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人民志愿军27军战地记者 孙佑杰
【文字】： 人民志愿军27军烈士子弟 王安民
93岁时的志愿军老兵孙佑杰
引子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胜利70周年，我自然想起了鸭绿江。
1952年初秋，我因病自朝鲜战场回国，到了丹东鸭绿江边，我跳下志愿军27军后勤部的汽车，独自一人走在大铁桥上，没人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我心里想的不是“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的战歌，我在想，那猫也不过九条命，我怎么就活着回来了，我早该死了。
当时,我神魂不定，若不是桥上川流不息的汽车，我就栽进鸭绿江喂鱼了。
（1）
我的故乡在胶东半岛的文登。文登历史悠久，当年秦始皇东巡到这里，“召文人登山”而得名。
东鲁遗风至今在，十万人家读书声。这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任登州（今蓬莱）知府时的诗句，说的就是我故乡文登好学的民风。
到了清朝顺治年间，文登人7人同时中了进士，有的父子同榜，有的兄弟连镳，举国上下这才不禁连连惊呼：“文登学！”
佩剑对弯弓，诗书瞭苍穹，这是家乡读书人的自古以来的追求。
胶东是八路窝子。抗战爆发后，文登最先拿起武器抗击日寇的也是一些觉悟了的读书人。1937年的12月，中共胶东特委领导家乡人民在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不久（1938年的2月），在雷神庙与烟台来的日军激战，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抗战时期的孙佑杰
后来，起义部队到了蓬莱、黄县、掖县一带，创建了山东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这个根据地，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还有一些民主人士，这叫统一战线。之后，许世友将军从延安来到胶东半岛，直接指挥胶东八路军与日伪作战。
雷神庙战斗在临近的牟平打响，牺牲了几十名战士，消息第二天就传到了文登。当时，我还在读高小，但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它让我懂得了家国情怀的道理。我读文（登）荣（成）威（海）联中时，初一还没读完，我在家乡一名地下党带领下，穿过数道日伪封锁线，辗转到了栖霞的北部山区胶东抗大，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这一年，我刚满18岁。
（2）
胶东抗大隶属于延安抗大一分校。1938年年底，抗大在陕西延长县成立了第一分校。第二年年初，抗大一分校（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随营分校）从延长县出发，途经山西屯留县，来到山东沂蒙山区腹地沂南县。抗大一分校一大队继续东进，到胶东半岛办起了胶东抗大（抗大一分校第三支校）。
起初，胶东抗大设在招远县，由于日伪“扫荡”先后转移了五次，我入校时转移到了栖霞县蛇窝泊镇文石村。
抗日上战场，喜报传故乡；
生要立大功，死就当英雄！
这是我读胶东抗大期间白纸黑字立下的志向。不料，毕业后一纸调令，我成了抗大宣传队的一名文艺兵。我一心一意想上前线杀日寇，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可我是军人，只有服从命令。
原来，胶东抗大刚成立了宣传队，急缺文艺骨干，我有文化、会画画，还能拉一手好胡琴，宣传队选人时第一个就选中了我。
胶东抗大的第一任校长27军第一任军长聂风智
来宣传队前，部队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以文为枪”。当时，宣传队只有十几个人，虽然都有些爱好，但要排演文艺节目实在困难。我一天到晚琢磨着“以文为枪”这句话，受当地皮影戏启发，我想到了尝试制作“土电影”。
一天晚上，我找来一个放大镜，固定在硬纸壳上，再用煤油灯光照射，室内墙上立马映出了玻璃幻灯片。在抗大修械所工程师的帮助下，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制成了以汽灯为光源的铁制幻灯机。后来，我又对幻灯机进行了改进，研究出了同时放映一静一动两幅幻灯片的方法，让十分宝贵的战地照片和我画的美术画成了会动的“土电影”。
