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职期间不但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在建国初期中国的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抵制，外交进入了前无仅有的冰封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国出席的每一个外交活动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
周总理用他的一言一行慢慢改变着中国在外国人心中的国际形象。周恩来死后，无数的群众和学生自发组织了纪念活动，联合国都降下半旗来缅怀这位总理的离去。
毛泽东在去世后为了给国人留下了念想，把自己的遗体安置在天安城内，早年思念主席的人还可以隔着水晶棺去看看主席，现在由于保护的需要一般人已经不能前去瞻仰毛主席的遗体了。
在想念毛主席时可以找到缓解思恋的办法，在怀恋周总理的时候又怎么办呢，总理没有坟墓没有墓碑就连他的骨灰都全撒在了大海里。
周总理在生前就与夫人邓颖超在后事方面有过约定：“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过世后邓颖超严格遵守了与周恩来的约定，在周恩来的追悼会结束后，带上周恩来的骨灰坐上了一架农用飞机，把周恩来的骨灰尽数撒在了大海之中。
周恩来虽然没有留下任何有形的遗体，但是他的灵魂和精神永远与我们同在。
周恩来是民国有名的美男子，相貌堂堂仪表非凡，但他一生只中只有一位夫人邓颖超，在邓颖超流产难以生育后都没有休妻再娶。
邓颖超本人都曾经希望周恩来通过其他方式为周家留后，但是这些提议都被周恩来否决了。周恩来一生终于婚姻，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膝下无子，但他们的婚姻生活过的也很美满，谱写了一段良缘佳话。
周恩来虽然不在意自己无后，但是却执意为烈士留下后人以延续香火。周恩来在抗战时期总是会搜寻烈士的遗孤，把他们接到安全的地方抚养。
后来周恩来又把瞿秋白王若飞等人的子女送往苏联留学，为了这些孩子的人生安全，周恩来还专门飞去苏联与苏联的领导人达成了一个协议：这批中国学员到苏联只为学习并不上前线。周恩来为了保存烈士的后人尽心尽力，但对于自己无后这件事却不甚在意，这正彰显了周恩来的伟大之处。
周恩来的惊人记忆力和精力从何而来？
周恩来有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尽管他可能是天下睡眠和休息得最少的人。每天起来，他都像一个刚刚度假归来的人神采奕奕，满怀信心充满乐趣地投入工作，而且不知疲倦。
和他共过事的人常常适应不了他的节奏和韧劲。周恩来记忆惊人，1972年中美会谈时，基辛格总是带着厚厚的文件和材料，而周恩来只不过拿着一张纸。
人们佩服周恩来的精力和记忆力，以为他每天吃什么山珍海味，或服用强身壮体的营养补品，益寿延命的“灵丹妙药”。上世纪60年代末，周恩来已届七十高龄，有些来华的国际友人询问周恩来有什么长寿的“养生秘诀”。
周恩来答道：“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是按东方人的习惯生活。”少年时期的周恩来离开淮安，随伯父周贻庚去东北上学。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使他不太习惯，他下决心锻炼自己的身体。
他每天很早起来跑步，风雨无阻地坚持了三年之久，后来他的身体果然壮实了。
建国后，他动情地向辽宁大学学生回忆在东北的生活，说：“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黄土，给了我很大的锻炼。”
周恩来的饮食比较简单。他喜欢吃五谷杂粮，荤素搭配。每周的主食除米、面外，总要安排吃几顿高粱米、小米或玉米面制作的食物。
他常吃的几样主菜是红烧鲫鱼、红烧狮子头、梅干菜烧肉、韭黄豆腐干炒肉丝，还有雪里红肉末、炒豆腐干、炒绿豆芽、煎荷包蛋、白菜豆腐汤等。从菜谱可看出，他喜欢江浙口味的菜肴。
周恩来常出鼻血，邓颖超认为是“上火”，说周恩来体质偏热，因此饮食中对牛肉、狗肉、羊肉、鸡肉等有所限制，调料中也一般不用辣椒、大蒜、大葱、胡椒粉等。
周恩来的早餐总是吃豆浆、面包、黄油和果酱，还有鸡蛋冲麦片，极少有别的花样。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这不是很好么，营养丰富，味道好，我已吃惯了。”当问他这样的早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周恩来说：“我在黄埔军校时期，每天同蒋介石进工作早餐，吃的就是豆浆、鸡蛋冲麦片。”周恩来非常注重节食，力求保持适中的体重和良好的体形。
中国传统医学把“养心”视为养身的关键，认为保持愉快的心境方能身体安泰，减少疾病。
周恩来性格乐观，喜欢社交，尤其喜欢和文艺界、体育界人士交朋友，借此活跃身心，培养乐观向上的精神。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心境很不愉快，他马上感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曾对斯诺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
为什么一生没有儿女？
1919年的盛夏，原本相隔数千里、年龄相差6岁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天津的一次学生集会中不期而遇。
那天，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念书，担任着女师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和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的邓颖超在天津南开学校的礼堂里进行讲演。
而此时，不久前刚从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担任着《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周恩来正巧坐在礼堂的中间。邓颖超精彩的讲演打动了周恩来，这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开始相识。
这次相遇的背景决定了他们日后爱情的性质。他们是因为革命才走到一起的，革命是他们爱情产生的媒介和前提，他们的爱情注定是两个革命者的爱情。
此后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发起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革命刊物《觉悟》。
这一段时间共同战斗的经历却为他们日后情感的发展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远在法国的周恩来每每思念起祖国、思念起祖国的朋友和亲人时，邓颖超那热情、勇敢而又淳朴、端庄的形象便在他的眼前一次次闪现。
1923年春天的一天，已经转到天津仁达女校任教的邓颖超收到周恩来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在这张明信片的背后，周恩来用刚劲、奔放的字体写着：“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邓颖超被周恩来这漫涌而来的爱的激情打动了，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情感交流中，她也越来越感到智慧、坚定的周恩来是自己最理想的伴侣，在征得母亲的默许后，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确定了两人间的爱情关系。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9月抵广州，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8月初，21岁的邓颖超只身从上海来到广州。在爱情的呼唤下，两位分别5年的年轻人再次相聚。
8月8日，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吃了一顿便饭，这顿便饭也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宴。
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之后，因为事业需要总是聚少离多。聚时，他们恩爱有加，离时更是互相惦念，互相关怀。
10月6日，周恩来率领国民革命军东征。就在这时，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丈夫不在，母亲不在。左思右想，她决定将孩子打掉。她第一次放弃了做母亲的机会。
本以为做母亲的机会以后是很多的，没想到，第二次怀孕，她竟因难产而死里逃生，而且从此失掉了做母亲的机会。
在艰难的岁月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广州，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武汉，他们曾面临着一次次死亡的威胁，却又一次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在长征途中，当红军长征到毛儿盖时，周恩来病倒了。他连续几天高烧，不能进食，肝区肿大。
经医生检查，周恩来被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但是在当时条件下无法消毒，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采取用冰块冷敷的办法，控制炎症的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周恩来的病情凶多吉少。
闻讯急急赶来的邓颖超在周恩来的担架边苦苦守候了三天三夜。也许就是这三天三夜的苦苦守候，使得周恩来终于在早晨奇迹般地从地狱边回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