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那些和李隆基共同开创开元盛世的宰相们之一：姚崇》里说道：
德才兼备、能力出众的姚崇就这样退下来了，但我们没必要为他感到遗憾。因为接替他职务的是另一个同样德才兼备、能力出众，而且在历史上始终与他并驾齐驱的人——宋璟。
这样看来，姚崇退居二线也不是件坏事，至少可以让大家都有个露脸的机会，开元盛世这么大的功劳，总不能让你一个人独占了吧。
宋璟是一位我们之前反复提及过的人物，在与众位奸诈小人如张昌宗、张易之等等作斗争，与众位大权独揽的人物如韦后、太平公主等等针锋相对的第一线，我们总是能看见他孤傲、倔强的影子。
李隆基登基之后，他曾当过御史大夫，却在一次断案中因为打人太轻被贬为睦州刺史（理由不可思议，却的确如此：坐监朝堂杖人杖轻）。不久之后，又转任广州都督。
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南国边陲之地，宋璟的政治前途看来是很暗淡了，干好干坏都一样，反正没人搭理你，所以广州历来是贪污腐败的高发地带，许多人到了这里就做一件事——捞钱。宋璟这样的人是当然不会捞钱的，他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精力，干出了成绩。
一直以来，广州一带的百姓都习惯以竹子和茅草盖房子，这也算是就地取材吧，施工简单，比较省钱，夏天还凉快，可同时这些材料也属于易燃物，缺点是经常引发火灾，而且一旦起火，往往会蔓延成一片火海，给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宋璟到了这里以后，经过实地考察，决心抓一抓城建工作。他请来了技术人员，教当地人烧砖、造瓦，用砖瓦盖房子，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帮助当地人陆续改造了住房和店铺。从此以后，广州城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茅草房变成了一座座坚固耐热的砖瓦房，火灾发生频率直线下降，偶然来上一次，也不会再像之前那样蔓延了。
当地人非常感激宋璟，给他立了碑以作褒扬，却被果断禁止，因为他认为，搞这玩意儿会助长阿谀奉承的不良风气，所以不如不立的好。老百姓日子过好就行了，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干什么？
许多年以前，在遥远的罗马帝国，第一位元首屋大维在去世前，曾自豪地说过这样一番话，“我接手的罗马是一座砖城，但我留下的罗马却是一座大理石的城。”我想宋璟也可以同样自豪的说，“我接受的广州是一座茅草城，但我留下的广州却是一座砖城。”
卢怀慎临终前，向李隆基推荐了四个宰相人选，其中就有宋璟。姚崇罢相之前，向李隆基推荐了接替自己的人，这个人也是宋璟。由此看来，宋璟在朝野上下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李隆基要任命宰相，当然要考虑大家的意见，而他本人，也早就了解宋璟的才干。于是马上拍板，派出使者，把宋璟从广州接回来。
开元四年（716年）十二月，冬，李隆基的使者杨思勖抵达了广州，奉皇帝之命，迎接宋璟回京。
在此时的皇宫里头，杨思勖是一个与高力士齐名的宦官，时任正三品的左监门卫将军。两个人一文一武，并为当世宦官中成功人士。景龙政变的时候，面对叛军重重包围，杨思勖自告奋勇从玄武门楼上下来，与李多祚的女婿野呼利单挑，结果一剑就斩下了对方首级，令叛军士气大挫，进而导致了李重俊的失败。这绝对称得上是宦官中的武林高手，非常符合武侠电影中修炼过某些武功秘籍的太监形象。开元初年，他又再立新功，挂帅出征平定了岭南叛乱，为大唐国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此外这人的性格也是凶狠残暴，性如烈火，比很多爷们儿还厉害。一辈子打仗无数，杀人无数，光斩首的敌人就数以万计，而且打了胜仗之后，经常有虐杀战俘的行为，搞得手下将士们都十分怕他，跟他汇报工作的时候连头都不敢抬，见了他就跟耗子见了猫一样。
然而在广州迎接宋璟的经历，将会让这位杀人如麻的武林高手体会到手足无措的滋味。
杨思勖在宋璟面前宣读了圣旨之后，带着十分礼貌的笑容，热情邀请他上马车。以后大家都是在京城混的了，就趁现在联络下感情吧。上车上车，咱们好好聊聊。
他性格虽然凶狠，见到宋璟这种未来的政府首脑还是要客气一下的。
