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8月11日，对于中国的电影爱好者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上海的一间游乐场里，透过大屏幕，人们看到了会动的画面，不同于原来拉洋片需要人不停的操作，那种新鲜感和满足感，在当时足以引起相当大的震撼。
为什么电影会在上海首先引进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海的地位得天独厚。
电影在初期，并非是一种娱乐活动，尽管它具有娱乐的属性，它更像是一种立体展示的文学作品，说它是一种文学体裁一点也不为过，同时电影也是物质文明发达的一种标志。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文明非常脆弱，必须非常小心才能够存活下来，也正是这个原因，它才会选择在能够保护它的地方生根发芽。上海，无疑最适合文明落脚的地方。
上海自两晋开始，就已经是商贸地区，隋唐之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到明嘉靖年间，上海已经相当繁荣，有了这些基础，清末上海开埠之后，大量的资本涌入，上海一跃而成为国际都会，几乎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追的上时代的中国城市。以电影为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想进入中国，除了上海没有更好的选择。
“十里洋场”，“冒险家乐园”，“东方巴黎”，这些上海的别称，并不是《上海滩》等电视剧虚拟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历史。
早在上世纪20时代，有着“远东第一楼”之称的沙逊大厦就在黄浦江边迅速崛起，当时世界上的名流都曾在这座建筑里面驻足，最著名的人物当属喜剧大师卓别林。
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虽然它更多是一场文学的运动，却唤起了大多人内心深处对新生活的向往，个人主义的抬头，更能适应这个新的时代。电影的拍摄不仅需要资金和技术，还要稳定的环境，而北洋政府对于电影一向持否定态度，并且认为电影在内的艺术形式浪费国家钱财。
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国电影要想发展无疑要仰仗外国资本，于是电影工作者纷纷涌入了上海。《阎瑞生》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片。早期的电影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末的香港。
中国第一代电影人为以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是黎民伟、张石川、郑正秋·····，很多当红的明星都是今天我们熟知的名字，胡蝶、阮玲玉、王人美······，抛开这些人不说，还有一个必须提到的名字——田汉。
田汉早年留学日本，与郭沫若等人为好友，学成归国之后，他担任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并且成立了南国艺术学院。有感于东北的沦陷，田汉感觉自己有义务去宣传抗日思想，而电影作为他最有利的工具，他写下了著名的剧本——《三个摩登女性》。
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田汉不仅是剧本的主要创作者之一，还是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而剧本的另一个作者就是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夏衍。
当时的电影明星就已经身兼多职，除了演电影，很多人还会拍广告，出唱片，成为当时的时髦偶像。而明星们的私生活也占据了新闻的头版头条。
可以说，上海一方面为文化思想宣传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另一方面，却给人一种”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感。
大陆鼎革之后，很多有才华的人选择去了香港。在他们心中，香港不是香港，而是老上海，这种寄托，几乎贯穿了张爱玲后半生的创作。
随着大量人群涌入香港，香港电影也分为两派：一个是以粤语为主，贴近人们生活的苦情戏；另一个是以国语为主，注重品质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电影。
两种电影最开始以平行的方式相互发展，互不干涉，可是这种情况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慢慢改变了。粤语片开始占据主流，从这个时期开始，港片才开始了迎来了黄金年代。
从21世纪初开始，很多人都认为港片开始变得不好看了，而导演王晶则认为港片没落得更早，早在1992年周星驰电影《济公》赔钱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不论如何，港片的没落都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港片没落呢？我认为是人才的凋零。
前面已经说到，电影最初本身是一种文学，无论承认与否，它最开始出现都是给上流社会的人准备的，就好像欧洲的贵妇人观看的歌剧一样，《茶花女》的女主人公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经常出没于剧院，尽管她的行为举止都不像是贵族。
很多文化名人离开大陆，去香港落脚，比如唐君毅、钱穆。他们为香港注入了新鲜的文化血液。而且，当很多人摒弃了传统文化的时候，唐君毅洋洋洒洒写下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想要做的就是拯救中国文化。
