠赋税的绅衿严刑拷打，致使围绕在其身上的这一系列行为成为了“哭庙案”的导火索。然而，为了避免事态扩大，朱国治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聚集在文庙“哭庙”的生员一一逮捕。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知县任维初也被予以拘审，最终生员控告任维初的揭帖被证实，知县任维初确系盗卖过常平米仓粮食。然而，巡抚朱国治却将此事以“震惊先帝之灵，聚众倡乱，摇动人心”为名上疏朝廷，最终朝廷将参与此事的生员全部定为死罪。据史料《研堂见闻杂录》记载：此案“重辟者七十人，凌迟者十八人，其余绞者数人。”
02、为何说“哭庙案”是满清统治阶层“官官相护”的一次真实写照？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就此案的发生过程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如前所述，“奏销案”是导致此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朝廷以催征拖欠赋税为名发起的“奏销案”，才导致了江南绅衿们的强烈不满，而知县任维初盗卖粮食一事则仅仅是这些原被打压的绅衿们向统治阶层正式发起反抗的一个导火索。因此，从这一角度上看，任维初的种种不良做法在整个过程中除了加速了案情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真正影响到此案正常发展的人则是江宁巡抚朱国治。
提到朱国治，相信大部分读者朋友都会想到陈道明老师主演的《康熙王朝》，不错，此人正是电视剧中那个手刃子女、跟吴三桂正面硬杠的大清忠臣云南巡抚朱国治。但电视剧终究是电视剧，切不可与正史混为一谈。回到正题，笔者为何认为朱国治才是影响到此案正常发展的人呢？首先，任维初作为吴县知县，其权力从表面上看是来自于朝廷，但实际上则是由江宁巡抚直接支配的，毫不夸张的说，任维初的一言一行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受命于巡抚朱国治的，史料中对于任维初盗卖粮食的具体审问细节也存在相关记载：
任维初供认“本官粜米与书办无涉，但所经手者止四百石，得银三百二十两，与本官是实。”问：“为何私自转卖粮食？”任说：“犯官到任，止二月，抚台索馈甚急，故不得已而为之耳。”
朱国治
显而易见，随着案件的进一步深入，巡抚朱国治与任维初盗卖粮食一事是脱不了干系的。但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深知朝廷风向的朱国治便立刻以“震惊帝灵，聚众倡乱，蛊惑人心”为名将此事进行上报。在此之前，清政府已明令禁止民间结社订盟，更何况此次参与结社订盟的成员还是朝廷刚刚予以打压且仍存戒心的江南士子。由此可见，朱国治在书写奏折之前就能预料到此案的后果。
其次，站在朝廷的角度上看，这群“哭庙”的文人秀才们也是难逃一死的。因为历经“奏销案”后的江南绅衿其政治立场仍未达到满清统治者想要的局面，而对这些人的进一步打压则恰是满清统治者下一步所要实行的计划，因此朱国治的奏疏可谓是正符合满清统治者的胃口，这也是此案案情发展速度之快的一大重要原因，至于这群文人秀才们是否真正参与了结社订盟聚众倡乱对朝廷而言并不重要，杀一儆百、断绝江南士子对先朝的眷恋从而进一步统治江南才是满清统治者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死几个文人秀才又算得了什么？
金圣叹（“奏销案”遇难的秀才之一）
纵观整个案件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朱国治对知县任维初的包庇（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当场逮捕进行“哭庙”的士子）、朝廷对朱国治的包庇以及由知县到巡抚之间的党同伐异，三者之间可谓是衔接得天衣无缝。由此看来，说“哭庙案”是满清统治阶层“官官相护”的一次真实写照一点也不为过！
03、“哭庙案”总结
在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之下，恰逢“奏销案”、“哭庙案”以及“通海岸”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发生，其间不乏掺杂着浓厚且复杂的政治因素。而在国破家亡之际，饱经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秀才们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能够毅然起身与统治者作斗争，踏上反清的道路，此举看似难以置信，但正如文章开头所说或许这便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即“政治”不再属于统治者的“专利”。
参考文献：
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
周志斌：《论清初苏州的“哭庙案”》
赵践：《清初奏销案发微——从清廷内阁中枢一个文件说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