这个“土电影”，在胶东抗日根据地是首创。抗战期间，我虽然没当成杀敌英雄，但凭自己发明的“土电影”，当选为屈指可数的胶东抗大模范工作者。
胶东八路军有12个主力团，13团的团长叫聂凤智。他是胶东抗大的第一任校长，打鬼子灭汉奸有勇有谋，胶东最有名的大汉奸赵保原，就是被13团的部队击毙的。后来组建的华野9纵、27军，源头就是这个13团。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后，胶东抗大宣传队奉命调入华野9纵文工团，我的任务仍然是搞“土电影”。因为要搜集制作“土电影”的素材，我经常下部队到火线，时间久了，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有朝一日，能当上一名战地记者该有多好！
1950年10月，凭着在济南战役写的一篇战地新闻《七斤月饼》，我被调到27军《胜利报》社。没多久，27军奉命参加抗美援朝，我跟随一线作战部队入朝，成了一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
（3）
抗美援朝十分仓促。1950 10月1日，美军越过了三八线，10月8日，金日成请求毛泽东出兵援助，中国迅速组建了人民志愿军。10月19日晚，彭德怀率领志愿军先期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10月25日，不到一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就打响了。
27军接到自江南北上命令的那一天，正好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祝日。当天夜里，我随27军部自浙江平湖乘火车到了山东的泰安。在泰安集结待命一个月，整个部队像在闷葫芦里闷了30天，直到11月1日下午，才接到继续北上的命令。
那清一色的闷罐车，像是被憋疯了，喘息着，呼啸着，吼叫着，无论大小车站，一路不停，昼夜向前飞奔。
我所在的闷罐车厢，尽管全是27军政治部营职一下的官兵，但这是到哪里去，又干什么去，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一切只能凭猜测。车厢里的唯一光亮是两盏马灯，晃来晃去的晕光，让闷罐车厢越发出奇的安静。
闷罐车到了山海关停下来，一名通信干部送上来一份密封文件，铁门又很快关上了。车过山海关，这才传达了中央军委10月27日16时的密电令：27军出兵朝鲜作战。
消息一经公开，闷罐车厢里像是炸来了的热锅，大家热烈地讨论起来。我清晰地看到，官兵们的脸上挂着不光有亢奋，还有凝重。
孙佑杰（右）和战地记者史云
唯一的马蹄表的时针已经指向了22点，照纪律规定该熄灯睡觉了，可大家让尿憋的无法入睡，都在等停车方便过后再入睡。好在车厢内没有女同志，实在憋不住了的，干脆走到车厢铁门前尿起来。人人都知道这样不雅，可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咣当咣当……”闷罐车终于在一个隧道里停下来，大家有10分钟的方便时间。忽然，后面车厢底下有女兵在大声喊叫：“喂！请自觉一点，车下有人哪！”
喊声最响的是巴木兰。巴木兰是我在军文工团时的战友，事后她对我讲，文工团是男女同乘一个闷罐车厢，腼腆的女兵苦于无处小便，实在坚持不住了，有的竟盖着大衣，褪下棉裤，坐在自己的包裹上，让小便慢慢渗进包裹里的衣服上。
当听到车门被打开后，女兵们便纷纷下车，四处寻找方便的地方。隧道里的站台很窄，不时还有手电晃动，女兵们就齐呼啦钻到了火车底下。
车厢里的男人见女兵们下车了，迫不及待拥到车厢门口，对着门外尿了起来，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哗哗”的尿声如水龙头一般。
最后一拨还没尿完，前面传来了开车的口令。火车下的女兵们一听急了，赶忙朝车门跑来，因为害怕掉队，就迎着骚气熏人的尿液登车。然而，七八位正在小便的男人，一时又刹不住，只好边尿边提裤子，硬是将半截尿憋了回去。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个个佯装什么事也没发生，引得车厢内一阵哄堂大笑。
巴木兰天真活泼，有什么话都愿意和我说。车到安东，她依旧忍俊不禁，笑着和我说起这件事。我听过后，却半点笑不起来。因为凭多年的战争经验，我已经察觉到出兵朝鲜，将比八年抗战与三年内战还要残酷。
（4）
