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空前的发展，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海外贸易的发展，新航路的开辟以及气象观测用于航海，使海上的交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沿海各大港口通往南洋、印度洋以及日本、高丽的海上交通十分兴盛，大大超过了前代。这又为宋元时代海外交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中国的海运和航海事业从此走向了兴旺发达的时期。
唐统一中国后，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出现了开元天宝年产的经济繁荣。经济的高度发达，推动了国内都市的繁荣和港市的发展。当时海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沿海的一些港口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除历史悠久、商业繁盛的广州、交州之外，扬州、明州也是唐代著名的海港。港口的码头等建设也大为发展。
广州：大唐第一大海港
广州面临南海，“地当要会，俗号殷繁”。自古以来是闻名遐迩的中国与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城市之一。唐代在广州始置市舶司，沿至宋、元、明三朝，中间虽有起落，但历时约1000年。在此期间，广州市舶司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西亚、东非和西欧通商的主要管理机构。在中外航海交通史上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唐代贾耽在贞元年间（758—805）所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载有“广州通海夷道”。把由广州经海道到波斯湾头的乌刺（奥波拉），和由东非三兰（桑给巴尔岛古贾或者附近大陆）到乌刺的海上航路叙述得系统分明，十分周详。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木·郭大贝撰的《省道志》中也记载着从波斯湾向东到中国的航程。“从占婆首先抵达的比景，水路或陆路各相距100法尔申。在比景，有中国筷铁、瓷器和米，是一大商埠。从比景到广府，航海四日可达，陆路则需二十日。广府产各类水果、蔬菜、小麦、大麦、米和甘蔗。由广府八日到越府，物产和广府无甚差别。”《唐语林》卷八云：“凡大船也，每岁至广州安邑。役奴婢，以据舵楼之下。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安邑。狮子国船最大，梯上下数丈，皆积为货。至则本道辐接，都邑为之喧。”其热闹拥挤的场面，跃然纸上，商货之多则“瑰宝山积”。据《瀛环志略》载：“唐以后，市舶磨集于粤东。”唐朝时，乘海舶来华传教的外国僧人和赴东南亚、印度等到地的中国僧人都是以广州为起讫点。
唐时由广州至海外务国的航线大体是从广州起航，到中南半岛沿海各国和印尼群岛。出马六甲海峡后至印度及以西阿拉伯各国。这在贾耽所撰的《广州海夷道》中记载得非常详细。由于唐代经济有较大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发达，与阿拉伯人极力向东方拓展商品交易航线相结合，开创了这条通往阿拉伯世界的海上交通干线，以此沿线分航到各地通商口岸的更是不可胜数。这些国家都有直接和间接与广州进行了通商。“舟行所聚，洪剜巨舰，干舶万艘，交货往还。”当时来到广州港的有南海舶、昆仑舶、婆罗门舶、狮子国舶、大食舶、波斯舶、番舶、蛮舶等到各种不同名称的外国海舶。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海外贸易兴盛的历史条件下，唐时为了加强对广州外贸的管理，专门在广州成立了市舶司。
广州海外贸易历来都很兴盛。吴晋之后，居官广州的多百计搜刮，而且挟资兴商。梁代的广州，“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贸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唐代广州刺史、都督、节度使率先敲剥，“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它们的办法是，海舶泊岸，帅府“贱售其珍”，或“兴利以致富”。王愕当时是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他靠着搜刮起家，大作生意。《新唐书·王愕传》记载，“愕租其座，榷所入，与常赋好，以为时进，衷其余悉自入。诸蕃舶至，尽有其税，子是财蓄不费，日十余腹，载皆犀象珠珠，与商贾杂出于境。”唐朝在广州专门设立了市舶使专管海外朝贡和对外贸易。管理市舶官员的品行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来广州的舶数，封建王朝的官吏们大多是贪得无厌的。有不少在广州的官员，乘机从海外商舶中搜刮以饱私囊。唐朝政府有鉴于此，对出任广州要职的宫员进行了严格的挑选。认为“若岭南帅得其人，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帅常重于他镇”。
