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1岁那年，与大他6岁的赵纫兰结婚。自此，李大钊与赵纫兰育有三子两女，分别是长子葆华、长女星华、次子光华、次女炎华、三子欣华。本文揭秘李大钊的孙子李宏塔现状。
李宏塔，1949年5月生，河北乐亭人，李葆华之子，李大钊之孙。1965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普通班学历。现任十届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李宏塔出生于1949年5月。那时，他的父亲李葆华任北平市第二副书记，正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奔忙着；母亲田映萱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党委工作，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
李宏塔出生才19天，就被送进了一家市民托儿所，直到6岁才被接回家。李宏塔在家排行老三，上有哥姐，下有弟弟，平时，父母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从来没有给过他们一点特殊的照顾，使李宏塔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平民意识。
六十年代初，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宏塔随父到安徽读书。李葆华一反当时的政治风气，坚持对事不对人，使许多问题在宽松的环境中得以改正。为4000多名被错划的右派平反。这在全国是敢为人先的举动。
他还在安徽放开农贸市场，允许农民在完成征购后将粮食拿到市场上销售。李葆华的生活十分简朴，平常上班，都是穿普通服装。因为他经常下乡、下厂，有人便说他微服私访。李葆华因此得了个“李青天”的绰号。父亲那轻车简从、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青少年时期的李宏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6年，16岁的李宏塔中学毕业后报名参了军。临别的时候，李葆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准备吃大苦。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到部队后，李宏塔被分配至江苏河口农场，当了一名农垦兵。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犁田、播种、插秧、除草、沤田，样样都干，不怕苦不嫌累。那时，李宏塔身高体瘦，战友们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大虾”。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大虾”，却在艰苦的劳动磨练下，身体变得健壮结实，一肩可以挑起100公斤的重担。在部队三年，他被评为劳动能手、神枪射击手、万米游泳能手。
1969年4月，李宏塔从部队退伍，分配到合肥化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当时的化工厂技术条件比较落后，有害气体腐蚀性很强，要带防毒面具上岗。第一天晚上，班长老包带领青工小费上班，让李宏塔跟班学习。
到了深夜，小费睡着了，班长忙不过来，李宏塔就积极参加操作，当老包的助手。班长很高兴，说：“第一天就动起手来，真不错。”由于李宏塔积极肯干，很快成了厂里的骨干。班长老包成了他的老师、好友，而且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3年10月，厂里推荐李宏塔上大学。三年很快过去，李宏塔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后，仍然回到了原单位，当了一名技术员。由于突出的工作成绩和实干精神，李宏塔被推荐为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78年9月，李宏塔被任命为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1980年5月，任共青团合肥市委书记、中共合肥市委常委。1983年10月，调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李大钊的孙子李宏塔依靠自己的勤奋苦干和聪明才智，一步一步从基层普通职工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有谁知道，这其间他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呢？
1987年，38岁的李宏塔已经到了离开共青团的时候。组织部门征求意见时，李宏塔毫不犹豫选择了省民政厅。他说：“我就是想找一个干实事的部门去工作。民政尤其实在，是直接给老百姓办事。”
李宏塔如愿来到安徽省民政厅，在厅领导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8年。期间，有许多人为他得不到升迁而“打抱不平”，可他自己对此却泰然处之。他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限，升与不升都没有什么，只要能够为百姓工作就心满意足了。
说实话，李宏塔多年未提拔，有客观的原因，也有李葆华的原因。李葆华在世时，从不为子女的升迁打招呼。每当子女所在省里的领导前来看望他时，他反倒是请他们一定要严格要求他的子女。李葆华的做法等于帮了“倒忙”，不“入时”，也更少见。
对于父亲的帮“倒忙”，似乎是他意料中的事。他在省委、省政府任何一位领导面前，也从来没有提起过自己的职务问题。
在安徽，身为厅级领导干部的李宏塔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是出了名的。厅里要安排小汽车接送，他笑着说：“我还是骑自行车方便。”就这样，他20多年如一日，无论刮风下雨，都坚持骑车上下班。
有人曾提醒他说，你不坐车，别的副厅长咋办？李宏塔说：“咱这是锻炼身体，并不影响别人坐车，干嘛非要步调一致呢？”他依然“我行我素”。在平时，他也从未因私而用过单位的汽车。
一天，厅里一位同志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便问他：“你怎么不骑车呀？”他说：“车子放在楼下被偷走了。乘公共汽车人太多，还是走路舒服。”当地有记者采访他，他轻言细语地笑着说：“骑车上下班这事太平常了，没什么好说的。我父亲当年在北京，每天从家里到人民银行上班都是步行。”
久而久之，在李宏塔每天必经的长江路、六安路上，交警都知道这位高个、魁梧、满头灰发的中年人是民政厅的厅长，敬意油然而生，见了面总要跟他打个招呼。