部队一到安东，马上进入了临战状态。相对于一般人，我们这些老兵视战争为老生常谈，因为战争的血腥与生死见得太多了。但有一件事，却令人十分惊讶。部队下了十分严厉的命令，彻底消除“人民解放军”的痕迹，摘下帽徽，取下胸章，抹掉装备上的所有徽号，收缴部队番号的印信。这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许多官兵想不通，我也想不通。那帽徽上的“八一”五星，胸章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是新中国军人的标记，现在是替别人打仗，他娘的牺牲不说，连自己的部队的标记都没有，这是打的哪门子的仗。
可军令如山，骂归骂，命令还得执行。我索性瞒过军政治部的首长，冒着受纪律处分的危险，私自带上了七把刻刀和两块刻板。我有我的理由，打仗少不了武器，一线部队的武器是枪炮，我的武器除了笔就是刻刀。
11月4日，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安东。当时，第一次战役已在西线打响，晚8时整，27军指挥所率80、81两个师乘火车进入朝鲜。因发现东线山区也有美军向北推进，部队又奉命撤回安东，再乘列车于12日下午7时到达临江。
这时，27军的79师后卫变前卫，我跟随79师，跨过鸭绿江上的一座水泥大桥，第二次进入朝鲜，去对付东线北进的美军。部队冒着风雪，经过一夜的急行军，于黎明前到达朝鲜的中江镇。
中江镇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大村子，坐落在在南北走向的公路边。这里是北朝鲜最冷的地方，气温最高达零下43度。但志愿军的到来，让冰冷沉睡中的村庄沸腾了。男女老少个个喜笑颜开，热情帮助部队搬东西，腾房子，烧开水，烤棉鞋，唱歌跳舞欢迎志愿军。
天放亮后，为了防美机空袭，部队吃过早饭一律到村边山上隐蔽休息。我所在的七连指导员关心我，说我是军部记者，是在村里继续休息，还是去山上隐蔽，由我自己定。我觉得部队第一天秘密入朝，离东线的敌人还远着呢，美军的飞机也不一定来。于是，决定先在房东的热炕头睡一觉，再到山上去隐蔽。
正当我酣睡之际，屋外传来房东大娘一阵惊恐的呼喊声：“旁空！旁空！扁机瓦扫，扁机瓦扫，帕里帕里卡！”。
入朝前，政治部朝鲜常用语培训抓的紧，所以我听得懂房东大娘的喊声：“防空！防空！飞机来了，飞机来了，赶快跑啊！”
我立即警觉起来。入朝前夕，我在鸭绿江边曾目睹对岸的新义州瞬间被炸成一片火海，深知美机的猖獗与厉害，便急忙跳下土炕，顾不得拿背包和大衣，提着手枪就往外跑。
趁着美机转弯之机，我一口气跑出了村庄，在积雪的河滩上匍匐前进，钻进两堆灌木丛中后，我一动不能动了，已经没有力气再跑了。
我仰望天空，庆幸自己逃出了轰炸圈。不料，一架美机朝我俯冲下来，它一抬屁股，几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声音就下来了。美军的飞机为了制造恐怖，特地在炸弹上安装了风哨子，炸弹一出弹仓，“呜呜”的刺耳声响彻天空。
孙佑杰的木刻作品《美机轰炸》
我懂防空知识，落在远处炸弹的是长的，落在近处的炸弹是圆的。经验告诉我，其中一发炮弹会落在我的南侧。跑是来不及了，我立即向北打了一个滚儿，脸面朝下，闭上眼，张大嘴。心想，该死该活就这么着了。
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过后，我随即被沙土活埋了，只觉憋得喘不过气来。等奋力从沙土里抬起身来，才知道毫发未损。我抹掉脸上的沙土，发现身边一米多处被炸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如果不打那个滚儿，我的命就丢在河滩上了。
敌机飞走了，整个中江镇都在燃烧。我想起房东屋内还有我的刻刀和刻板，便急忙向镇中跑去。路上正好碰上了七连通讯员小刘。他刚才去房东家没发现我，便带着我的东西出来找我。他说，早饭后，指导员再三交代他要保护好我的安全，接着就和连长到镇北面营部开会去了。我一听顿觉凶多吉少，立即同小刘向镇北烟火弥漫的营部住处奔去。
天哪，灾难的惨状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营部的住房已成了废墟，来三营营部开会的各连连长和指导员，加上营部的领导和通讯员，总共20多人，除教导员负重伤被抢救出来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而且都被烧得面目全非。
小刘冒着还在燃烧的木屋，在惨不忍睹的死人堆里找到自己的指导员，跪在雪地里嚎声大哭。说自己没有保护好指导员，还不如自己死了算了。
出征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这句古诗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5）