823年（长庆三年），当工部尚书郑权赴广州任岭南节度使时，“将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诗者，咸相率为诗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恩韵。”因这位功臣，家中有数百人，南昌无数之宅，“屋以居”。市舶使的设立，我们要追溯到开元以前。市舶使这个名称，元和年间（806—820）时改称为蕃舶使。它以押蕃舶使地位仅次于节度使，而市舶使是州设官员，二者是隶属关系。市舶使在地方上属于佐治。唐代诗人柳宗元在《马君墓志》中说：“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蕃舶使、经略副使，皆所谓职。”押蕃舶使是中央统一任命的。它的职能是总管外事，但是地位却是在经略使之下。
在8世纪中叶，出入广州的外商海船特别多。鉴真和尚在公元750年从海南岛到广州时，见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载有香药、珍宝等货物。从广州启碇的华船，通航于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公元756年安史之乱起后，五岭动荡，广州外贸一度衰落。763年宦官吕太（广州市舶使）起兵作乱，曾占据了广州，但不久被平服了。769年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观察的李勉方到广州，西域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到了755年他回到长安任工部尚书时，“末年至者四千余”。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当时抵达广州的船只，每日平均有40艘左右。若以最宜返回的旧历五、六两月计算，广州每日约有60多艘船进港。固然多数是由本国出航的船只。
到了8世纪末，广州外贸大有减退。贞元间，海舶多转往交州。贞元八年（792），岭南节度使经略使要求在安南都督府增设市舶中使统一管理。“岭南节度经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进奉事大，实惧阙供。臣今欲差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与臣使司同勾当，庶免隐欺。”这一建议，被陆资劝阻未能通行。对来到广广州、贩运外货的商船意图搜刮，致使广州外贸中衰的情况，由8世纪90年代·直继续到834年。这一年（大和八年）文宗李昂发布“病愈德音”，“不得重如率税”。
因此，广州贸易重新振兴。当时的广州又早现一片中外商船云集、外同货物荟萃的繁华景象。879年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广州时，据阿布宰德·哈桑的记载，被杀的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袄教徒便有12万人。从此广州再次衰退。以后四五十年内，从广州出海的华船营运范围也紧缩一一到仅至马来半岛的箇罗为止了。
交州：大唐第二大海港
交州港，伊德里在1154年写的《旅游证闻》（又称《伊德望西地理志》）中有记载。166年马克·奥于略派遣的罗乌使者便在这里登岸，进入中国。自从1世纪末通过零陵、桂阳的峤道修通后，交州不但有海路可通闽广，而且也有陆路可以翻越南岭北上。南朝以后，交州在海外交通中的地位也相应增高。刘宋时出现“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局面。南齐时，更以交、广并称。“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壤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韧积王府”。到了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唐代，交州的繁荣更是与日俱增。公元八九世纪以来，广州和交州在对外贸易中常显出交替兴衰的局面。这时封建言吏们贪得无厌之心，正像陆势在《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中所说的“侵刻过深”，而常造成贸易上的“诏携失所”。外国舶货进港，按例既有下碇之税，又有“阅货之燕”，更有收市、进奉层出不穷。于是海外贸易就近转往交州卸货，交州因此成为繁盛的口岸。开元（713-741）、长庆（821—824）年间，已成定局。所以成书于元和（806——820）时的李肇《国史补》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
扬州：大运河上的海港
唐朝曾在扬州设置了都督府。它的治所在江都市。所以至此江都名扬海外。扬州所处的地理位置系长江下游，离海口特别近，并和帝国的心脏中原地区有大运河贯通。高丽、新罗和日本贸易船经常以这里为目的港，与中国进行贸易和通使。同时它又是阿拉伯、波斯商人经常出入的地方，8世纪时有几千人之多，唐朝的扬州，其情形近似我们现在的上海所处的位置。虽然它仅次于广州，但就国内市场论，可也算得上是东南第一商埠了。“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南而蜀次之也”。扬州在唐时是东南交通焦点、长江流域物资的总汇之所。这里一方面是原料产品集散的市场，是盐、铁、茶、丝棉、药材、珠宝等转运的中心。另一方面又是原料加工制造的手工业都市。著名的手工业有铜器制造业、丝织业、制糖业和造船业等。丝的产地在这个时候已经逐渐开始南移。太湖流域的产丝情况大致和现在相似。而当时江南丘陵地带产的茶，越州、婺州、寿州、洪州等地的瓷器，大多都是以扬州为买卖市场，而且它又是日本入江的大门，从广州到长安的中点。因此胡商云集，成为唐朝一个相当繁荣的国际市场。