这与家风的熏陶是分不开的。一次，李宏塔与省社科院的一位同志去北京开会，下了火车，他们拎着资料去挤公共汽车。社科院的同志调侃说：“我以为跟着个当官的能蹭车呢，敢情还不如我到北京，找个单位就可要辆车。”李宏塔笑笑没答话。社科院的同志又问道：“那我们回去你爸该用车送我们了吧？”李宏塔说：“趁早别想，他老人家的车我们可不敢‘妄想’。”
采访中，李宏塔的爱人介绍，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2003年他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自己还笑称是“与时俱进”。
这么多年来，李大钊的孙子李宏塔一直没有改变，他把骑自行车当成了一种体察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最好方式，他要让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境界都不脱离人民群众，当一个真正为人民办事的党员干部。
说起李宏塔家的房子，更是故事多多。
前几年的一个晚上，曾有记者敲开了李宏塔的家门。踏进门槛，只见一个约8平方的门厅出现在眼前，一张长方餐桌占去了门厅的三分之一，那餐桌用手一撑便有些摇晃。一台老式吊扇在头上慢条斯理地转着。
家中的床与柜都是20多年前结婚时买的，尽管有开裂的、脱漆的，他们依然舍不得丢弃。李宏塔说“那都是正经木板做的”。在另一间房里，刨花木板的组合柜、写字台以及电视、书柜把房间挤得满满当当。一组三人沙发因地方太小被分开放置。
李宏塔风趣地说，这样正合适，谈话可以面对面了。由于房子太小，家里的电视只有20吋。李宏塔幽默地解释：“我就喜欢小电视，清晰度好。”
安徽省政府1982年对干部住房标准有过这样的规定：“地、市和省直厅、局级以及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每户建筑面积70至95平方米。”可是，1981年就已是副厅级的李宏塔，1984年却搬进了55平方米的两居室，而且是位于楼房的最西边，冬冷夏热。他们一家三口一住就是16年。这期间，李宏塔调到省民政厅，曾先后4次主持厅里的建房和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
厅里许多同志说：“不管哪一次，他要一套新房都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但是，每到分房时，李宏塔看到房少人多，就按照老规矩办，先群众、后干部，而且是“后”到每一次他都没住上新房。1998年，是国家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这一次，李宏塔有过思想斗争，可是到分房时，他看到许多年轻同志住房较差，需要改善，狠心放弃了这最后一次机会。
直到2000年，在省里不少同志的“告状”之下，有关部门给李宏塔补差了一个小套，且是临街的楼房，人来车往，噪音特别大。李宏塔只好让儿子去住，他们老两口仍住原来的房子。
作为厅长的李宏塔，其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如此清贫，只要他稍微表示一下，或者用手中的权力稍稍为自己安排一下，哪怕只是得到他那个级别应该得到的，他一家的生活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是李宏塔却固守清贫，而且心甘情愿，没有丝毫其他想法。这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李大钊，为创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自己120元的薪水中拿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儿女上学交不上学费，冬天家中买不起煤球，冷如冰窖。李大钊本人也衣食节俭，经常是一块大饼、一根大葱地对付一顿，衣服也近乎寒酸。
2005年2月去世的李葆华，家中的简朴让人难以置信。房子是70年代的建筑，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房，他说：“我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而且多次谢绝装修。这令人敬重的家风，使李宏塔的清贫变得自然而真实，毫无“作秀”之嫌。
“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这是李大钊的孙子李宏塔自撰的一副对联，也是他的座右铭。
绞刑台上李大钊竟被绞杀了三次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北京不久，就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
1927年4月6日清晨，军警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将李大钊、妻子赵纫兰以及两个女儿逮捕。抓捕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伏案办公。
狱中，李大钊度过22天。
1927年4月28日，是这座古城刻骨铭心的一个日子。当日下午2时，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被四辆军车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李大钊，身着棉袍，淡定自然地在镜头前留下了最后的一张照片：头发剃去了，宽阔的额头，浓黑的双眉，两眼目光和悦，脸上泰然自若，宛如平日。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之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绞刑架，泛着恐怖的冷光。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种从未使用过的刑具。这座绞架是清朝末年统治者从国外买来的;买来，却不会使用。此刻，张作霖要用它残杀革命志士。
这是令人窒息的历史瞬间：行刑开始了， 李大钊第一个从容地走上绞刑台。执刑者为了延长他的痛苦，特别使用了“三绞处决”法。执刑吏把李大钊推进长方形的铁架子中，架子上边正中有一个小圆圈正卡在颈中，旁边有一把柄，刽子手握住把柄，逐渐绞下去，看到舌头吐出，眼睛凸出，眼角流出血……刽子手松开把柄，将李大钊拖出，围绕行刑台走了一圈，又用冷水往李大钊脸上喷……等他苏醒过来，又开始第二次绞刑……一共绞杀了三次，施刑长达28分钟之久……
时年，李大钊38岁。有人回忆，李大钊牺牲后，脖颈上勒有三道深深的血痕。李大钊为主义、为信仰而坦然赴死，感动了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令人欣慰的是，当年李大钊预言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已经在中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