这时的中江镇里已不见人影，悉数被大火烧成一片废墟。面对美军的凶残，部队官兵除了悲伤就是仇恨，恨不得几步跨入阵地，与美国鬼子对打厮杀，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
27军预设的阵地在长津湖一带。掩埋了牺牲的官兵，在冰天雪地里，部队又开始了夜行军。
我跟随7连进入狼林山脉后，雪更大了，风更狂了，酷冷达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路上每个人都成了雪人，浑身上下白花花的，连眉毛胡子上也结了冰凌。我很幸运入朝前发齐了棉装，可有些官兵仓促入朝，未来得及领齐棉帽、棉鞋和棉手套，行军中吃了大苦头。
7连的许多官兵脚上穿的还是力士胶鞋，由于急行军两脚有热气，开始雪花落在鞋面上化成水，继而又结成了冰，最后双脚、袜子和鞋冻在一起，走起来“嘎嘎”作响。脚面皮肤皴裂后，鲜血再顺着冰碴缝隙往外渗，直到第二天拂晓宿营，才看到胶鞋上有一片淡红色的花纹。
行军途中休息，一个江苏籍的战士站在冰冻的路上一动不动，结果力士鞋就与冰雪地面冻在一起。待开始行军，他用力一抬双脚，鞋帮与鞋底分了家。还没有一分钟，袜子与地面又冻在一起，他再一抬脚，袜子也冻在地上了，露出了两只光脚。
一位原国民党军起义的四川籍老兵，胡子上结了冰凌，他嫌冰凌碍事，用手往下一捋，竟连胡子带皮全扯了下来，痛得“嗷嗷”直叫。
16炮团2营的一个炮兵，出发前习惯性地去摸摸迫击炮身，手掌瞬间被粘去了一层皮，当时他还觉不出来，停了一会儿才疼得龇牙咧嘴。
行军还好说，苦的是雪山露营。当时，每人只有一床薄棉被，一床小棉褥子，一件棉大衣，还有一块防雨布，根本经受不住高山严寒的侵袭。
孙佑杰的木刻作品《露营》
第一次露天宿营，随军摄影记者史云问我怎么睡，我对他讲，打通腿，睡一个被窝。我们在避风的雪地上挖出一条雪槽，垫树枝树叶，铺上雨布和褥子，俩人头靠着脚，背靠着背，屁股贴屁股，再盖上两床被子和另一块雨布，最后用各自的大衣蒙住头。开始，还能听到风雪的呼啸声，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仿佛全身都进入了冬眠状态，一直到听见有集合号响才醒来。
我入朝后的第一幅木刻作品叫《宿营》，里面刻画了两位冰天雪地里宿营的志愿军，一个说的是我，另一个说的是史云。
（6）
露天露营最苦的是配合27军作战的炮兵16团。
炮团运炮全凭战马，榴弹炮用10—15匹马拉，野炮用6—8匹马拉。若失去了战马，大炮寸步难行，所以炮团的官兵拿着战马比自己还要紧。
一天夜里，炮团刚爬上一个山顶，天就亮了，为防美机空袭，只好在树木稀少的山顶露营。战马休息也需要伪装和保暖，官兵们找来松树枝叶搭在战马的身上，可是战马觉得不舒服，一会就把松树枝叶都搂掉了。无奈，战士们只好把自己的棉大衣反过来披在战马的身上，再拆下自己棉被的白布里，将棉大衣绑在战马的身上。结果，这次高山露营，战马安然无恙，但却冻伤了100多名官兵。
部队继续昼宿夜行。一天夜里，七连刚要过一座桥，却被炮团的大炮挡住了去路。我走向前一看，一门10匹战马拉的榴弹炮停在那里，原来一匹枣红马的前蹄陷进了桥缝，大炮进不得也退不得。
入朝后的孙佑杰
奔赴长津湖，十万火急。唯一的办法是将这匹战马枪毙，再换一匹备用战马。炮兵视战马为“无声的战友”，怎么也不忍心朝战马开枪，只好请步兵开枪。步兵不管这一套，一位班长拔枪就要打。这时，旁边几名炮团战士冲过来，护着战马的头对步兵说：“战马也是人，你有能耐，朝老子开枪。”
步兵班长得令在先，也是不依不饶：“你以为老子不敢哪，贻误军情，和这匹马一样，照样枪毙。”
眼见炮兵和步兵要打起来了，炮团的值日军官赶紧上前喝退了炮兵战士。
一声枪响，战马倒地毙命。炮团的战士哭了，一个高个子大脸盘的炮兵抱着战马的脖子，边流泪边自语道：“我们一起南征北战好几年，可来朝鲜还没打一仗，你就牺牲了。”
炮兵部队有个传统，即便再饿也不吃自己的战马。毙命的战马刚被移走，几名步兵就拿着刀来砍马肉，那几名炮兵护住战马不许砍，哭着大骂：“他妈的，你们步兵心太黑了，让狗叼走了，啊？”
愤怒的炮兵赶走了步兵，然后用雪把战马埋了，齐刷刷敬过军礼后，才含着泪离开。等炮兵走远后，步兵又把战马扒出来，踢里咔嚓，一会儿的功夫，那匹肥壮的战马只剩了一堆骨头架子。
我愣愣地站在一边，看着眼前的一切，心在流泪。这个战争，让人心变得无情，又十分的柔弱。
炮兵16团自1946年成立后，一直配合27军作战。团宣传股长叫张采正，是我读文荣威联中的同学。入朝后，他带工作组下到炮团2营，那匹被枪毙的战马就是炮团2营的。
行军路上，张采正对我说：“炮兵的生活比战马还苦，自己挨饿也不能让战马挨饿。有个战士实在饿极了，偷吃了一把喂战马的生黄豆粒，不但吃坏了肚子，还按规定受到了纪律处分。”
（7）