香港别人不屑的称为“文化沙漠”，这不是很正确，起码有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香港，就不能这样说。而港片辉煌时期的导演、编剧、监制等工作人员都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教育，而他们电影所体现的主题更是中国本土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更多的是借鉴技术。
就拿《倩女幽魂》来说，炫酷的特技自然能够吸引眼球，但是故事的内核才是真正成为经典的原因。这一取材自《聊斋志异》中聂小倩的故事，经过阮继志的改编，比原著更加曲折，适应现代人的需求，却又能保留原著的精华。
很多的港片也是对原来影片的在创作，或者翻拍。周星驰的众多电影，都有很多粤语残片的影子。
《审死官》，当年香港的票房冠军，男主周星驰拿下亚太影展影帝，女主梅艳芳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这部片子翻牌自1948年的同名电影，而且里面的主角宋世杰的父亲照片，就是老版电影的主角马师曾。
清末的许多案件也是港片的一大灵感，以刺马案为原型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荧幕。曾经邵氏电影的当红小生狄龙主演的《刺马》，被陈可辛翻拍成了《投名状》，除了技术上的进步之外，人物塑造基本上没有超多前作，而都市版本的《刺马》——喋血街头，将场景安排到了现代社会，无疑比《投名状》更加成功。
电影的成功是很多方面综合的结果，音乐不可忽略。
每个时代，音乐都有显著的特征，无论是诗经楚辞，还是后来的唐诗宋词，都是配有音乐演唱的。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还原他们的旋律，却可以欣赏诗词之美。
今天也是一样，港片的没落几乎是和港乐一起没落。黄霑还在世的时候，就自嘲地说，现在已经没有人找我写词了。
黄霑的词之所以那么好，和他的文化背景有着巨大的关系。他的老师是著名的词评家罗忼烈。而黄霑的几个学位论文是正经的学术专著《姜白石词研究》、《粤剧问题探讨》、《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真正能做到深入浅出，都是需要真功夫的。
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香港音乐开始变得千篇一律，连写出的情歌都是翻来覆去诉说一件事情，正如黄霑所说，十有八九都是说分手和失恋的惨情。
这种原因的背后，根本就是文化的缺失。中国的情爱诗词虽然以含蓄为主，但是也不乏大胆直白的表露，这种例子信手拈来，前者可以是“从别後，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后者可以是“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而如今只剩下，我爱你，你爱他。
摄影同样不可忽略。
港片为了迎合市场，确实出了不少粗制滥造，而电影分级更是为电影制作提供了宽松的条件。著名导演李翰祥在香港市场就曾推出过众多的风月片，尤其是改编《金瓶梅》。一个好的导演，不会因为讨好观众而降低了自己的要求，李翰祥拍摄的风月片，镜头极其出色，营造出一种裸露而不淫荡的气氛。
而提到摄影，就不能不说大师何藩。何藩是知名摄影师，被誉为“东方布列松”，他镜头之下饱含对底层人们的同情。转行拍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能重视，因为他想要拍摄文艺片。
最后何藩等来了投资公司的同意，拍文艺片可以，不可要加上情色。于是，一部部大众熟悉的电影出来了。《我为卿狂》里面，何藩在公司要求的范围内，尽量发挥自己的才华，这部电影，你可以说剧情烂俗，但是摄影无可挑剔，因为这毕竟是他唯一的权力了。
港片的繁荣，说白了就是时代的产物，随着大陆经济的崛起，很多导演开始北上拍电影，却很少有人重回巅峰。“炒冷饭”，已经成为很多香港导演捞钱的伎俩，也是最为人诟病的伎俩。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取代了很多职业，可是电影基本上最不容易被取代的。电影就是一个梦，很多现实里面不能完成的事情，通过荧幕表现出来，如果现实完全可以满足人类所需求的一切，那么电影也就不存在了，姜文曾经这样说。
很多的导演太热衷于西方的技术，打着史诗的噱头去拍一堆中不中，洋不洋的电影，结果两边都没有讨好。而且，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造型的设计也有天壤之别。
鲁迅说过，“（文学艺术）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如果翻译一下，那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中国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宝藏，港片能够异军突起，曾经有一段时间和好莱坞相比也不逊色，依靠的就是对文化的挖掘。盲目的模仿，追捧，最后的结果往往以失败而告终。
从大陆赶赴香港的那一代电影人，基本上在21世纪之前就已经全部去世了，他们教出来的学生，也已经处于隐退或者被市场淘汰的状态。人才的凋零才是港片没落的深层次原因。
港片就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所造就的一场文化盛宴，过去之后，就只剩下回忆了。黄霑的《沧海一声笑》看似豪放，却像是写给港片的挽歌，尽管他写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
沧海笑 滔滔两岸潮
浮沉随浪记今朝
清风笑 竟若寂寥
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