明州：对日交流启碇港
明州即今宁波，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地处祖国东海之滨，航道四通八达，海外交通非常便利。早在3000多年前夏代少康时期，它隶属于古扬州之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正是建立鄞、鄮、句章三县，属会稽郡管辖。隋代时又把鄞、鄮、句章三县与附近的余姚县合并起来，统称为句章县。唐初改为鄮县，后又称明州。宁波是中国开展海外贸易较早的港口城市，和世界各国进行通商贸易已有两千年之久。
宁波港的形成是由其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以及一些人为因素造成的。它地势平坦，寒燠均匀，雨量充足，四季也较为分明。港口长年不结冰冻，舟山群岛就屏列在它的东北方。西南方向连接四明，天台山脉，姚江奉江汇合成雨江后经此出海，航道非常畅通，物富民阜。
宁波在中国古代就是重要的海港、军港和造船场所，宁波海运早在前10世纪即有一定的基础。“成王时，于越献舟”。“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故也”。宁波市的确是中国造船与航海的发韧地之一，晋朝陆云说：“始皇南巡，登稽狱，刻文石，身在邬县三十余。”据说秦始皇为了求长生不老之药，曾在第县逗留三十多天。据《宁波府志》记载：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蓬莱神仙及仙药，止此洲不还。宁波又是中国海军史上最早的军港之一。汉朝的舟师（海军）行动，大多在宁波港启程。“东越王余善反，遗将军杨仆将兵讨之。仆遗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自会稽浮海，求夷洲及洲。”夷、亶洲上指的日本西南部岛屿和中国的台湾。
在唐朝，浙江经济的迅速发展，商品经济日趋繁荣，给宁波的海外贸易打了坚实的物质基础。782年至1191年这300年间，根据有关专家统计，宁波海外贸易情况是：中国商人李邵德、李延孝等商团由明州启程，往来于日本达100多次。平均3年往返日本一次。中国商人给日本带去了大量的瓷器、书籍、药品等物品，又从日本带回了砂金、水银等。公元839至907年间，日本商船停泊中国苏州、温州、广州、明州为最多。这些我们可以从现在日本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仅日本鸿胪馆遗址出土的宁波青瓷就有二千余片。在宁波和义路古代海运码头出土的大批精美青瓷，当时就是准备远销国外的。这些充分说明明州所产的青瓷已成为唐代宁波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品了。唐代明州还是日本遣唐使主要登陆港口之一，与日本人民友好往来较为频繁。阿倍伸麻吕和名僧最澄法师都是从宁波港回国的，至今日本还保留着当时明州刺史孙楷在贞元二十年（804）发给最澄法师来天台山国清寺取经后返国所开具的牒文。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也常将出国时带来的物品和明州当地居民“私相交易”。日本人在明州起航回国时，总是带回许多中国的物品。日本政府为此还专门设了官市，允许他们贩卖唐朝的货物。
由于宁波所处有利地理环境和其他一些有利条件，唐朝时代的海外贸易已经相当发达了。唐以前宁波没有专门的市舶机构，从唐代起方才有市舶司的设置，当时称明州市舶司。唐代海外贸易渐兴，有“市舶使之设，置务于浙，鄞亦隶属焉”。当时从宁波登陆进行朝贡和贸易的除日本、高丽外，尚有南洋的一些国家。
其它小港口
除此以外，当时北方主要海港有淮水入口附近的楚州、山东半岛的登州和莱州、渤海湾北部的乎州以及辽东半岛的南端的都里镇。其中，最为重要的港口是登州港。
唐代的登州港组成部分有：芝罘、龙口（今姆岛附近）、镆鋣（今荣城赤山镆鋣口至石岛附近）、成山等港。这些海港向北可以通辽东半岛，向东可达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向南可连接中国南方诸港。北方海港由此形成了两条海上航线：一自登州经渤海、高丽到日本；另一是自登州经楚州、扬州至南方诸港。对这两条航线，《日本书经》、《入唐求法巡礼记》和《新唐书》等书中均有记载。《新唐书》记载道：“边州人四夷道里，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我乌湖海至马石山之都里镇二百里。”唐代朝鲜半岛上南为百济、北为高丽、东为新罗。
以上这三人小国曾于唐武德二年（619）至唐总章元年（668）间的49年中，向唐朝派使者34次（其中高丽11次，新罗13次，百济10次）。7世纪末新罗统计表朝鲜半岛后，又向唐朝派遣使者达26次之多，新罗使者海上来往的航线，系由高丽经渤海在山东登州登陆：据《渤海国长编》中记载：“新罗使必由海道以达登州，又为向来必经之程……渤海之使即在一地登岸，再由此转赴唐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