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至1839年这个时间段，是嘉庆皇帝（爱新觉罗·颙琰）在位时间和道光皇帝（新觉罗·旻宁）在位时间段。
前段时间，有欧洲的历史系学生曾经做了个视频，显示了在1800年至1855年这个时间段里，当时的清朝GDP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
但是根据《英国剑桥日本史》里有过一段话语描述——1800年时期，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一百万。江宁（南京）乾隆年间最多的时候为85万人。
雍正皇帝时期，推行的“摊丁入亩”税赋政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出现了大爆炸式的增长，使得乾隆统治的六十年的时间里，人口从一亿多增长到三亿多。可城市的发展竟然是停滞不前的，哪怕是被网络甚至是学术界都批判的明朝。北京和南京、扬州、广州这些城市的人口都已经突破百万。
这就意味着，在康雍乾盛世中，中国的工业和商业体系是受到压迫，停滞不前的。
同时也意味着，在1800年时期，嘉庆真正掌权时，整个帝国的所谓GDP是并非是建立在工商业上，而是建立在人口红利之中，但这个人口是农民阶级，最底层的生产阶级。
人口红利背后的土地压力以及矛盾尖锐化
中国历史上人口突破三亿的，清朝做到了。但《清史稿》无意或有意之间，忽略掉一点，乾隆统治时期，人口增长主要是集中在传统汉家区域范畴之内的。乾隆时期，蒙古、满洲、西域这三个地区，只有西域是官方主导的移民，而湖南、广西、云南是民间自发性移民最多的选择地点。
中外学术界里，认可的清王朝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就是人口压力。
最典型的有乾隆刚宣布成为太上皇，嘉庆的屁股还没坐热之时，贵楚苗民叛乱和川楚白莲教谋反，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嘉庆九年(1804年)，历经九年，将乾隆皇帝留下的几千万两白银全部耗费殆尽。
富饶的四川盆地从雍正时期开始，就一直在不停断地迁徙人口进入，早已经人满为患了，湖南贵州边境，大批流民陆续聚集于川、楚、陕交界的南山和巴山老林地区谋生，苗民与客家人的冲突日渐尖锐。
1795年时，先是爆发了“苗民叛乱”，促使了清朝不得不派遣大量的分遣队进入密林之中，直到1806年，才“平定”，只是汉臣所制定的歧视性政策，使得仇恨被深埋了起来，最后在1855年时，苗民爆发出了更大规模的叛乱。
川楚白莲教谋反：白莲教从元朝兴起后就没有停止过它对于中央政权的谋反叛乱过。只是清军进入密林中对苗乱进行平叛时的所作所为成为了这次历经九年叛乱的导火索。
乾隆皇帝坐在龙椅上享受时，可能真的看不见蝼蚁般流民。但他统治时期，大规模的流民进入到川、楚、贵等地的原始森林求活的时候，地方政府并没有有效去管理，反而是”坐享其成“又或者应该说是维持着组训”城内有王法，城外归乡绅“。
就这样，白莲教以一种松散的姿态在这些流民团体里流传着，并在清军平定苗乱时的敲诈勒索中获得了新生。
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发动了叛乱。
嘉庆改革，并没有触及到帝国混乱的根源
一、汉臣掌权开启。
嘉庆的反腐行动其实是建立在掌握实权的前提之下。因此他在父亲乾隆皇帝刚死不久就杀了和珅并根据了和珅所建立的网络。
只是嘉庆所谓的上层反腐行动，并没有改变得了官僚制度中根深蒂固的弊端。但他的反腐行动，却让汉人获得了权利。乾隆时期，省一级的高官大都数是满人（这里指八旗，含汉八旗），而嘉庆即位后，迅速将11个与和珅有关联的8个省部级高官撤换掉，并提拔了和珅时代的反对者。而这些反对者大都是汉人或汉八旗。他们后来还成立了一个非正式诗社，而里面就有后来的林则徐和魏源。
二、开源节流的改革笑话
嘉庆改革的特点就是开源节流，其中就包含了大肆宣扬的减少宫廷浪费和重大消耗的节约开支行为。如废除了乾隆时期的下江南传统。还有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虽然这个补丁据说要几两银子），并且还停了乾隆时期勒索地方省部级高管的每年贡奉。
可是这些改变，不论是在京城还是在边关的旗人中并没有得到持久性效果。满人们依旧坚持着组训，坚持着铁庄家的供奉。京城里以及各地满城的八旗子弟日渐繁衍，还有内务府中所管理到的爱新觉罗氏，这些人口所占据的财政供应，嘉靖皇帝是不敢触及的。（明朝王爷占据财政供应被骂得凄惨，可清朝的八旗却被有意忽略）。
三、汉臣们的反击，致使财政枯竭加剧
迄今很多人认为清朝时期的奴化政策，使得汉臣大都是唯唯诺诺。
但在嘉庆时期，尤其是后期，汉臣们开始了他们的反击。
最为典型的就是林则徐，在嘉庆和道光时期，于地方为官时，经常性使用地方出现灾害，请求减免赋税的操作，或者是夸大灾害范畴等等。其实不仅仅是林则徐，这种操作在当时的地方官场已然成常态。
中央同意了地方减免赋税或徭役的请求，可地方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应收取的赋税。虽然有部分赋税被截留用在平叛或是安抚灾民，但由于财政的不透明，难于确定是否是清朝地方官员贪腐的另一种手段。
其实，地方官的这种操作，在明清时期很是常见，是典型的肥地方而毁中央，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地方权益与中央权益之争。
鸦片贸易已然成为英国逆转贸易差的首要手段
