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8年的北宋历史，宋真宗一朝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
宋太祖代周建宋，先南后北完成开创基业，统一中原的大任；太宗亲征太原，灭北汉，消灭五代十国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又为收复燕云十六州，两度北伐，开启了长达25年的宋辽战争。
宋太祖赵匡胤
真宗即位后，辽国圣宗和萧太后亲率20万大军南下，誓要灭宋，真宗在寇准的坚持下亲征迎敌，宋辽两军在澶渊僵持不下，后议和签订《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太祖太宗两朝频频用兵的局面，北宋王朝在真宗一朝完成了由战到和的转变，为北宋的和平发展和稳定繁荣，创造了社会条件。与此同时，作为国家砥柱的士大夫阶层的致仕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澶渊之盟场复原场景
《澶渊之盟》由战到和的转变
宋太祖赵匡胤在五代十国群雄割据的乱世中，深知远交近攻的重要性，于是定下先南后北的大一统战略，在出兵统一南方的同时，与北边的辽国互通友好。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随着吴越的投降归附，整个南方尽归于宋，于是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光义亲征太原，攻灭五代十国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
北汉原是五代十国时期依附于辽国的一个小国，在攻灭北汉的战争中，宋军击败了前来救援的辽军。取得了对辽作战的第一次胜利，赵光义不顾群臣的反对，从太原出发，携胜利之师的余威向辽国宣战，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
然而，赵光义低估了辽军的作战能力。在围攻燕京的战斗中，宋军遭受大败，赵光义中箭负伤，乘驴车仓皇南逃。雍熙三年（986年），为报一箭之仇，更为了收复燕云，赵光义派遣潘美、杨业、田重、曹彬、崔彦进五位大将，分三路大军北伐，是为雍熙北伐。事与愿违的是，东路军全军覆没，西路军杨业被俘而殉国，举全国之力的雍熙北伐却惨败收场，此役之后，北宋由攻转守，畏敌求和之风渐起。
雍熙北伐
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圣宗和萧太后亲率20万大军南下攻宋。开战之初，宋军或败或降，辽军得以长驱直入，直逼汴梁大都。存亡之际，宋真宗在寇准的坚持下御驾亲征，与辽军相峙于澶州。一方面，真宗亲征，极大地鼓励的宋军的士气，在澶州聚集起数十万军民百姓，迅速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另一方面，辽军孤军深入，一旦遭受大败，绝无回头之路。于是乎孤军的辽军承担不起失败，面对契丹骑兵的威胁，宋军不敢主动出击，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关系。
与好用武功的太祖太宗不同，宋真宗好文重儒，不尚武功，主张“祖宗开疆广大，汝谨守而已，不必劳费兵力，贪无用之土”。随着辽军统军萧挞凛在澶州城下巡视时，意外被宋军床子弩射中暴毙，得胜无望的萧太后决定与宋军议和。“以和为贵”的宋真宗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不顾寇准的反对，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
宋真宗赵恒
《澶渊之盟》虽然被后人所不耻，但对于当时的宋辽双方，都认为是一份双赢的合约。宰相王旦认为：“国家与契丹和，三年于兹矣，计其不劳干戈，不费财用之外，河逆人民顿息飞挽”，契丹国主皇耶律隆绪称道：“今与中朝结好，事同一家，道路永无虞矣。”《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25年的宋辽战争，使北宋从“百万家之生聚，飞挽是供，数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的社会动荡，过渡到“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的和平局面。
东封西祀，王钦若主导，宋真宗主演的造神秀场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和寇准都有些膨胀，“自得之色”浮于言表，曾经主张南逃的枢密使王钦若被寇准等主战派不耻而遭到排挤。为扳倒寇准，成功上位，素好神仙之事的王钦若决定借用“神仙”打击异己。
戏曲中以正面形象示人的寇准
一日朝会，真宗目送寇准离朝，王钦若借机向真宗进言：“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此话一出，真宗“愀然为之不悦”，王钦若接着说道：“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王钦若，先是借《春秋》城下之盟，将《澶渊之盟》视为大宋和真宗的耻辱，又借赌博之例，将真宗比作寇准的孤注，诋毁寇准“算计”皇帝，以求自己的功劳。王钦若一番话，极大的刺激了真宗的，遂将精于“算计”的寇准被贬出京，“忠贞直言”的王钦若进入权力中心。
本以为《澶渊之盟》是一大胜利，结果被王钦若贬的一无是处，大受打击的真宗问王钦若该如何是好。王钦若明知道真宗怕起兵事，故意回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刷此耻也”，真宗以“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搪塞而过后，王钦若趁势提出了“唯有封禅泰山，庶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的计划。然后又以“封禅当得天瑞”为由，提出“天瑞安可逼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
河图洛书
封禅泰山，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大典，而且只有改朝换代、江山易主，或者在久乱之后，致使天下太平，才可以封禅天地，向天地报告重整乾坤的伟大功业，同时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王钦若这份人造祥瑞，封禅泰山的计划，无疑给深受“澶渊之耻”困扰的真宗一击强心剂。
纵观中国古代帝王，成功封禅泰山的仅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以及本文主角宋真宗。