很少有人知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当初的理想是什么？打完仗，过太平日子，能吃上饱饭。打日军是这样，三年内战和抗美援朝也是这样。部队的战士绝大多数是农民，想法很朴素，也很真实。
部队除了打仗，吃穿也是少不了的。可在朝鲜，打仗难，吃穿更难。起初，先头部队入朝，当地老百姓杀猪宰鸡，捞大米干饭，有的还拿出高丽参和黄酒招待志愿军，到后来，连朝鲜人不稀罕的土豆也稀缺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美军更懂得这个道理，它的飞机专门打运输部队的火车和汽车。27军仅有的15辆汽车，入朝的第一天就报废了12辆，剩下的3辆也没有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几万人的后勤运输线一时被完全切断了。
这时，饥饿难耐的官兵到了宿营地，以连、排为单位自行到附近村里寻找食物。只要找到能吃的东西，什么都拿，能拿多少拿多少，顾不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
一天早晨，部队在一个山村宿营。为了跟当地人学朝鲜话，我带上手枪独自进了村里。可家家户户“空舍清野”，不用说吃的，连个人影也不见。我接连进了几户人家，都是房门紧闭。
突然，听到不远处有志愿军在争吵，走过去才明白，原来七连司务长发现菜园地窖里有土豆，便通知各排来领土豆。来领土豆的战士中，有一位分管连队群众纪律，他见老乡不在家，坚决不同意。
这位战士的理由很充分：“我们志愿出兵，朝鲜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随便拿人家的土豆，这是违反群众纪律。”
另一位战士不服气：“你拿纪律当饭吃啊，吃饱了肚子好去打美国鬼子，打败美国鬼子是最要紧的纪律。否则，我们来遭这个罪干啥？你说来这鬼地方干啥？”
事务长见我来了，就把难题抛给了我：“你是军部的战地记者，你来决定吧。”
起初，我也是犹豫，可面对饥饿难耐的战士我犹豫不得。我对那位分管群众纪律的战士说：“现在让大家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土豆可以拿走，但要给老乡留下借条。”
部队离开之前，文书在一块木板上写下了连队的番号和拿走土豆的数量与日期，牢牢地插在了土豆窖子上。长津湖战役结束后，事务长专门来到这个村子，当面向老乡赔偿道歉。但我要说，白拿白吃了的也有，因为这是战争，是一场异国作战。
经过10几天的长途跋涉，27军终于出敌不意到达长津湖畔的预定作战地区，将“北极熊团”（美军第7师31加强步兵团）死死围住了。这个时候，我奉命回到了军部的报社。
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打响。打到第三天，我冒着鹅毛大雪走了10多里夜路，循着电话线，好不容易找到了27军指挥所。
军指挥所设在半山坡上的一栋草屋里，除了一位值班参谋和两位哨兵外，其余的人都在屋里睡觉。草屋里外两间火炕上，躺着军长、政委和司、政、后的部门首长，以及参谋警卫和房东老乡30多人，人挤的像是沙丁鱼罐头。满屋都是沉沉的呼噜声，一番几天几夜都没睡觉的样子。
借着昏暗的马灯，我费了好大劲才挤进一只脚，可引来一位朝鲜小女孩烦躁的喊叫声。小女孩一喊，我的睡意没了。
我来到外间和值班参谋聊天。我问值班参谋，军指挥所为啥这么安静。值班参谋说，部队冻伤过万，冻死上千，攻击伤亡也很大，而且弹快尽粮已绝，只有等20军赶来增援，才能继续发起进攻。
我又问值班参谋，哪个部队打的最惨。值班参谋说，你去新兴里的80师吧，这个师打得十分惨烈。
草屋外面有个喂牲口的草棚子，棚子底下有个大草筐，我钻进草筐里迷瞪了一个多小时，天刚亮就去了80师在新兴里的阵地。
在80师，我走了几个阵地，走一个心就咯噔一下子。眼前活生生的景象告诉我，英勇的27军已经无力再战了，部队根本打不动了。
阵地上的战士们饿的眼睛冒光，见美军也停止了反击，纷纷到庄稼地里扒开厚厚的积雪，寻找老百姓收割时落下的一些谷穗，捡到了的直接放进嘴里嚼吞，捡不到的只好回来喝冰水充饥。
喝冰雪水的志愿军战士
我的老战友戴庆奎的那个连队，断粮整整一周了。部队饿疯了，为了保持战斗力，每天都要派人去抢回几个美军尸体，用刺刀割下美军尸体腿肚子上的肉，再用火烤一烤，半生不熟的，闭上眼睛，胡乱咽下去了事。
戴庆奎还对我讲过一件事，我至死都不会忘记。
连队发起冲锋前，有位战士对连长说：“连长，我不怕死，你让我吃顿饱饭吧！填饱了肚子，我好有劲去杀美国鬼子！”
刚烈的连长转过身去，他哭了！因为他和战士们一样，也是几天没吃东西了。
