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晚唐历史时，很多人通常有一种认知：“如果有机会恢复府兵制，大唐帝国肯定还会恢复府兵制。这样一来，藩镇割据就不复存在了。”
这种说法正确吗？至少我是持悲观态度的。
在我看来，任何人处于大唐皇帝的位置，最初或许会跃跃欲试地恢复府兵制，但再冷静思考一下，必然会打消这个念头。
对比藩镇制度，府兵制很了不起吗？并没有。
从唐肃宗李亨到唐僖宗李儇一共十二人，都是藩镇制度下的大唐皇帝。从总体来看，他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傀儡皇帝，更像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名义领袖。
而在府兵制实行的两百余年时间里，皇帝的命运实在是悲惨异常，王朝更替同样如走马灯一般。
西魏实行府兵制，然而西魏的皇帝都是傀儡，因为帝国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几个军事贵族手里。于是西魏只存在了二十年左右，元氏皇帝就被废杀了。
北周实行府兵制，所以北周的皇帝接连被弑杀。二十多年后，杨氏和独孤氏这两大军事贵族联手夺权，宇文皇族遭受灭顶之灾。
隋朝实行府兵制，隋朝两位皇帝也都是强势君主，但隋朝只存在了不到四十年，就在军事贵族的接连叛乱中走向灭亡。
大唐初期实行府兵制，但李世民兄弟和诸子之间斗得你死我活。后来武则天横空出世、韦后专权、安乐公主专权、太平公主专权，皇权尊严尽失。
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篡夺大唐最高权力的不是武则天，而是一位外姓男子，那么大唐也就是隋朝的翻版而已，三世而亡。
就算是武则天，她也短暂地篡改过大唐的国号。
面对这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如果你是大唐皇帝，并且可以在府兵制和募兵制之间进行自由选择，你会倾向于哪一种制度呢？
什么是府兵制？许多人习惯从字面上进行理解，认为府兵制下的军队就是平常意义上的民兵：平时在家乡务农，有了战争临时召集过来打仗，打完了仗再回家务农。
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在我看来，这种解释本身经不起任何推敲。
如果府兵制真是这样一种原始的军事制度，它靠什么产生强大的战斗力呢？要知道，西魏、北周和隋都是靠府兵制逐步统一天下的。
事实上，府兵制下的军队就是军事贵族的私兵。所以在这种军制下，军队平常就归各大军事贵族管理，有了战争就召集过来，让将帅统一指挥他们作战；等战争结束后，他们就再归各大军事贵族管理。
在这种背景下，军事统帅对军队只有临时指挥权。如果军事统帅敢凭借这点权力称王称霸，肯定会在瞬间被收拾得家破人亡。
那个年代的军事统帅，就相当于现代公司里的总经理，他可以充分调动利用这种权力。但如果他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干掉董事会，那我只能说他脑袋里装的全是浆糊，因为他手里的权力都是董事会给的！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美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是美军的统帅，但是美军的所有权显然分散于各个州的大佬手里。
有人说，华盛顿当年如果想称王称霸肯定没人能阻止。持这种观点的人，和上面那位脑子不清楚的总经理有什么区别呢？
由于美国初期的经济、行政和军事权力都分散于各州，华盛顿虽然是美国军事统帅，但他对军队的控制力并不强。
尽管如此，当独立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各州大佬还是决定约束一下华盛顿，于是只给他保留了八十名常备军。
八十名常备军是什么概念？战乱时期一个大村的民兵都比这数量多。
翻开美国初期的历史，我们同样会发现，美国人从来不相信政治人物的道德。
如果再有人说华盛顿不当终身总统甚至不当国王，是因为他觉悟高，大家可以把这段史料扔给他看看，这点实力当什么总统和国王呢？
我之所以把话题引到美国初期的军制，只是希望大家能对府兵制有一个直观的概念：这支军队的主体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民兵，而是贵族私兵。
在这种军制下，所谓的军事将领和统帅，只不过是标准的打工仔而已。
在府兵制大行其道的时代，皇帝必须与豪门士族共掌天下。在这种背景下，任何皇帝都别想牢牢掌握住权力，因为他只是众多势力之一。
皇帝想坐稳宝座，必须能力高、实力强，否则被弄成傀儡甚至被废被杀，那都是他们无法逃脱的宿命。
一代屠龙高手宇文护执政十五年，在此期间，他一个人就接连弑杀了三个皇帝。第四个皇帝隐忍多年，终于抓住机会，一举灭了宇文护。
这个灭掉宇文护的皇帝，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武帝宇文邕。宇文邕乾纲独断后，一举灭掉北齐，统一中国北方，但杨坚已开始崭露头角。
宇文邕死后仅仅两年，杨坚就篡夺皇权，大部分宇文皇族的成员都被屠杀。