1008年，宋真宗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在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此五人在仁宗朝被称为“五鬼”，仁宗钦定的“真奸邪”）等臣僚的配合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天书封祀”活动。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初三，真宗朝第一封“天书”问世，天机所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此后，各种称颂真宗的“天书”频频现世，在真宗和五鬼等人的推动下，形成了一场举国上下如痴如狂的造神迷信活动，这场闹剧被《宋史》称之为“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随着天书的降临，在真宗的授意下，全国各地掀起了请愿活动，为封禅泰山做足舆论准备。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兖州父老吕良等1287人诣阙请封祥；兖州并诸路进士孔谓等846人诣阙请封禅；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诸路将校、州县官吏、蛮夷僧道等24370人诣阙请封禅。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真宗顺应民意，建玉清昭应宫供奉“天书”。
玉清昭应宫是真宗大搞造神迷信的重要工程，当真宗在朝会上首提建宫之事时，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如殿前都虞候张曼以“土木之侈,不足以承天意”为借口表达反对。真宗故意问丁谓有何意见，丁谓回答道：“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宫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宫于宫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群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阻止，愿以谕之。”
丁谓假借为诞皇嗣而祈福，将原本用于造神运动的建宫之事正当化，并被真宗钦定为修宫使。为了逢迎真宗，丁谓将玉清昭应宫建的及其宏大，“凡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四百三十步......日役工数万”，甚至取消“三伏日执土作者，悉罢之”的休作制度，不顾民工劳苦，力求速成，讨好真宗。在丁谓的“努力”下，“（大中祥符七年十月）玉清昭应宫成......宫宇总共二千六百一十区。初料宫须十五年，修宫使丁谓令以夜继日，每绘一壁给二烛，遂七年而成。”
整个造神迷信活动，在宋真宗封禅泰山之后，达到高潮。百姓在真宗和臣僚的影响下，对伪造的“天书”和各种造神运动以为真，在民间兴起了大规模的迷信活动，而官员和投机者，则利用造神运动，或升官发财，或打压异己，导致真宗一朝政治腐败。在“祖宗之法”的影响下，宋钦宗面对亡国危机，竟然愚蠢到相信郭京的“六甲神兵”，结果亡国被俘，受辱至死。
真宗一朝士大夫阶层政治观念的变化
大中祥符十余年，君臣上下如痴如醉，举国癫狂，各种造神迷信之事大行其道，不仅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助长了民间的封建迷信思想，同时还对作为国家砥柱的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传统的儒家主张“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士人出仕，是“谋道而不谋食”，孟子进一步主张“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由此可见，在传统儒家学说的影响下，臣子应该以大道辅佐君王，若君王无道，轻则归隐归乡，重则以死明志，以身殉道。
南宋末年以身殉国的文天祥
而在真宗朝东封西祀的造神活动中，即便所有人的都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宗的自导自演，是随波逐流，曲意迎合，还是“不可则止”，挺身反对，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王钦若、丁谓、陈彭年、林特、刘承珪五鬼乱政，极尽阿谀谄媚之事，成为真宗造神的左膀右臂。陕西转运使孙仅作《骊山诗》云：“秦帝墓成陈胜起，明皇宫就禄山来”，暗讽丁谓滥用民力，修建玉清昭应宫；张咏上疏道：“今年以来，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皆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所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但可悲的是，说假话的高官厚禄，说真话的一贬再贬。
被贬三次，留下“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遗世谨言的范仲淹
曾经在景德元年，救国家与危亡之际的寇准，因王钦若的一句话，从一朝之宰辅，贬为陕州知州。为重新得到真宗信任，寇准这样的名相也在地方搞起了封建迷信活动，伪造“天书”，编造祥瑞。甚至为了重回中枢，甘愿被丁谓利用，最终牵连进真宗末年的宫廷斗争之中，被贬雷州，以近似于发配边疆的形式客死他乡。
又如王旦，与寇准是同时期的清流，素与王钦若、丁谓之流不和，寇准第一次被贬后，王旦继任为宰辅。在封禅之前，真宗为了争取王旦的同意和支持，以酒宴为机，赐王旦一瓶装满珠宝的美酒。身为一个皇帝，居然贿赂起自己的臣子，然而，王旦却坦然接受了真宗的“美酒”，并在后来以宰相之姿，率文武百官，州县官吏两万余人情愿封禅。
欧阳修同样被贬三次，在被贬滁州时作下《醉翁亭记》
给事中、参知政事王曾因在会灵观的事情上发表了反对意见，而被真宗罢免，王旦感叹道：“我自循任政事几二十年，每进对，上意稍忤，即蹙蹜不能自容，以是知其伟度矣。”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旦对于自己贪享权势，不能阻止真宗而明道，感到无奈和自责，以至于“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常悒悒不乐。王旦临终前，让家人削去自己的头发，并用一块黑布盖在遗体上，以此来忏悔生前的所作所为。后人评价道“（王旦）安于势位而不能以正自终，或比之冯道云。”
纵观真宗一朝，尤其是东封西祀之后，士大夫阶层从以往的“从道”转变成了“从君”。一如明朝的何乔新所说：“寇准慷慨有大略，一代之伟人也，惜其溺于功名富贵而不能正其心。方其罢政，私请王旦求为使相，君子已非之矣；及在永兴，欲途再相，遂以天书迎合上意，则其心不正甚矣！其如正君何！夫天书，朱能所造，中外成识其诈，岂以准之名而不知哉！功名之心胜，富贵之念深，而正议有不暇顾耳。”
参考资料：
北宋真宗朝的造神迷信活动及其影响
从天书封祀看宋真宗时期的忠节文化建设
宋真宗初年的政治生活
丁谓与宋真宗朝的“天书封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