戴庆奎已经去世多年，这位战士的名字，我至今没有查到，是牺牲还是健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长津湖战役，27军消灭了“北极熊”团，将美一师也赶出了咸兴。部队占领咸兴后，后方才送来了炒面和牛肉干，炒面只够吃一顿，牛肉干每人一小包。那牛肉干是宝贝啊，这是入朝一个多月来，第一次吃到祖国运来的肉食。我舍不得吃哪，每次只口含一小片，像吃糖块一样，用口水化着吃。
（8）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中美双方开始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这期间，我的眼睛出现了问题。因为长期在一线阵地采访，眼睛被美军炮弹散发的氧化亚氨气体熏坏了，去后方医院治疗也不见好转，不仅疼痛流泪，夜里无法入眠，连稿子也看不清，部队只好安排我回国治疗。
第二天晚上，我乘坐后勤部的汽车到了鸭绿江边。眼看就要离开朝鲜了，我请司机停车，独自一个人徒步走过了鸭绿江大桥。
站在大桥上，我瞭望南北，朝鲜这边一片沉寂，对岸的祖国灯火辉煌。就这么一江之隔，却是两个决然不同的世界。
在回国住进野战医院，我的眼睛得到了彻底治疗，这时（1952年10月）27军也奉命回国。后来，我调到了济南军区的《前卫报》，先后担任编辑、编辑部副科长。
四面荷花三面柳，半城山色半城湖。济南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留给我的却是战火的记忆，我想起了济南战役时采写的《七斤月饼》里的主人。
一个周日，我提着七斤月饼去看这户人家。女主人说，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这七斤月饼的事呀。我说，我怎么会忘记呢，这《七斤月饼》让我成了一名战地记者。女主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能不打仗，国民党不用说拿走了7斤月饼，就是拿走70斤我也认了。
人们没有喜欢战争的，尤其是平头百姓。
这个战争，不仅是在战场你死我活，它的后遗症也延续到了和平时期。
我的堂兄孙佑国，抗战期间就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国民党占领烟台前，成为一名正式地下党，以做生意为掩护，暗中收集情报。1949年春天，他又秘密去了青岛，利用在烟台的老关系，成功策反了多名中统和军统特务，得到了许多机密情报。
可新中国成立后，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他硬被说成“特务”。堂哥不服气，去了北京国家公安部，找到当时的单线联系人写了证明材料。但组织上说，个人取的证明材料不算数，材料被要去后又莫名其妙“丢失”了。明摆着，这是一桩人为的冤案。
孙佑杰创作的《鸭绿江告诉你》
1979年，我转业到《烟台日报》任副总编辑，堂哥的冤案还是没有得到平反。经过上百次的采访，我以堂哥为原型，创作出了中篇小说《策反者》。知情人一看就明白，我是在为堂哥喊冤屈、鸣不平。当时，作为享受副厅级待遇的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别的无能为力。
这起冤案惊动了党中央。1984年，在《策反者》出版之前，堂兄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中纪委在批示中说：孙佑国同志错误地被关押20多年，经有关部门审查给予平反，请按中央有关政策，剔除档案中不实之词，尽快地恢复其组织生活。遗憾的是，堂兄还未等到恢复党籍，第二年便去世了。
堂哥的去世，让我顿生感悟，历史的真相是何等的重要，个人抑或军队与国家也无不如此。我不由得想起了远去的朝鲜战争，想起了作为随军记者所亲历的那一幕幕。
早在1953年，我就开始动手写抗美援朝实录，可写了3万字就打住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只能写高大上，鲜为人知又活生生的事不能写，写了也无处发表。不能讲真话，那就保持沉默，这是我的处世哲学。
1995年，我正式出版了《鸭绿江告诉你》。
（9）
1996年，我应邀去韩国访问。站在板门店的“三八线”上，遥望着北部朝鲜，我百感交集。
我想起了入朝第一天的大轰炸，想起了那匹被枪杀的战马，想起了冲锋前要吃顿饱饭的战士，想起撤回“三八线”时自己摔进深沟差一点要拔枪自杀，想起了随“尖刀团”穿插被包围死里逃生……我也想起了平生的第一个恋人，一位十分俊俏的朝鲜族姑娘。
1951年秋天，27军奉命将金城防御阵地交给67军，转移到元山的马转里休整。我下连队采访，房东金大爷家，除了金大娘，还有一位17岁的姑娘。