杨坚成功了，因为他建立了隋朝，但他也没能笑到最后，因为在贵族政治的大背景下，杨坚与太子的矛盾同样无可化解。
话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文武百官集体竟然朝拜太子，杨坚当时就火了：这是什么礼节？我还活着，你们就集体朝拜太子，你们是不是都盼我早死啊？
后遇冬至，百官皆诣勇，勇张乐受贺。上知之，问朝臣曰：“近闻至日内外百官相帅朝东官，此何礼也？”……自是恩宠始衰，渐生猜阻。
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杨坚开始战战兢兢，就连半夜上个厕所，都担心被太子暗杀。
上因作色，谓东宫官属曰：“仁寿宫此去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入敌国。我为下利，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家国邪！”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哪还有缓和余地呢？于是太子杨勇很快被淘汰出局。
当然了，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史书说杨勇之所以被淘汰，只因为他崇尚奢侈，所以皇帝对他非常不满意。
勇尝文饰蜀铠，上见而不悦，恐致奢侈之渐。
再后来呢？杨坚突然死了，据说是被新任太子杨广弄死的。
杨素闻之，以白太子，矫诏执述、岩系大理狱；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令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尽遣后宫出就别室；俄而上崩。
再后来呢？传闻弑父的大隋皇帝杨广也被臣子宇文化及杀死了。
宇文化及杀杨广时，杨广年幼的儿子杨杲吓得大哭不已，于是乱兵就先把杨杲当场砍翻，血溅了杨广一身。杨广希望得到一杯鸩酒，但他最终被勒死了。
帝爱子赵王杲，年十二，在帝侧，号恸不已，虔通斩之，血溅御服。贼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文举等不许，使令狐行达顿帝令坐。帝自解练巾授行达，缢杀之。
乱兵为什么要杀杨广呢？据说是因为杨广昏庸邪恶。当然了，李唐追谥的“炀帝”怎么能不昏庸邪恶呢？
我就这样简单梳理了一下相关历史，都能让大家感受到府兵制存在时期的混乱和无序。
府兵制这种制度，往好了说就是大家可以民主，享受共和政治。但在现实操作中，这种制度通常伴随着皇权动荡和纷争战乱。
在府兵制下，自然不会出藩镇割据的格局，因为在府兵制下，真正控制军队的人都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豪门士族。
在府兵制下，纯粹的军人不会有太大的军政权力，更不会有太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都是职业经理人，需要对以皇帝为代表的众多豪门士族负责。
行文至此，再说募兵制强于府兵制，相信大家不会有太大异议了。可新的问题是：既然募兵制强于府兵制，皇帝为什么非要等到藩镇割据时才开始实施呢？
按照唯心史观的理论，这自然是因为当时社会风气逐渐变好，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变化。
但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实行募兵制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它需要中央政府加强集权，最大限度地把经济权力收纳到中央政府的系统里，否则募兵制根本没有允许其诞生的经济基础。
传统史书说唐玄宗晚年昏庸，喜欢重用奸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唐玄宗在强推改革，尽力收纳经济权力。
在这种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肯定会触犯大量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而帮助皇帝推动这种改革的人，通常只能以奸臣的形象出现。
总地来说，唐玄宗时期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变革时期。
在唐玄宗时代之前，血统、门第和家族都是金光闪闪的词汇。而自唐玄宗之后，这些词汇渐渐不再金光闪闪了。
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经济权力逐渐被中央政府收纳，豪门士族垄断仕途的基础逐渐消失。
在此之前，我家是哪里的望族，我爷爷我爹是什么大官，我天生就是官胚子，这种说法通常会惹来诸多艳羡；在此之后，谁敢再说这样的言论，肯定会被人奚落嘲笑。
说起藩镇割据，很多人总认为它非常不稳定。可大家只要静下心来对比一番，立刻就会发现，藩镇割据比起分封诸王来说，那实在是太稳定了。
如果皇帝让诸王坐镇地方，自然不存在什么藩镇之乱，可历史上的诸王之乱通常能打得海河变色，江山易手。
