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根本症结，既不是玄宗的政治把戏的高明或拙劣，也不是安禄山个人品格的阴险或者磊落。
造成安史之乱的，也恰恰是造就盛唐的那个东西：城傍。
城傍，就是将被征服的草原部落打散部落统属，安置在边境附近草场的族群。
他们同样是唐帝国的子民，甚至不是简单的羁縻。他们缴纳很少的物质赋税，但是负有承担军事征调的义务。
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仍旧保持游牧色彩，但是在军事组织和部族内的人际关系上，则出于唐帝国的军事需求，而被严密的组织化了。
唐帝国在军事上的能量，和它整个国家的经济能量、财政能量是不匹配的。我们把一个国家看成一个机体，经济能量可看作机体所能获取的食物总份额，财政能量可看作机体所能实际吃掉的份额，军事能量可看作机体能将所吃掉的东西转化成四肢力量的份额。
唐前期国力、财力均不如前隋，但是他的军事征服却陡然特出，即便放在整个古代史上，也是难以复制的。这就好比一个人在食物匮乏的环境里长期徘徊在温饱，但是却四肢健壮，甚至能猎熊博虎，不奇怪吗？
原因就在于：城傍。
军事力量，简单讲：就是我能提供多少物资，然后这些物质能招募和训练多少高质量的战士。
游牧民族进行军事征调的成本极低，士兵的军事训练成本极低，但是军事组织的效率低，协同作战的能力低。
汉族进行军事征调的成本高，士兵军事训练的成本高，但是军事组织上更成熟，各部队协同作战的军事指挥能力更高（在成熟的汉族军队框架内）。
城傍和唐帝国的边境军事体系一结合，一下子就取胡汉之长，避胡汉之短。用成熟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指挥系统，来统御质优价廉的城邦兵，造就了汉民族政权的扩张奇景，这也是造就盛唐的最重要军事支柱。
唐帝国因为在前期面临巨大的边境军事压力，放权给地方长官，征调外族士兵。因其族群的特殊性，难以用中央集权的严苛办法来层层监督。地方军事长官为了笼络这些城傍，玩玩结为义子，安禄山如此，仆固怀恩也是如此，郭子仪虽然不认义子，下属们却叫他爸爸。
这其实是为了借用胡兵之力不得不做的妥协，唐帝国在前期边境军事管理上，始终未能实现精细化管理，原因也在于胡兵作为唐帝国的军事基本盘，装不进那么严苛的科层制体系里。
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安史之乱，安禄山不仅仅是作为三镇节度而反，他是作为三镇城傍的军事头目而反。被裹挟着进入河北地区的，何止是藉册上的十八万兵。
可以看到，不仅仅是安史叛军，即便是郭子仪、仆固怀恩的朔方军，其作为一个整体，对唐帝国的忠诚度也要打个问号。安史之乱，暴露的问题就是：这些唐帝国倚重的优质兵源，从族群文化上和组织结构上，都不能被中央集权体制控制。也就注定要成为中央集权的肿瘤。
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来讲，这个肿瘤是历经河北藩镇、唐末混战、五代更迭，最终将胡兵一半物理消解（战争损耗）、一半化学（长期胡汉杂居）消解，才最终祛除。
为了一百年的璀璨，赔上了二百年的萧索。这两个时间段的分界，就是城傍的反噬：安史之乱。
联系当代时政做些扩展：
一，玄宗任用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不能全归咎于懒政。而更应归咎于唐王朝的财政制度的落后与唐王朝庞大的边防需求的矛盾。而安禄山的个人能力，则能在制度变革之外，暂时性的缓解这个矛盾。具体讲就是：安禄山成立了北方商贸公司，遍遣商胡到内地各省去经商，岁输珍货百万以养兵。这个制度之外的办法，解决了北方边疆的财政紧张。安禄山早年的牙行经历和他的个人商业头脑是当时的边帅中无可替代的。于此同时，朔方节度使张齐丘因为发放粮食失宜，被军士殴打，好似明代光景。 中央政府需要军队，又养不活军队，于是允许军队经商，然后导致军队失控，这是二十世纪都不能避免的事情。
二，安史之乱之前，唐王朝的用人机制不是科举，而是军功爵制度。这个制度客观上导致了唐王朝军队数量的激增。而为了养活这个庞大的群体，玄宗开始用李林甫宇文融杨国忠杨慎矜杨钊这样的理财技术官僚来进行财政管理，简单来说就是在农业税之外搞花样，这个人思路是对的。按照这个思路开展下去，必然是技术官僚上台，扩张税源，同时抑制边疆军队膨胀，进行一定的军事收缩，从而实现收支平衡。不然，以唐王朝的军事扩张，会形成今日美国的局面：军队势力尾大不掉，罔顾美国实际的战略需要，在海外进行没有必要的战略扩张，导致军费激增，形成美债危机。
三，城傍既是唐王朝军功爵制度下的历史变态，也是解决唐王朝财政与养兵矛盾的最大出路，有类于德国吸收土耳其移民来强行拉低其国内的人力成本，那就不得不承担这些激增的移民群体带来的社会冲击和族群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