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爆发的#MeToo运动，旨在反对发生在不同领域的性骚扰和性侵犯事件，自其开展以来，已在全美国范围内引起巨大震动，无数女人站出来讲述自己被骚扰/侵犯的经历，很多位高权重的男性在被举报后被免职。
而这一切的导火索，是因为2017年10月5日《纽约时报》对曾被视为“好莱坞头号暴君”的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报道，在这篇名为《哈维·韦恩斯坦几十年来用钱摆平性骚扰案件》的报道里，采访了多名曾遭受哈维·韦恩斯坦骚扰的女性，其中不乏电影界巨星。一经发表，引起了巨大轰动，并带来了连锁反应。
①韦恩斯坦是谁？
哈维·韦恩斯坦是谁？对电影行业从业者和影迷来说，这曾是个非常有分量的名字。他1952年生于纽约，和亲弟弟鲍勃·韦恩斯坦1979年一起创立了电影公司米拉麦克斯（Miramax），凭借自己在宣发方面的才华，把很多原本寂寂无名的电影运作成现象级独立制作，如《性、谎言、录像带》《哭泣游戏》等。2005年兄弟俩另立门户，创立了韦恩斯坦公司。他在运作并赢得奥斯卡奖方面更是先驱人物，并一手捧红了格温尼斯·帕特洛、詹妮弗·劳伦斯、马特·达蒙等大量演员及昆汀·塔伦迪诺等导演。
围绕在哈维身边的争议也从来没少过。他脾气暴躁，呵斥员工是常有的事；行事风格野蛮，不按套路出牌，不达目的不罢休，我国著名导演冯小刚在和他打过交道后公开对他破口大骂。
但这些充其量算个人工作风格。真正引起严重后果、最后断送了他的职业生涯的，是他的“生活作风问题”。自80年代起，就一直有关于他骚扰其他女人的花边新闻流传，而且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些绯闻有增无减。他吃女明星豆腐在好莱坞是公开的秘密，但圈内人都很“懂事”地对这些事视而不见。但凡有受害人试图对他提起诉讼，哈维凭借其人脉和手腕，全部花钱摆平，并通过条件严苛的和解协议让这些受害者不再对外发声。
最讽刺的是，哈维在公开场合一直给自己立女权主义人设。他给女权主义记者捐过款，他的公司发行过反性骚扰的纪录片，他本人还在2017年1月参加过女性权益游行。
近年来，随着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的蓬勃发展，哈维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在电影圈里依然是权力的象征。他在人脉运作方面也极有手段，多年来一直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坚定支持者和资金募集者。当年奥巴马的大女儿Malia找实习工作时，哈维二话不说把她安排进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多年来有很多记者都试图把哈维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但出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报道基本无法发表，更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直到本文开头提到的《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刊出后，才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巨大反响。那么完成这篇报道并因此赢得了普利策奖的的两位记者朱迪（Jodi Kantor）和梅根（Megan Twohey），是如何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的呢？
②受害者：巨星和普通人
记者朱迪从2013年起就开始了对女性职场经历的调查。经过一段时间，她发现，因为大部分职场女性无法进入高层核心领导圈子，因此通过观察女性的职场生存状况，可以侧面了解职场中权力的运行方式。这个思路对于她后来调查哈维的案件大有帮助。为了助力朱迪的调查，她的长期编辑Rebecca Corbett向她推荐了同样在这个领域深耕了多年的梅根作为搭档。