就拿安史之乱来说，如果唐玄宗认为自家兄弟子侄比安禄山更可靠，完全可以让那个可靠的宗室成为关东三大军区节度使，以此制衡关中三大军区。
在这种背景下，那个肩负重任的宗室肯定会拥有和安禄山大同小异的军事权力。
那么问题来了：肩负重任的宗室拥有这样巨大的军事权力，再加上他宗室的身份，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影响力，他一旦找借口造反，肯定比安禄山更可怕。
说起藩镇割据，很多人总认为它非常不稳定。可大家只要静下心来对比一番，立刻就会发现，藩镇割据比起府兵制相伴随的豪门士族格局来说，那实在是太稳定了。
简而言之，如果唐玄宗认为安禄山这样的胡人不可靠，而让某个血统高贵、门第显赫、家族力量强大的人扮演安禄山的角色，这个人肯定也可以拥有和安禄山类似的军事权力。
而这种人一旦造反，以他盘根错节的家族背景，危害肯定更大。对此只要看看李渊起兵之后，关中各种力量都纷纷响应，就可以看出来了。
事实上，这才是晚唐藩镇割据看似难以收拾，政局却比魏晋南北朝隋唐（唐玄宗之前）更稳定的主要原因。
究其原因在于，军人势力只是单纯的军人势力，他们没有皇族亲王的光环可使用，也没有强大的家族力量为依靠。
在这种背景下，他们造反时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很难迅速伤及帝国统治的基础。
诚然，军人势力在晚唐五代时处于失控状态，那主要是因为豪门士族制约军人的格局消失了，而文职系统制约军人系统的格局还没有真正构建起来。
但这种问题在唐玄宗时代还不算太明显，所以唐玄宗并没有试图用细化分割军区的方式驾驭军人势力，于是帝国关东地区就三个军区，唐玄宗还让一个人去管理了。
安史之乱后，大唐皇帝就开始不断分割细化军区。在这种背景下，关东地区出现了近二十个军区。
从表面上看，军人势力日益增强。可实际上，这就像汉武帝玩的“推恩令”一样：关东地区有近二十个军区，一个军区节度使所拥有的权力能有多大呢？显然是极其有限的。
安禄山造反时，瞬间可以让关东地区变色。后来的军区司令造反时，不要说瞬间让关东地区变色，就是想让一个府变色也是难而又难。因为在一个府，通常就有着众多与他实力地位相当的军区并存。
比如说藩镇割据时的河朔三镇，那真是牛到了天上，但在中晚唐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也没有哪位大佬能在河朔三镇一嗓子喊到底。
在这种背景下，就算几个军区愿意和他一块造反，通常也是作死的前奏。
事实上，众多实力相当、却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的军区一块造反，通常是看不到希望的。因为几大军区内部的勾心斗角，就足以让皇帝通过合纵连横的政治手段，把他们打得万劫不复。
事实上，中晚唐可以长久存在，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藩镇虽然经常站出来闹事，但他们与皇权相比永远都处于弱势，所以他们闹事的结果通常是以失败告终。
虽然皇帝无法改变藩镇割据的格局，但那些藩镇大佬能真正善终的也非常少见。因为皇帝可以运作各种力量，让这些藩镇大佬死于非命。
比如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之后，他儿子李惟岳想玩父死子继的把戏，结果如何？
皇帝动用大量的军事力量，依然无法改变这个藩镇半独立的地位。但试图玩父死子继的李惟岳，却在开局几分钟之后就被手下砍死了。
宝臣卒时，惟岳为行军司马，三军推为留后，仍遣使上表求袭父任，朝旨不允。魏博节度使田悦上章保荐，请赐旄节，不许。惟岳乃与田悦、李正己同谋拒命……闰正月，武俊与常宁自赵州回戈，达明至恒，武俊子士真应于内。武俊兵突入府署，遣虞任越劫擒惟岳，缢死于戟门外。又诛惟岳妻父郑华及长庆、王他奴等二十余人，传首京师。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惟岳只是用自己的人头，给手下们准备了一个上位的机会。
在兵骄逐将、将骄逐帅的藩镇格局下，一个藩镇大佬与中央政府为敌时，谁也不要高估自己手下的忠心，谁知道都是什么乌龟王八混在里面呢？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藩镇大佬通常都不敢轻易与中央政府撕破脸皮，否则后果可能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晚唐的皇帝固然活得比较窝囊，但他们谁都不是任人揉圆捏扁的傀儡，真惹急了他们，藩镇大佬是要提着自己的脑袋给手下当垫脚石的。
很多人总是习惯性地认为，皇帝的某些选择不可理喻。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通常是因为我们误认为皇帝拥有无限的权力。
其实在许多时候，皇帝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必须无奈地选择一些看似愚蠢的手段，比如任用外戚宦官，比如分封诸王，比如宠信奸臣特务。
在交通媒介相对落后的时代，皇帝还无法通过细化分割权力系统的方式驾驭天下，就只能出此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