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李德生说，你到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
1970年11月18日，李德生向中央政治局请假，回安徽检查总结1970年的工作，部署1971年的工作，研究准备召开安徽省第三届党的代表大会。在安徽，他召开各种座谈会，到一些地区和单位检查工作。一个多月，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12月19日，李德生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请他立刻回北京，说是主席有事情找他。他很了解，即使在北京，毛泽东那里有了通知，也是必须按时到达的；但是，已经请假到外地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日常的政治局会议一般可以不到。自己这次外出，是请了假的。通知传到安徽来，显然不同一般。李德生赶紧把安徽的工作向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省革委会副主任宋佩璋作了交待。第二天，12月20日，就乘空军派来的专机赶回北京。
李德生下了飞机，没有停留，直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地。
毛泽东见了李德生，显得很高兴。问道，你回来了，你们安徽形势怎么样啊？
李德生不知道毛泽东特地把他叫回来，要谈什么事情，显然不是谈安徽的情况吧。他简要地汇报说：“从现在看，今年安徽粮食丰收已成定局，比去年增产，工业生产也不错。党的各级组织基本恢复了，我们正在筹备召开省的党代表大会。”
果然，毛泽东没有接着问下去，而是郑重地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毛泽东让李德生到北京军区工作，是他处理林彪、陈伯达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
李德生毫无思想准备。他一直感到职务太多，担子太重，刚到北京的时候，曾经提出减少兼任的职务，当时毛泽东就说，一个也不要免，安徽的不要免，南京的也不要免。每当提起工作压力大时，毛泽东总是鼓励他。现在竟然又要他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他想，自己已经有那么多的职务，一个也不免，再管一个大军区的工作，而且这个大军区，北有苏联大兵压境，内有京畿卫戍重任，所属野战部队在各个军区里面是最多的，这个军区司令员的担子更重。如果关照不好，将会给党的工作带来损失。可是毛泽东已经作出决定，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他不能再提出推辞的意见了。
李德生向毛泽东建议：“主席，北京军区的工作任务很重，我努力去做好。总政治部的事还管不管？”李德生想，如果不管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也就少兼一个职务了。
不料毛泽东回答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总政治部还有副主任嘛。”
毛泽东说：“总政治部的工作还是搞好承办、批转。”毛泽东接着讲开了总政治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评价了从红军时期到解放以后，总政治部历届主任的情况。
同李德生刚到北京时毛泽东同他谈话一样，毛泽东没有讲到北京军区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到北京军区应当注意什么，而是向李德生说：“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哦。”
毛泽东又问李德生：“你知道北京最早是在什么地方吗？”李德生当然答不上来。毛泽东说：“有一个说法，叫做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啊。”
毛泽东交待李德生：“你先去参加华北会议，等公布了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命令后，再到职上任。”
21日，也就是李德生赶回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到京西宾馆，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华北会议。这个会议，是北京军区召开的，由于会议的主题是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陈伯达，所以称之为华北会议。
1970年12月22日，华北会议正式召开。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
李德生对于到北京军区任职，对于参加华北会议，毫无思想准备；对北京军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不很了解。在参加会议时，无论大会小会，他按照自己的一贯作风，认真听各方面的发言，在没有形成准确的看法前，不轻易发表意见。但是，毛泽东已有交待，他积极了解和分析情况，会议期间，他多次参加了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
华北会议开了一个月零两天。首先展开了对陈伯达的批判，主要是揭批他的历史问题，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等。
华北会议接着又批评帮助在陈伯达问题上有“错误”的领导同志，主要是北京军区和河北省的领导同志李雪峰、郑维山。庐山会议期间，由于李雪峰、郑维山也在华北组，听了陈伯达的发言，同意出简报，庐山会议后“不认真开会传达”；于是，华北会议批评他们“积极配合，表态支持”，“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华北会议于1971年1月24日结束。周恩来作总结讲话，讲话提纲事先经毛泽东审阅。讲话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对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作了部署，最后提出：“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以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周恩来同时宣布，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谢富治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谢去世后，1972年10月，李德生任第一书记)，纪登奎任第二政治委员、党委第三书记。
按照中央决定，郑维山调离原职，被中央安排到安徽休息。李德生专门向十二军交待，要他们在生活上关照好郑维山，有病治病，不得耽误。十二军经常派管理人员和医生去看望。粉碎“四人帮”后，郑维山见到李德生说：“我1971年到安徽以后，得到十二军的很多照顾，我是很感谢的。”李德生很诚恳地说：“华北会议和军区的批陈整风会议，对你的批评，是不实的，我很不安。”
