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5人到28840人,明朝宗室人口暴增带来的危机

  • 小编 发布于 2019-11-15 13:58:04
  • 栏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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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5人到28840人,明朝宗室人口暴增带来的危机

孝陵

01

明朝宗室,指朱元璋的直系及其兄弟等人的子孙,包括亲王、郡王、将军等宗室男性和公主、郡主、县主等宗室女性,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尚未封赠的亲王、郡王、将军的子女、犯罪的庶宗及其子孙等等。

明初,朱元璋封了二十五个藩王,洪武年间,宗室人口共有亲王、郡王及以下男女五十八位。到嘉靖年间,人口急剧增加。据《宗藩条例》记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宗室人口已达到了恐怖的28840人。

宗室人口为何增长如此迅猛?

一方面,宗室为“藩禁”所钳制,一心寻欢作乐。

自宣德以后,宗室越来越活在高压的“藩禁”政策之下:宗藩不得干预兵事,不得参政、出仕,不得从事四民之业,出城有禁,藩王相见有禁,入朝有禁,与官府交结有禁,不许宗藩自置王府官。

从25人到28840人,明朝宗室人口暴增带来的危机

种种严格的限令下,宗室虽为皇室子孙,却如同“次等公民”。不能参政,空有忧国忧民之心;不能从事四民之业,发家致富也别想了;藩王相见有禁,逢年过节走亲戚也是不行的。

这不行那不行,那到底做什么可以呢?——喝喝酒泡泡妞、抱抱孩子。对于找乐子、抒发个人情感这类行为,明朝廷不仅不禁止反而支持,“乐善好书者百不及一,而即有好饮醇酒,近妇人,便称贤王,遂加奖励矣”。

于是广大的宗室人,在经历现实的无情后,果断将心思全部投入到寻欢作乐上,孩子生了一茬又一茬,比起皇室动都不动就没有子嗣继承大统,可不知道生猛到哪去了。

另一方面,宗禄待遇丰厚,多生多有。

明初,朱元璋对百官的俸禄精打细算,给宗藩的俸禄却十分优渥。尽管后来有削减,相比之下宗室的俸禄还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准。具体情形可参见我上篇文章明朝宗室起源

宗室大都生活在较为发达的地区,社会安定,生活条件优裕。明朝的宗爵制度,有个致命的缺陷:封爵的无限性。宗室成员只要不犯禁,都可以获封。宗室为了获取更多的宗禄,就需要纳更多妾生更多子,以此争取更多的封爵。甚至铤而走险,以庶出冒嫡生、以奸生冒庶出。

这时宗室间的风气就是“多生多有”,人口膨胀起来自然毫不费力。

从25人到28840人,明朝宗室人口暴增带来的危机

据《今言》记载,嘉靖八年(1529),宗室有人口8214人,但这次统计并未包括宗室女性在内。嘉靖二十八年,宗室玉牒记载的现存人口为一万余人。据《明经世文编》记载,嘉靖三十二年,有宗室19611人,其中包括亲郡王、将军和中尉9782人,女性宗室9183人。到嘉靖末年,宗室人口上升到两万八千余人。不到四十年,宗室人口增长三倍有余。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指出了宗室人口每三十年增长一倍的情形:

“洪武中,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乐而为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余一倍矣。隆庆初,隶属籍者四万五千,而见存者二万八千。万历甲午(万历二十二年),隶属籍者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顷岁甲辰(万历三十二年),隶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

据《明实录》记载,明代全国总人口一直维持在五六千万,可见宗室人口增长之迅猛。宗室聚居在大城市,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又享有优厚的俸禄,属于“既有钱又有闲的阶层”,加上生育子孙是“有利可图的事”,人口也就不可避免的呈激增之势了。

02

宗室人口的膨胀,给明朝廷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

宗室人口增加,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宗禄显著增加。嘉靖末年有宗室人口28840人,按人均岁支四百石计,总量超过1153万石,如此庞大的俸禄支给,给明王朝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

从禄粮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可见宗禄问题的严重。嘉靖时,山西一省存留米麦每年152万石,但宗室禄米需312万石;河南一省存留米麦84万石,但宗室禄米需要192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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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二年(1553),礼部官员欧阳铎在上疏中反映,全国宗禄支出一共853万石,岁供京师400万石,宗禄“视输京师之处,不啻倍之”。宗禄问题已经发展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明朝廷的财政压力,反映在外部就是平均岁禄的减少。嘉靖初年,国家供给每位宗室的岁禄大约有400石。到嘉靖末年,根据《宗藩条例》的记载,当时“郡王二百四十余位,将军、中尉一万二千多位,郡县、主君一万六千六百多位,宗禄八百六十多万石”,平均到每位宗室,禄粮已不到300石。

明朝廷无法“化压力为动力”,妥善解决宗禄问题,反而采取了各种“赖皮”措施。

拖欠禄米是其中一个很无赖的举措。宗禄激增,朝廷所能支付的禄粮却有限,“以有限供无穷,势必难久”。所以,拖欠禄粮的事情时有发生。

据《松窗梦语》记载,嘉靖年间,陕西一省有秦、韩、肃、庆四个王府,当时各府禄粮都有拖欠。这四个王府肃府拖欠的最少,其次是庆府,秦府就比较多,韩府拖欠的最多。因为“宗支莫众于韩,故积欠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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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没有别的谋生手段,除了亲王、郡王之类的高级宗室有田土外,普通宗室成员只指望着宗禄吃饭。朝廷连禄米都拖欠,叫这些人怎么相信社会?怎么继续生活?

