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中国的典籍、火药、造纸术、航海术、雕版印刷术等先进的科技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欧洲人对于东方的中国都有一种崇敬之感。
尤其是到了元朝时期，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到中国来访，回国后写出他在中国所见所闻《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该书一经问世便在欧洲广为流传，很多西方人读了这本书之后对东方更加向往。在马可波罗这本书中他盛赞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等等，书中的内容，无不诠释当时中国到处是一片富丽堂皇之景！正因如此，东方中国的这种完美的形象一直在西方人的头脑中延续了几百年，直到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真实的中国才展现欧洲人的眼中。
公元1793年，正值清朝乾隆年间，一支浩大的外国使团来到了中国，而这支慕名而来的使团正是由英国“骨灰级”外交家乔治·马戛尔尼率团来访。马戛尔尼是英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他师从荷兰伯爵亨利·福克斯，毕业于英国伦敦坦普尔大学。在三十年外交生涯中，他曾赴俄国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商谈结盟事宜，之后又多次出任英国驻外总督，卓越的政绩也让他成功走向了英国贵族序列，在出访中国前夕被加封为“马戛尔尼伯爵”。
此行，马戛尔尼是奉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之命，以给乾隆帝庆祝八十大寿为由，前往中国进行最高级别的外交谈判，希望清廷取消在对外贸易中设置的限制和禁令，以便打开中国门户、开拓中国市场。马戛尔尼使团出发时，时任内务部长敦达斯还特地告诫：“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见，您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仪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显然，当时敦达斯的嘱咐既包含了外交常识，又害怕使团因小失大破坏了两国双方的通商。
应该说，英国方面对这次中国之行是进行了精心准备的，光是英国使团乘坐的船只和随身携带的礼物都是经过精心挑选，有的礼物更是为中国量身定做。马戛尔尼使团乘坐的“狮子”号炮舰，是英国第一流的舰船之一，上面装配有64门先进的火炮，而在随舰的六百多箱礼物中，更是包括蒸汽机、棉纺机、迫击炮、连发手枪等，都是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技产品。
通过众多象征西方文明的礼品，英国人是想把他们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中国，并猜想准会让中国人感到惊奇而高兴。然而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于这些当时最先进的东西，清朝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出身，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的东西，不过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甚至当马戛尔尼想给福康安表演一下欧洲最先进的火器装备时，作为乾隆最器重的将军福康安却轻蔑拒绝了。后来马戛尔尼在笔记里这样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
可以说从英国使团来到大清帝国的第一天起，两种文化、两种制度就处于不断的对话、交锋之中，尤其是在礼仪之争上体现得格外突出。当时的大清帝国，虽已开始由盛转衰，但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大清即为天下。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儒家思想观点，所有外来的朝贡者都必须行三跪九叩的礼仪，谒见乾隆皇帝，即使是远在欧洲第一次访华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也不例外！
事实上，乾隆皇帝刚开始也很愉快，他以为这次的英国使团是为了表示对自己天朝大国的臣服，清廷的威严强盛，已经蔓延到西方国家，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自大心理，甚至后来在人家的商船插上了“英国进贡船”的旗帜。然而，最终的发展却不如人意，马戛尔尼认为英国与大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主权国家，不存在朝贡的关系，因此他们不愿按照传统跪拜乾隆皇帝。
要知道，这在当时大清统治者的眼里是十分大逆不道的，乾隆帝闻讯，勃然动怒，当即下令降低接待规格。而面对清朝统治者的答复，马戛尔尼也是很为难，为了这次出使能顺利成功，英国政府已经准备很久了，如果不按照清朝官员的安排，那么很有可能为了这样的一件小事而功败垂成，但是顺从这种安排的话，又似乎让英国的尊严受到了影响。最后，在权臣和珅的斡旋下双方各让一步，英国作为独立国家，马戛尔尼行单膝下跪礼，不必叩头。
同年9月14日，乾隆帝正式接见使团，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政府向其提出了六个请求，要求签订正式条约：
- 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 请求中国准许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买卖货物。
- 请中国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国商人居住和收存货物。
- 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土地，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
- 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
- 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外征收。……
显而易见，这些要求一部分是属于希望改善贸易关系的正常要求，一部分则具有殖民主义侵略性，如割让岛屿一事。而马戛尔尼本以为乾隆皇帝会答应一大半，但是最后却被乾隆皇帝全部否决，其对英国精心挑选的礼品也没有看在眼里，统统被放到仓库锁了起来！后来清政府认为，进贡和祝寿已毕，英国使团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尽快打道回府。
显然，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以失败告终，随后他们离开了北京，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于1794年3月17日从中国澳门离境，9月6日回到英国朴次茅斯军港。
对于这段历史，后人评价多半是批判的，因为乾隆皇帝及其政府的妄自尊大和目光短浅，让中国丧失了一次与近代工业文明接触，认识世界，改变封闭状态的良好机遇。而对于英国、欧洲来说，通过马戛尔尼回忆及记述，也让英国人乃至欧洲人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随行的安德逊在《马戛尔尼航行中国记》描写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
而马戛尔尼更是在1793年访华后，说：“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可以说，二百多年前，马戛尔尼到中国见了一次乾隆，就预见清朝的灭亡！自此，欧洲人对中国的观点就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他们认为清朝实质上是极其虚弱的，“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要击败它并不困难。而一贯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的英国，看到用外交手段达不到其目的，便决心付诸武力。从1840年到1860年，英国等接连两次发动对中国侵略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和中英《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