李德生说的是真心话，即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违心地批评一位领导同志，对于李德生来说，也是极少有的。郑维山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坏人当道”等等，以及后来又说北京军区是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窝子”，“纯系污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凡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打击迫害和受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毛泽东交待李德生，调一个师进驻北京市郊
在毛泽东外出巡视期间，按照中央的决定，李德生于1971年8月14日至9月3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
这次访问，是在我们党为了改变我国在国际关系上比较孤立的状态、加强与各国发展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李德生从参加政治局多次活动中，体会到毛泽东、周恩来花很大精力抓国际大事。
李德生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后，9月3日回到北京，接着就参加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日起，又参加了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政治局会议。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准备在国庆节前召开三中全会，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时间已经很紧迫，各项准备工作安排得都很紧张。
9月12日临近中午，李德生在家里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要求他中午12时前到达丰台车站。一般情况下，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都由秘书处打电话，将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带什么文件，讲得具体明了。有时为了保密就不通知会议内容。这次通知也是这样，显得很紧急，很重要，却没有告诉去干什么。
李德生接到通知后，匆匆吃点东西，按时赶到丰台车站。中央警卫团已经在车站布置了警卫。只见纪登奎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先后来到。不远处，毛泽东的专列进站，缓缓停在专用车道上。李德生听说过，每次毛泽东出巡回京，极少中午到达，也极少在丰台车站停留。这次为什么例外？
正想着，只见随同毛泽东出巡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走下专列，同大家打过招呼后，请他们四位一起上了毛泽东所在的车厢。
李德生和纪登奎、吴德、吴忠三位上车后，看到毛泽东面带微笑，精神很好，依然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态。
大家就座后，毛泽东点燃烟卷，不紧不忙地问李德生：“你这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怎么样啊？”
李德生回答说：“他们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国内政治是稳定的，只是从市面上看，群众生活不是那么好。”
毛泽东又问： “你同他们谈尼克松将要访华，他们有什么反应？”
李德生如实说：“阿尔巴尼亚虽然没有直接说，但是他们讲了他们自己对美国的态度，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从会谈中听得出来，他们对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是有保留的。”
毛泽东笑着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他们是怕美国从亚洲撤走，会增加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国拖住。他们(指东欧诸国)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不要美国撤军。”毛泽东补充说：“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他们的压力。”
大家也都笑起来，气氛一时显得轻松。
在大家的笑声中，毛泽东讲话转入正题。他从党的历史讲起，再次分析庐山会议的情况，批评了林彪设国家主席的政治纲领和“天才论”的理论纲领。
李德生已经熟悉了毛泽东的谈话艺术。他谈话的开头，总是谈些轻松的话题，是使大家心情放松，以便吸引人们注意他讲的主题。李德生的思绪，随着毛泽东的谈话，进入我们党的历史和现实，进入毛泽东的分析与判断。
四个人都在认真倾听，认真记录，纪登奎的记录速度快，记得仔细。事后核对笔记，大体以他的记录为准。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
毛泽东说：“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话就是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四个人静静地听，认真地记录。毛泽东向他们讲了党内这么大的事，每个人的思绪，都随着毛泽东的分析驰骋。
这次谈话，连同毛泽东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等地的多次谈话记录，后来经过整理，经中央政治局1972年3月15日讨论修改，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于3月17日发至全党，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作了传达。
有些话，当时没有引用。比如，在谈到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时，毛泽东8月16日在武汉，同刘丰、刘建勋等谈话，9月10日在杭州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谈话，都曾谈到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
李德生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系统地讲了党内这场斗争的经过、性质和方针政策，深感斗争的严重性。
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示意李德生留下。毛泽东郑重地交待李德生，要他准备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到北京北郊的南口。此时情景，使李德生觉得像接受战斗任务那样的紧张郑重。看来，同林彪、黄、吴、叶、李、邱之间的斗争，不止是在会议上、文字上的交锋，还要准备武的一手。林彪、黄、吴、叶、李、邱现在掌握兵权，不能没有防备。毛泽东历来讲，有备无患。李德生懂得，毛泽东的决策，关乎斗争大局，非常重要。
李德生告别毛泽东，从专列上下来，立即会同纪登奎，驱车直奔西山北京军区机关驻地。
这一天是星期日，李德生让作战值班室立即通知军区陈先瑞政委等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到作战值班室来，大家一起研究部署调动三十八军一个师进京的紧急任务。
离开北京军区，李德生又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早已确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