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盛的表象
英国作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提到，1750年，即乾隆十五年，中国GDP占全球总值的31%，位居世界第一。乾隆二十七年时，中国的人口总数突破三亿，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不论在时间的纵向尺度上，还是与当时世界各国的横向比较中，乾隆时期的中国都是一个极盛的顶点。
但与这个极盛的表象所矛盾的是，生活在乾隆时期的人民，却并没有从富庶的国力中受益，反而生活得艰辛万分。引用一段《饥饿的盛世》中的描述来直观地说明这一点：
1793年，英国排除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清王朝雇佣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国使团的穿上，为他们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为何国民的生活水平与国家的综合国力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为何艰苦的人们面对这样的境况没有质疑和反抗？
这些问题的答案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
这篇文章，将主要针对清王朝对社会残酷的思想打压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展开。
从开明到严苛，乾隆十六年发生了什么？
熟悉乾隆的读者们都知道，乾隆并不是一个荒唐无度的君主，相反，他头脑精明，励精图治。从雍正到乾隆的过渡，实际上是社会氛围从严苛走向宽松的过程。
总所周知，雍正时期发生过几场文字大案，如我们熟知的吕留良案、汪景祺案等。乾隆看不惯父亲的作为，还曾为案件中被牵连的人平反。
与此同时，他为了止住文字狱的风潮，还颁布过法令：若有举报文字之罪者，若举报失实，则将按诬告罪反坐。
从颁布初期，直到乾隆十六年，大清王朝的社会文化氛围宽松，文艺界百花齐放。据推测，曹雪芹的《红楼梦》可能就是在这段时期开始创作的。
可在乾隆十六年，一场事件让乾隆态度骤变。
乾隆画像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云贵总督硕色向皇帝密报，他在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民间偶然发现了一件广为传抄的"奏稿"，内容攻击乾隆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过"。
这"五不解、十大过"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但乾隆皇帝看到这份"奏稿"时完全懵了，可谓当头一棒。
即位初期，乾隆想成为一位中国人理想中的明君：开明、仁慈、公正、爱民如子，正大光明。
相比起自己的父亲雍正时期的境况，他认为过于严苛的社会氛围会导致君臣和君民之间产生隔阂，反而不利于良好形象的树立。而他更想成为如自己的祖父康熙那样一位宽大仁厚的君主。
所以他一直以来施行的政策都是宽松的，而出访时也处处展现着自己为民的一面。
可这份"奏稿"完全击垮的乾隆的信心，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如此爱民的我，怎会在民间留下这样一份印象？
他感到不解、委屈，最后产生愤怒。他于是下令严查此案。
可查案的进展却令他更为震惊。
原本他以为这仅仅是一场小范围传播的事件，没想到全国各地都相继发现了这份"奏稿"，随着事件升级，牵涉的人员越发广泛，此案变得一团乱麻，了无头绪。
见状，乾隆皇帝只好匆匆结案，把两名传抄过的低级武官定为主谋，杀掉了事。
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刺激，抓不到真凶，自然而然地，皇帝就把这份仇恨转移到了传抄这份伪稿的百姓身上。
大别山今景
就在这场风波还未平息时，又发生了马朝柱反清案。
事情发生在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八日，记载中称，在湖北东北的大别山区发现了一起聚众谋反事件。主谋马朝柱是个中年人，说自己有法术，在深山中以烧炭为名，纠集众人，意图不法。他还刻了一个大印，内有"统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禄永昌"字样。
按理说，这些纠集起来的村民大多没有什么文化，也并没有什么造反的资本。更多的，不过是马朝柱本人想要骗取村民钱财的一种手段。
可乾隆皇帝正为"五不解，十大过"的伪稿案心烦呢，这个案子忽然撞在了枪口上。
于是他下令严查。最终，案件共捕获了所谓起义骨干二百余人，缴获军械三百余件。
乾隆可谓吓出一身冷汗：要不是伪稿一案让自己提起警惕，搞不好一两年后就会真的发生反清起义，威胁大清的统治。
两场大案接连发生，不禁让乾隆反思：为何自己即位以来，对黎民百姓全力施恩，并无失德之处，而会发生这样的思潮和举动？
现实让乾隆皇帝的传统儒家治国的理想破灭了，他忽然意识到，"愚民们"只记得住鞭子带来的痛苦，而记不住主上的仁慈。他们愚昧而亲信，没有头脑和判断，只热衷于享受传播小道消息的快感，容易受到不实之词的蒙骗。