给没到手的宗禄打个折扣也很赖皮。

据《大明会典》记载,晋、周、楚等十七个王府的郡王,岁支禄米原定“俱米钞中半兼支”,肃、庆、宁、韩、淮五府的郡王岁支禄米,也是“俱米钞中半兼支”。也就是名义上该发的禄米,改成发米和钞各一半。

从25人到28840人,明朝宗室人口暴增带来的危机

现在大家都知道通货膨胀,纸钞可以无限印制,所以会造成货币贬值。明朝发行的“大明宝钞”,就是不知限度的刻印,通货膨胀到基本没人要的那种“纸钞”。政府发纸钞,这些宗室一边骂坑,一边想死的心都有了。

到了嘉靖四十四年,更惨的来了,这些郡王的禄米都改为“三分本色,七分折钞”。

镇国、辅国、奉国、中尉原本也是“米钞本折中半兼支”,现在将军改为“三分本色,七分折钞”,中尉改为“四分本色,六分折钞”。各王府的郡县主君、乡君及仪宾本来为“本色四分,折钞六分”,这时候也改为“二分本色,八分折钞”。

宗禄问题带来的财政压力,明朝廷无力解决,只能够采取各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来暂时缓解财政压力,这就使财政问题发展成了更棘手的社会问题。

03

宗室生存堪忧,于是大者兼并田土,小者烧杀抢掠。

嘉靖四十年(1561),代府奉国将军朱聪浸等人就“宗禄拖欠”上书,“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请下所思,将积逋禄米共二十二季清查催补,使父母妻子得沾一饱,冒罪而死,亦所甘心。”

从25人到28840人,明朝宗室人口暴增带来的危机

有名有封的宗室尚且如此,那些未名未封的宗室就更艰难了:有“共蓬而居,分饼而膳”者,有“易名姓而为所不可为者”,有“嗷嗷待哺”者,更有“并室而雉经者”,凄惨之情状,令“仁人凄恻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足”。

下层宗室尽管为皇族后裔,生存现状反而比不上平民百姓。

为了谋求生存,宗室开始寻求其它的求生之道,这使他们将目光投向了田土。嘉靖时期,景王多次向朝廷奏讨田地,朝廷赐予宗室的田地多达“数万顷”。明世宗一度对王府占田情况进行过清理,但收效甚微。

除皇帝赏赐之外,“投献”是获取土地的另一来源。投献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藩王,求得庇护;另一种是地方恶棍或权贵妄指民田为官田、荒地,然后进献给王府,以此结交藩王,并获得重赏。

从25人到28840人,明朝宗室人口暴增带来的危机

据《明实录》记载,明初,黄河两岸原有大片荒地,经过百姓长期开垦后,变成了万顷良田。明中期以后,一些奸徒将这些土地投献给王府邀赏,“有不从者,兴词委官,动经岁月,民不聊生。”

宗室犯罪也愈演愈烈。明朝的宗室犯罪见诸明朝很多学者之笔,顾炎武谈及明朝宗室时曾指出: “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 妄自骄矜, 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 靡事不为, 名曰‘天枝’,实为‘弃物’。

明初,朱元璋颁布《皇明祖训》,以祖制的形式规确立了宗藩的各种特权。宗室不受大明律法约束,而仅以《皇明祖训》中的条款为依据来决定奖惩。其中,宗室有罪亦不加刑,就属于明令规定。犯罪也不杀头,只是剥夺宗藩身份,对于吃饭都成问题的下层宗室来说,犯罪成本低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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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朝廷还常常诏令对皇亲国戚有罪免罚。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元年,朝廷册封驸马都尉崔元“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京山侯”,并规定其子孙世世代代承袭爵位,赏赐食禄十千五百石。如果有人犯罪,“身免一次,子免一次,追封三代”,连驸马都如此,更何况皇室子孙呢?

正是这些特权,以祖训为规诫的犯宗议处,变成了宗室超越大明刑律“从薄罚治”的挡箭牌。明朝廷对宗室成员犯罪的庇护,促成了他们进一步的堕落,在皇帝的包庇下宗室犯罪越发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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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仗宗亲身份以及大明律不加于宗室的特权,宗室成员抢占民田、抢劫勒索、索取禄粮围攻宗府等各种犯罪行为层出不穷。

宗室中残暴者滥杀无辜,却也安然无事。嘉靖初年,鲁府的馆陶王曾“招集凶恶,殴死平民”,周府奉国将军“扑死无罪二人”,都只是革去禄米三分之一。嘉靖三十四(1555),辅国将军等四人凶横不法,格杀校尉内使等四十余人,父子又“内行淫乱”,夺民财物,召集亡命,掠夺妇女,祸害地方,也只是被贬为平民罢了。

天理呢?王法呢?

百姓对宗室之恨越来越深,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对宗室的报复尤为疯狂,“一旦盗起,无力御侮,徒手就戮,宗社为墟。”,各个藩府都被洗劫一空。

宗藩的不法行为扰乱了地方经济秩序,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小结

宗室问题不是凭空出现的,根源还在于朱元璋确立的宗室制度。

封爵的无限性导致了宗室人口的无限增长,当宗室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朝廷的财政迟早会被禄粮拖垮;宗室成员享有的“犯罪豁免权”,更是让其失去控制,走向为所欲为的社会反面,为害一方却不被制裁,带来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加上明朝廷没有决心和魄力更改祖制,只做一些不痛不痒的举动,来缓解自身所面对的巨大财政压力,对宗室的犯罪行为更是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激化了百姓与宗室的矛盾。这样,朱元璋留下的“制度性问题”也就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嘉靖末年,嘉靖帝终于下定决心要整治这一问题,结果又是怎样呢?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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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明代藩王研究,梁曼容;

2. 嘉靖时期的宗室问题研究,申伟;

3.明朝代府宗室生存环境探索,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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