（左：朱迪；右：梅根）
2017年，朱迪了解到女演员罗斯·麦高温（Rose McGowen）打算要写一本自传，揭发好莱坞畸形工作环境对女演员的压迫，其中很可能包含哈维，于是朱迪联系麦高温并邀请她接受采访，但麦高温拒绝了她。后来经过反复争取，麦高温终于同意在电话里接受朱迪的采访，并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1997年，当时还是电影界新人的麦高温开心地参加圣丹斯电影节，参与她出演的电影《一路向前》的宣传和放映。圣丹斯电影节一直是独立电影的天堂，而发行独立电影发家的哈维在这里是君王一般的存在。因此当哈维在麦高温的电影放映后邀约她一起商议工作事务时，麦高温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麦高温按照约定去了哈维的酒店套房，而且当时二人也确实只谈了公事。但在麦高温要离开的时候，哈维突然把她拉进其他房间，并强行把他的脸凑到她的双腿间。麦高温当场吓懵，只能尽量在不激怒哈维的情况下尽快离开房间。几天后，哈维给惊魂未定的麦高温留了一个电话留言，说某个著名女星是他的“特殊朋友”，他希望麦高温也能“加入”他们。这通留言激怒了麦高温，她找了律师走法律程序。最后哈维同意支付麦高温10万美元，条件是麦高温签署和解协议，承认哈维对此事无责，并且哈维的律师团队没有留任何形式的证据材料给麦高温。
只有一个受访者当然是不够的，于是朱迪开始寻找其他名人，但困难重重。想接近女明星，首先要接近她们的经纪人，但没有哪个经纪人愿意自己的艺人接受这类话题的采访。于是朱迪改为寻找这些女星的私人联系方式。经过大量的搜查，她也联系上了一些女明星，但出于种种现实因素考虑，她们全都拒绝了她。后来通过专栏作家Nicholas Kristof的牵线，朱迪得以采访到了女明星阿什利·贾德（Ashley Judd）。
贾德的事情发生在1996年，具体经历和麦高温非常相似：事业上升期的贾德被韦恩斯坦以工作为名约到他的酒店套房。贾德一走进房间，发现韦恩斯坦穿着浴袍，并让贾德给他按摩。贾德非常想逃，但又不敢得罪这位业界大佬，只好在不断委婉地拒绝他接踵而至的各种无理要求后，仓皇逃出房间。
贾德的故事没有让朱迪的报道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她给朱迪介绍了非常重要的人：一直以来非常关心女权事务的Lena Dunham和Jenni Konner。正是通过这两人的牵线，朱迪才得以采访到奥斯卡影后格温尼斯·帕特洛（Gwyneth Paltrow）。
因为过去二十年来，格温尼斯的事业一直和哈维紧紧捆绑在一起，是韦恩斯坦公司的金字招牌之一。她和哈维无数次被拍到出席同一场合，她1999年凭借《莎翁情史》获得的奥斯卡影后奖也一直被外界视为哈维运作奥斯卡奖的经典案例之一。那段时期格温尼斯甚至还有一个绰号：米拉麦克斯（哈维的第一个公司）第一夫人。
因此当格温尼斯同意接受采访时，朱迪喜出望外，因为她觉得格温尼斯知道的情况可能比谁都多。但实际上格温尼斯告诉朱迪的经历，和麦高温、贾德也很接近：在她22岁那年，哈维把初入电影圈的她约到套房，并试图动手动脚，格温尼斯委婉地拒绝了他并离开了房间，随后就把事情告诉了自己的亲友，以及当时她的男朋友布拉德·皮特。
彼时血气方刚的皮特在一个电影首映礼上碰到哈维后，警告他不要碰自己女朋友。哈维随后气冲冲地打电话给格温尼斯，质问她为什么走漏风声。出于对工作机会的珍惜，格温尼斯在电话里低声下气地安抚哈维，希望他消气，并不断为自己和皮特赔礼道歉。那之后，哈维似乎也确实不再生气了，不仅没有打压格温尼斯，还一直和她合作了好几年。2003年电影《美国空姐》上映后，格温尼斯感到自己不再受宠，于是开始有意疏远哈维。二人再次有联系，是在2016年，那时《纽约杂志》为调查哈维的性骚扰案件试图采访格温尼斯，但因哈维事先联系过她并要求她严格保密，因此格温尼斯拒绝了媒体的采访要求。
朱迪后来给安吉丽娜·朱莉、乌玛·瑟曼、萨尔玛·海耶克等著名女星发了采访邀约邮件，但都石沉大海。女明星这条路暂时走不通，那么那些被哈维骚扰过的普通人会配合采访吗？