姑娘一身白裙子，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笑，一有空闲就给大家唱歌跳舞。熟悉了，我们就喊她“甜姑娘”。
“甜姑娘”原本住在里间，为了让我安静写东西，她就搬到了外间，和父母睡一起。
长津湖战役胜利后的孙佑杰
一天，金大娘得了重感冒，苦于缺医少药，“甜姑娘”来找我。我让文书买来当时十分稀罕的一只鸡蛋，用家乡姜丝炒鸡蛋加发汗的土法，治好了金大娘的感冒。打这以后，“甜姑娘”对我更有好感了。
一天上午，我将洗好的手绢晾晒在院子里，下午取时上面多了一行歪七扭八的字：“最可爱的人”。我一看就知道是“甜姑娘”绣的，因为这五个汉字是我教给她的。这让我心潮激荡。
“甜姑娘”是我入朝后见到的最漂亮的一位朝鲜族姑娘。她身高一米六的样子，身高与三围的比例恰到好处，乌黑的短发，面色像金达莱花白里透红，一双大眼睛，一对小酒窝，在我这个记者加美术人的眼里无可挑剔。
当时的朝鲜有“三多一少”，老人多，小孩多，年轻媳妇和姑娘多，年轻男人都上了前线。朝鲜姑娘追求爱情大胆泼辣，这或许是一个因素。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么多优秀的志愿军官兵，“甜姑娘”单单喜欢我，说明她有自己的爱情思量。
我也打心里喜欢“甜姑娘”，可我身处战场，说不定今儿活明儿死，不说一线官兵，光27军部的战地记者就牺牲了三位。即便是幸运活下来，部队有铁的纪律，国家也有政策规定，光明正大地和一位朝鲜姑娘结婚，难上加难。你不和人家结婚，那叫玩弄女性，绝没有好下场。
我只有把看似平常的爱情埋在心底，可“甜姑娘”她却“埋”不住了。
我离开金家的前一天晚上，依旧写稿子到深夜，钻进被窝后却燥的不行，“甜姑娘”知道我两周的连队采访就要结束了，她把火炕烧的“滚烫”。
翻来覆去之际，“甜姑娘”轻轻推门进来了。这是熄灯后，“甜姑娘”第一次进我的房间，可她只是站在炕边，不说一句话。我赶紧坐起来点上松油灯，一看她已经脱去了外衣，只穿着细线背心和短裤，身体几乎裸露在我的眼前。明摆着，这是以身相许。
一瞬间，我像被一股电流击打过，整个身体火烧火燎，发热膨胀。那时我25岁，生气勃勃，精力充沛，人家以身相许，我怎能不动心。可我不能娶人家，那就不能玷污人家的清白。我咽了一口吐沫，下炕给她披上了自己的军大衣，劝了好半天，才将她劝出了房间。
“甜姑娘”到了外间，我听见金大娘问她：“说话了？”
我明白朝鲜语“说话”在这里的意思，它是同床交欢的代名词。“甜姑娘”没吱声，但我能听到她低低的哭声，金大爷和金大娘也不住的叹气。
第二天早上，我去连队伙房吃过早饭就要回军部了。回来告别时，金大爷、金大娘依旧待我很热情。金大娘拉着我的手说，她的儿子在人民军里当班长，四次战役刚开始就牺牲了，她是真心希望我能做她们家的儿子。
我流泪了，感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7军牺牲的三名战地记者中，我与王志中最要好，得知他牺牲了，我也没有流泪，当时心里只有仇恨。可在远离战场的后方，我却被金大爷一家感动得一塌糊涂。
“甜姑娘”没有出来送我，但透过木窗棂子的薄纸，我分明看到她在坐在窗前的身影。
自朝鲜战场归来的人，记得最清、说的最多的是“三八线”、长津湖和上甘岭，但我心里比别人多了一个地方，北朝鲜元山的马转里一带。这里有“甜姑娘”的家乡。
人的初恋刻骨铭心，一生也不会忘记。我今年94岁了，只要一想起朝鲜战争，就自然会想起这位“甜姑娘”。
（10）
回国后，我调去济南军区《前卫报》社。远离了朝鲜，远离了战场，可除了编稿子，心根本无法安宁下来。夜里很难入眠，有时要靠服安眠药，直到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
我妻子烟台人，自小相貌出众。5岁那年，日军下乡扫荡，那个日军头目见她长得俊俏，不容分说要把她带走。她的母亲苦苦哀求，给日本人跪下了，好说歹说，才将人要了回来。
妻子长到10几岁时，人更加标致了。一位来烟台做生意的香港老板相中了她，执意要带她到香港读书，等长大了好给他当儿媳妇。这个诱惑力太大了，尤其是对一个乡下人家的普通女子。可妻子不图荣华富贵，很有主见地谢绝了香港老板的美意。这件事传开了，许多当地人慕名来追她，她依旧婉然谢绝，既不给人家难堪，也不给对方留下念想。
我参加朝鲜战争前是正连级军官，来到济南军区后升为副团级少校军衔，热心人介绍的女朋友自然不少，不是我高不成低不就，是我心里一直想着异国他乡的“甜姑娘”。
我妻子虽是乡下女子，身上却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说来也巧，她长得和“甜姑娘”十分相像，皮肤白里透红，浅浅的小酒窝，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连走路的姿势也相差无几。我们是一见如初，如初一见。她自烟台来到济南我身边，平复了我战争岁月落下的焦躁与不安，填补了我思念异国恋人而终不能得的空白。