1782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英国开启了工业革命。1792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以替乾隆祝寿为名开始了访华之旅。教科书上写着这次英国使团访华之旅的真实目的是“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取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
但其实此次访华依旧隐含着阴谋。马嘎尔尼提出的开商贸的请求中，加上了清朝需要割让一些岛屿领土的条约，这本身就与中国古代的领土思想出现冲突（可能是当时的英国人认为中国和东南亚的领主差不多，对于岛屿并不在意）。马嘎尔尼使团无功而返，可他们也带回了对中国认知的情报。
在此之前，也就是乾隆初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员工偷偷将鸦片走私到中国，发现了鸦片贸易的暴利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 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然后卖给中国人，用来交换中国茶叶的计划。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并开始实施。
马嘎尔尼并非无功而返，英国人撕开了虚伪的面具，鸦片不再是东印度公司私人性质的走私行为，英国国会同意了鸦片贸易。
据此在1792年-1840年，鸦片贸易已经成为英国的国家行为。西方殖民主义于嘉庆时期开始渗入进入中国。
中国东南疆域及沿海
正如前面说到的，暴增人口并非仅仅是清王朝的红利，还是清王朝动荡的根本源泉。
东南疆域的大量流民迁入，土家与客家人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虽然嘉庆皇帝掌握实权之后，扑灭了南疆的苗乱和川楚白莲教叛乱，可官员的腐败和地方组织能力差、汉夷之别的区别对待政策，等等因素之下，只是暂时按下矛盾这个瓢而已，矛盾并没有得到根除。
一、白莲教
白莲教的传播是通过一种松散的教首传播方式，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南方的白莲教与北方白莲教之间有联系。可川楚白莲教叛乱被镇压之后，北方的白莲教却呈现出另外一种繁茂的局势，甚至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历史上连太监都信教的，也只有东汉时期的黄巾和清朝的白莲了）。
这照片已经是20世纪早期拍摄的，广西邕宁老街
二、三合会（天地会、洪门）
三合会出现于官方文件时较晚，是于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殖民政府就应清朝要求，香港总督就颁布法令《压制三合会及其他秘密结社》条例。
可根据三合会本身的宣传来看，三合会于明末清初时就已经成为反清的一个松散组织。它渡过了康雍乾三代皇帝的高压艰难期后，在广东的珠三角区域和福建的沿海以及湖南的农村中逐渐繁盛起来。
他们以“反清复明”作为口号，以一种较为松散的帮派联盟形式在清朝的南疆区域内，构建成一种亦匪亦民亦军的走私网络，私盐、鸦片、药材、木材、甚至是船匪、海盗都有他们的身影。
早期广西村庄屯堡形态
三、团练
在广西、湖南边界，土地的压力使得土著与客家人之间的矛盾升华了。
广州城在1800年后成为了帝国的唯一进出口商埠，它的繁华背后是人口猛增，最终人口的压力，开始转接到与广州所关联的广西和湖南边界。大量的人口沿着商贸水路逆行而上，进入到广西和湖南边界，在河谷、水道、甚至是山野，一切能开垦出田地的地方，修建起了一个个屯堡。
新进的客家人与原来的客家人，还有各族土著之间的矛盾使得本身就脆弱的政府管理体系面临着新的考验。在清王朝时期的广西一县城所管辖的范畴比内地一个县还要大上数倍，可税收却不到内地县城的十分之一。有限的财政只能使得官府维持城池及附近的秩序，而山野之间的秩序则是由乡绅或者是民间自发的屯堡之间的武力来维持。
因此1800年后的广西混乱不堪，三合会、白莲教、各宗族教会派系、血脉之间的宗族派系在这片山地不断上演着争夺水源、田地等等生存资源的战争。甚至出现了“民即是匪、匪即是民”的混乱局势。
因此在1820年时，广西的乡绅们不堪地方官府的不作为、以及土匪横行的局面。他们组织了一支请愿团到达了北京，请求中央派遣大军围剿各地匪患，请求中央军管。清王朝中央拒绝了这一请求，但也给予了广西开团练的特权。这反而成就了后来的太平天国强悍的军事力量来源。
正如前面提到的，有限的财政只能维持城市及周围的秩序，而团练就成为地方乡野之间的官方特许的军事武装。乡绅们自筹的团练维持着脆弱的秩序，之前的匪徒摇身成为了团练一员，各地设卡收取商税，矛盾被转接到了百姓身上。
总述
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在内乱频仍、外患渐逼中，倾力企图维护清王朝的稳定巩固，只是他们两个都因思维固化，选择了修补式的改革【如整顿吏治，整理盐政，平定叛乱，严禁鸦片（道光），节俭等等】，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使清王朝的败落于嘉庆末年（嘉庆死于1820年）已完全表面化，之后的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各地的起义叛乱，只不过是时势所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