梅根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她从7月中旬开始调查哈维是否有记录在案的性虐待行为，并在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和纽约相关政府机构进行查询，但只能查到一些投诉记录，查不到当事双方的信息。梅根于是打算从米拉麦克斯公司的老员工着手。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番查证后，梅根终于发现了一个当年从米拉麦克斯突然离职的助理。此人以聪明严谨闻名，被提拔得很快，但1990年却突然离职，自此消失。一些老员工私下传说这是因为哈维对她做了什么，但没人知道细节。
经过大量搜查，梅根在网上一个不起眼的公司员工名册里找到了这个女人。梅根致电该公司前台，没有得到有效信息，于是又辗转得到了她的母亲在纽约的住址，直接上门拜访。意外的是，那个女人恰好就在那。得知梅根的来意后，这个女人委婉地表达出她已和哈维私下和解并签署了相关协议，并且根据协议要求她不能透露太多相关信息。
虽然没有实质进展，但这个女人令梅根感触颇多：哈维的前员工这个群体是之前她们没有考虑到的，但这个群体恰恰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女明星只要下定了决心，发声后无论如何都会得到关注，但普通人在独自面对哈维这样只手遮天的演艺界大佬，如果操作不当，反而会惹祸上身。
顺着这个思路，梅根和朱迪又采访了米拉麦克斯在英国的办事处的前任员工，包括Amy Israel、Zelda Perkins、Rowena Chiu、Laura Madden等，她们都曾被哈维骚扰，骚扰过程和朱迪之前采访过的女明星描述得基本类似，都包含酒店套房、浴袍、要求按摩、实施骚扰举动等关键词，区别在于严重程度的不同。其中Perkins和Chiu曾一起咨询过律师，得到的答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私下和解，然后拿钱，额度大约在2万英镑。她们最终只能和哈维签了和解协议，但按照协议要求，她们不能保留任何形式的材料，只能去律所查阅副本。Perkins告诉朱迪，她只能给她看协议中的部分内容，如果违反了要求，会被哈维起诉、赔钱。
（Zelda Perkins）
哈维还有专门的助理为他安排这类“邀约”。Sandeep Rehal的工作包括帮哈维订房间、订花，并整理一份名叫“哈维的朋友”的女性名单，并提前规划她们的来来去去。她的工作内容里还包括给哈维购买一种叫Caverject的勃.起功能障碍药物。
在调查过程中，朱迪和梅根发现，这些受害人，无论生活在哪个城市，无论是巨星还是普通人，她们的遭遇都惊人地相似，她们的处理方式也几乎一样。她们没有和哈维撕破脸，因为她们同样渴望工作和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故事里，每个女人都像一个孤岛，比如Amy Israel和Laura Madden是同时期在伦敦办事处共事的同事，却从未谈过这件事。大家都把自己所知的碎片放在心里，谁都没能拼凑出整个事件。
③为什么她们都忍下来了？
朱迪当时采访完麦高温后，就遇到了这类报道的最大难点：因为麦高温是通过私下和解的，所以她手里没有任何证据材料。作为一个负责人的媒体，发表这类报道时必须采访到当事双方，不能只刊登一面之词。但因为麦高温没有任何证据，因此哈维非常容易反驳她。《纽约时报》的高级编辑Matt Purdy也建议朱迪，因为之前从未有正式曝光哈维的文章，因此既然要进行有影响力的报道，就必须保证报道里证据齐全，且每个证据都干干净净没有瑕疵。只要能撕开一个口子，就能拔出萝卜带出泥。编辑Rebecca Corbett也建议朱迪和梅根不要一味地堆积采访数量，如果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力证据，那么到最后又变成毫无意义的拉锯战。
经过大量的调查，朱迪也意识到，职场性骚扰事件并不仅发生在好莱坞，在餐饮业、零售业、酒店业、建筑业，以及其他蓝领行业，这类不当行为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女服务员会被喝醉的顾客骚扰，硅谷的暴发户也很容易因为自我感觉过于良好而对女员工动手动脚，而在一些重工业企业，女员工拒绝被男员工吃豆腐的话，可能会被直接抛弃在矿井之类的危险地方。