领结婚证书前，妻子问我，我看上了她哪一点。我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说了自己在朝鲜战场的那段恋情，说她就是我心目中的中国“甜姑娘”。妻子没有生气，反而说她喜欢的就是我这一点，坦诚实在，做人做事有自己的标准。
结婚后，我把对朝鲜“甜姑娘”感情全部给了我妻子。我很庆幸当时自己没有越轨，没有违反军纪，没有毁坏名声，否则，幸福不会来到我身边。
1995年，我70岁那年，根据当年在朝鲜的战地日记和采访手记，出版了21万字的《鸭绿江告诉你》。
《鸭绿江告诉你》出版后，《烟台日报》刚连载，有人写信给27军告我，说我侮辱丑化人民志愿军，想禁止这本书。27军下令政治部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对书进行“地毯式”检查，最后的结论是书很真实，在细节上没有杜撰的地方，看后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在南北朝鲜，最先关注这本书的是韩国人赵纪贞。赵纪贞是木浦大学的中文教授，他将《鸭绿江告诉你》翻译成韩文，这是韩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反映朝鲜战争的书。赵纪贞还力主韩国出版商，邀请我去韩国访问。
接到韩国方面的邀请，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们曾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况且我还是一名志愿军。可去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人家对我很友好。不光木浦大学的赵纪贞、林春城和金衡模三名教授去迎接我，韩国议员金弘一也会见宴请了我。
金弘一的父亲金大中，有 “亚洲的曼德拉”的声誉，在韩国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期间数度入狱，但从未放弃民主斗争。我访问韩国期间，金大中已被竞选为韩国民意总统。金弘一先生对我讲，他父亲金大中说不是因为临时外出，也一定会接见我。
我问木浦大学的三位教授，我曾是你们的敌人啊，你们为什么还这么欢迎我。林春城教授说，我写的朝鲜战争真实感人，韩城的四家报纸发表文章评价说，从来没有人这么写朝鲜战争。
在光州岛，《光南日报》社政治部长李泰熙接待了我。他当着我妻子的面，问我记得最老的朝鲜语有哪两句。我说，一句是“旁空！扁机瓦扫，帕里帕里卡！”，另一句是“最可爱的人”。记者出身的李泰熙追问原因，我回答他说，因为第一天入朝我差点被美机炸死，“最可爱的人”的朝鲜语是“甜姑娘”教给我的，我怎么能够忘记哪，来生也不会忘记。
韩国木浦大学中文教授赵纪贞采访孙佑杰
事后，赵纪贞教授讲，我讲这些话时，我妻子流泪了。第二天，《光南日报》把我说的话写成文章，连同照片一起登载到了文化副刊上。
金大中在当总统前，曾担任过韩国海运社社长，开车送我去板门店“三八线”的洪乘斗先生，时任韩城海运分社社长。洪社长见我十分伤感，想调剂一下氛围，好意为我拍一张纪念照，可任凭他怎么调动，我打死也没有半点笑意。
我和“甜姑娘”的恋情，许多韩国人都知道，洪社长自然也知晓。他将我妻子拉到一边，意思是让我一个人在那里好好想一想我牺牲的战友，想一想我那一别再没有音信的“甜姑娘”。
当年，我自朝鲜战场回国，途经鸭绿江大桥时，满脑子是炮火连天，是牺牲的战友，是那位“甜姑娘”。想着自己怎么就活着从战场上回国了，自己早该死了。
我今年95岁了。现在，我想的更多的是金弘一议员与我道别时说的一句话：我们请你来，是因为你尊重历史，心底干净，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思自己国家的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初稿于2019年3月5日
定稿于2020年7月6日
【孙佑杰简介】：山东省文登人，生于1926年3月，18岁参加八路军，历任八路军胶东抗大宣传队员，华野9纵文工团团员，中国人民志愿军27军正连级战地记者，济南军区《前卫报》少校副科长，华东石油学院政治部军代表，《烟台日报》副总编辑，离休后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注：文字已经孙佑杰前辈校阅，转载请注明作者信息和出处，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