乾隆从此态度骤变，转而开始极为信赖《韩非子》中的断言（尽管他曾经反感这个政治理论家）：君主控制臣民，无需"养恩爱之心"，而应该通过严刑来强化权力的威慑力量，"刑盛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盛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
大兴"文治"，到底治了些什么？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皇帝为了大兴文治，打算在自己任内修撰一部人类史上最大的丛书。他于是下诏，鼓励藏书家们奉献自己的珍藏图书给国家用以修书。
为防止人们害怕"犯忌讳"而不献书，乾隆还特意在谕旨中声明：文人写书，不可能本本政治正确，哪怕出现了，也不过是过去作书之人的过错，与藏书之人无关。
令下之后，各地纷纷执行。短短一年半时间，各地送来的图书一万三千五百多种。
可乾隆皇帝读着读着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怎么这么多书，一本"反动"的书都没有呢？
其实在修撰一部丛书之下，乾隆的另一个目的是看看民间的思潮状况，以此为之后的扫除行动做准备。
可现在的状况，很明显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于是他不再忌讳，直接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禁书运动"，要求各地官员严加搜缴，否则"并于该督抚是问"。
在这场运动中，一个典型案例是"字贯案"。
《字贯》是乡间举人王锡候编撰的一本字典，因其中所写"《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次字遗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掩卷仍茫然。"涉嫌诋毁圣祖皇帝，而被同乡人举报。
最初，受理的官员海成觉得，这些话顶多算"狂妄"，而称不上"忤逆"，但当时正是文字严查期，他便据实上报给皇上。
可没想到这为他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乾隆收到报告，读了读《字贯》的序文，也觉得这"忤逆之处"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接下来，他忽然"须眉皆立，满面涨红"，在海成的奏折上批复："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
原来在《字贯》第十页，作者王锡候向读者解释何为"犯讳"时，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名字都写了出来，并告诫大家使用这些字时因想办法避讳。
本是一片好心，却因为直接写出了三位皇帝的名字，乾隆大发雷霆，骂受理此案的官员海成"双眼无珠"，又命他将逆犯王锡候立刻押解进京，交刑部严审。
王锡候不过是一介六十五岁的老者，哪有什么谋逆的想法？可他却因此被按照"大逆"律处以凌迟，而子孙七人被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满十六岁的儿孙，都赏给功臣为奴。
更冤枉的是处理此案的官员海成。
他原本在禁书运动中功绩颇多，却因这一次疏忽，勾销了以往功绩，而被定罪为斩立决。皇帝"宽厚"，改为斩监候。至此，他才心满意足。
很明显，这是一起冤案。可乾隆为何对此抓住不放？
正是冤枉，才能引起全国范围的恐慌。
皇帝几乎是给全国的官员一个警告：海成这样的有功之臣尚且"空言塞责"，你们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制造恐怖，杀一儆百的手段，很多时候是出于策略的考量。
马基雅弗利说："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安全。"很明显，乾隆通过这种忽宽忽严的手段，让官员和民众都不敢妄动：已有这样的先例，那我的行动会不会也受到惩罚？
这种举动为了维护皇朝的权威性，使人们永远处于战战兢兢不知斧头何时落下的心理状态。乾隆觉得，这种恐惧的压服，是社稷长治久安的根本。
那些文治中收缴的"反动"书籍后来怎么样了？
当然是被焚毁殆尽。据近代学者推算，全国禁毁图书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达十五万册，销毁版片总数一百七十余种，总计八万余块。
乾隆所谓"文治"，本质是一场文化浩劫。
打断士人脊梁，则国家亦危矣
经历了"文治"之后，社会的文化氛围愈发紧张，传统儒家所宣扬的"个人精神"也被乾隆严加提防，常常出现污名化名士的案例。
限于篇幅，便不展开谈这些事件。但这样做的后果便是，留下来的官员不再追求精神独立，而是完全投入到了等级秩序的规则中来。士人阶层的精神脊梁被打断，道德标准一再降低，只为贪图升官与享乐，不再生发出救世济民的宏伟愿望。
乾隆朝的大臣，大多有能力而无操守，这样的人把持朝政的后果便是：在皇帝的监督之下，他们或许会勤勤恳恳地工作和执行，而一旦皇帝放松警惕，他们就开始肆意贪污，不再恪守本分。
张宏杰总结道：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