正如一些媒体报道过的那样，大部分职场骚扰案件最终都以双方私下和解告终，而这些私下签订的和解协议其实更像一个“掩盖协议”，里面用严苛的条款要求女方交出所有证据材料，然后拿钱、闭嘴。
签和解协议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联邦法院对类似骚扰案件设定了最高赔付上限。如果签私下和解的协议，律师拿到的钱反而更多，一般是赔偿额度的三分之一。而如果上法庭，万一败诉的话，律师一分钱都拿不到。
④无间道
哈维这边当然不可能什么动作都没有。他消息非常灵通，在格温尼斯和朱迪通过电话完成了第一次采访后，他就联系了格温尼斯，并主动要求出席她7月中旬举办的一场投资相关的活动。格温尼斯认为这是哈维在暗示他已经知道了情况、他在注意她。
哈维对朱迪和梅根这两个记者也没有放过。按照这个行业的“潜规则”，像哈维这样的“大人物”受到对自己不利的调查时，会雇佣私家侦探进行反侦察。哈维长期合作的是一家以色列公司，叫Black Cube。
给哈维做事的人里还有Gloria Allred和Lisa Bloom这对母女。妈妈Gloria Allred是著名女权律师，在明面上一直为社会事务积极发声，但当梅根请教她是否有从政府部门获取性骚扰记录档案方面的经验和方法可以传授时，她没有给出任何建议，更没有告诉梅根她自己公司里现在就有好几分哈维的案件记录。虽然Gloria Allred是靠给女性受害者打官司出名的，但她的收入里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让女性受害者签订和解协议赚取的佣金。梅根也是后来才知道，Gloria Allred还帮哈维签过和解协议。不仅如此，她还曾亲自阻挠加州立法禁止性骚扰案件的私下和解，强力建议保持现有的保密协议。
2017年8月梅根了解到Gloria Allred的女儿Lisa Bloom是为哈维工作的，咨费895美元/小时。当时她为了给哈维“解决”掉麦高温，给哈维发了邮件，详细记录了她对于处理麦高温的问题的想法，比如在网上大量散播麦高温的负面文章、把哈维已去世的妈妈搬出来打同情牌、以韦恩斯坦的名义建立推进性别平等的慈善基金等等。她还建议哈维和信誉管理公司合作，“优化”谷歌搜索结果，以便让大家搜索他的名字时看到的都是正面新闻。
在整个8月、9月里，朱迪和梅根积累了很多资料，但基本没有可以直接用在稿件里的“实锤”。直到经过线人介绍，认识了韦恩斯坦公司财务方面的执行副总裁Irwin Reiter，他从30年前起就为韦恩斯坦兄弟俩工作。经过多次争取，他终于同意和梅根和朱迪见面谈谈。在采访中，他表示他和哈维的亲弟弟鲍勃都注意到近些年越来越频繁的针对哈维的指控，也意识到了这些指控对公司经营的危害。他们都曾劝说哈维，但他根本听不进去。2014年，Irwin Reiter对哈维的焦虑达到了顶点。那时美国著名演员Bill Cosby的性.侵案件闹得沸沸扬扬，大众对这类事情都很敏感，而那时的韦恩斯坦公司虽然因为《国王的演讲》《天桥骄子》等影剧看似风光，实际内部有很多亏损，已经经不起任何打击了。Irwin Reiter在那年12月苦口婆心给哈维写了封邮件让他注意言行，哈维不但不听，次年又骚扰了一个员工Emily Nestor。
哈维的弟弟鲍勃则与哈维风格迥异，哈维是狂放的野路子，鲍勃则很谨慎。2005年他们兄弟俩离开米拉麦克斯创办了韦恩斯坦公司，但这家新公司一直被各种财务问题困扰。鲍勃对哈维在男女关系方面的事情当然知道，因为早期的一些和解协议支票正是鲍勃本人亲手写的。兄弟二人的关系也在这种不良的运营状况中走向恶化。2010年、2011年左右的某次会议上，哈维因为意见不合一拳打在鲍勃脸上，很多在场的高管都看到鲍勃当场流血。自那以后，虽然明面上兄弟俩还是共事，但心里已有了芥蒂。鲍勃多次提出想自立门户，都被哈维直接拒绝。
公司的董事会也发生了变化。原本董事会都是哈维的亲信，但这个情况在2013年发生了变化。包括WPP、高盛在内的公司主要投资人为了防止兄弟俩剥削其他股东利益，因此安排了自己的眼线Lance Maerov加入董事会。Lance Maerov一开始也听到了关于哈维的风言风语，但他开始没当回事，直到这类事情越来越多，他决定通过让哈维重签合同的方式限制他的行为和权力，并增加每次出现骚扰控诉时董事会对哈维的罚金。
Irwin Reiter知道一个叫O'Connor的前员工在公司电脑留下了一个备忘录，详细记录了她和哈维之间从骚扰到和解的整个过程及细节。为了把这个备忘录公之于众，他把朱迪约到韦恩斯坦公司会议室，打开备忘录，并在交谈途中借故离开。朱迪明白这是他在暗示自己把备忘录中的内容复制存档。离开韦恩斯坦公司后，朱迪第一时间把备忘录内容给包括Corbett、Purdy、Baquet在内的其他同事过目。他们看完后的反应就一个字：写！
九月底，朱迪和梅根紧锣密鼓地完善稿件内容。而哈维则在得知她们联系到了Lance Maerov后，要求后者帮忙阻止她们发稿。麦高温则取得了她当年签署的和解协议副本的其中一部分提供给了朱迪和梅根，这样可以避免法律风险。梅根又把之前联系过的女明星重新联系了一遍，那些不愿发声的依然不愿发声。
⑤大势已去
文章正式发表前，按照行业惯例，她们需要把内容发给哈维确认，并得到他的答复（承认/否认），并将他的答复内容一并刊登。但哈维没有放弃最后的挣扎，他请了新律师Charles Harder，此人曾因帮特朗普打赢了和《每日邮报》的官司而被特朗普聘用。Charles Harder于10月4日替哈维给梅根发了一封长达18页的信件，内容大意为恐吓威胁，说如果梅根真的发了这篇文章，会被起诉等等。就在同一天，哈维带着律师团队来到《纽约时报》办公场地，并试图通过挑拨梅根朱迪和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来阻止报道的发出。但已经太晚了，这些行动没有帮哈维起到扭转局势的作用。
（Charles Harder）
在报道正式发布前夕，连哈维团队的人也都意识到大势已去。他的律师Boies通知公司董事会做好心理准备，而Lisa Bloom则劝哈维本人接受现实，而她本人为了挽回声誉，也忙不迭地在《纽约时报》发布了声明，说自己一直在劝哈维。
10月5日下午一点四十一分，哈维发布了自己对于这篇报道的声明。朱迪和梅根的报道素材终于完整了。下午两点零五分，这篇名为《哈维·韦恩斯坦几十年来用钱摆平性骚扰案件》的报道正式发出。
⑥前路漫漫
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韦恩斯坦公司风雨飘摇。Lisa Bloom和Lanny Davis等律师相继从哈维的团队辞职。同时更多的女明星站出来揭发曾受到哈维的骚扰。这一切正如文章发表当天晚上哈维在自己公司的会议上说的那样：“将会发生一场运动。”
大量的新闻线索也涌进了《纽约时报》，于是他们顺势扩大了性骚扰调查小组的规模，并将待查对象的范围扩大到餐厅服务员、芭蕾舞者、工厂工人、谷歌雇员、模特、狱警等各样职业。
也有更多的名人被爆出有类似哈维的不良历史。脱口秀巨星Louis C.K.被爆出曾对五名女性有过不雅骚扰举动，事业大受打击。来自各个领域的女性在网上用#MeToo（我也是）作为标签，发表自己的态度、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个标签原本是多年前由Tarana Burke发起的，用来促进对性.暴力受害者的同情和疗愈，但现在它的意义被扩展了，囊括了在任何场合发生的任何形式的、令当事人感觉不适的行为。原本保持沉默的女性都意识到这些骚扰事件是错误的，自己需要勇敢说“不”。
但又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些运动有没有矫枉过正？有批评的声音说，这个运动反过来把男人变成了受害者，似乎每个女人都成了道德警察。
但实际上，还有大量未被报道的骚扰案件，甚至还有很多受害人连发声渠道都没有。这种在“远远不够”和“矫枉过正”之间的认知差距产生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缺乏科学的判定流程，或者说对骚扰案件缺乏合理的认定规则。当公众对骚扰一词没有统一的认知，各类机构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去制定相关的规则时，似乎整个运动都陷入了整体性的混乱。
双方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喜欢本文欢迎关注、转发！谢谢大家支持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