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宋璟接过圣旨拜谢之后，竟然连正眼都没瞧他一下，就旁若无人地径直走上了车，仿佛身边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杨思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就像被当众扇了一记耳光，特别尴尬。他很想拉住宋璟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可是看到人家风度翩翩，一脸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又不敢多嘴，只好在旁边默默地坐着。
更让他惊讶的还在后面，从广州到洛阳（李隆基此时在东都洛阳），整整几十天的路程，宋璟竟然持续保持了高冷姿态，自始至终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璟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在涂竟不与思勖交言），而他也是自始至终没敢开口。
杨思勖嘴上憋得难受，心里憋得委屈。回去之后，便向皇帝诉说了这件事情。怎么着自己也算个宦官中的成功人士，皇帝身边的人，别人想巴结还来不及呢，宋璟竟然敢这样怠慢自己，这分明是目无君上。
李隆基听后，做出了十分奇怪的反应——嗟叹良久。
了不起，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啊。
他知道，宋璟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看不起杨思勖是个宦官，也不是因为性格内向存在社交障碍，事实上宋璟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待人接物十分温和，还喜欢讲笑话，被人称作“有脚阳春”。而是因为按照通常的政治原则，大臣是不应该和内臣结交的。宋璟对原则和操守的坚持，已经到了固执的程度。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宋璟个性中的一大特点——守正（讲原则）。与之相对应的，姚崇的风格则是善应变。
以前姚崇做事的时候，往往只要结果，不问过程，有时还要耍一点权谋，只要事情办妥了就万事大吉，其他不怎么在乎。宋璟则完全相反，做事非常讲原则，以恪守法制为第一要务，哪怕事情办不成也不能坏了制度。
用两个比较现代的词语来打个比方，可以说姚崇追求的是结果正义，而宋璟追求的则是程序正义。
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哪个更重要呢？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在开元初年需要大力整顿的时候，自然是前者重要。而在开元五年朝政走上正轨，各方面建设都小有成就的时候，我想可能还是程序正义更重要一些。
这样看来，姚崇和宋璟先后为相，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顺序。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俩人顺序反过来，该大力整顿的时候放不开手脚，该坚持原则的时候朝令夕改，那么开元时代的政绩恐怕也不会达到应有的程度。
一个善变，一个守正，开元盛世就是从这一变一正中孕育出来的。
无独有偶，就像姚崇有卢怀慎做搭档一样，紫微侍郎苏颋（tǐng）也被任命为同平章事，成了宋璟的搭档。
苏颋是隋朝名臣苏威的玄孙，睿宗朝宰相苏瑰的儿子。苏氏家族历代都为重臣，而且隋唐两朝出了三位宰相，在当时被传为一段佳话。他本人也是自幼聪明异常，读书一目数十行，过目不忘，很早就考中了进士，和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
李隆基本人对苏颋也十分欣赏，尤其喜欢他的文采，他曾经跟苏颋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帮我写的诏书，每次都是写完了就要下发，我也没能留下一份。以后再写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留个副本啊？我好跟你学学怎么写文章。
苏颋的文才达到了连皇帝都佩服的程度。
宋璟比苏颋年长七岁，所以苏颋对宋璟非常尊敬，两人相处得也跟姚崇和卢怀慎差不多，关系十分融洽。苏颋遇事经常谦让宋璟，每当宋璟提出什么意见，也总是尽力协助。
两位宰相就是这样的人物，道德、才能都无可挑剔，可谓是继姚崇、卢怀慎之后的又一对黄金搭档。
两人之下，还有两位非常能干的下属。紫微舍人高仲舒和齐浣，其中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浣通达时务，都是不可多得的政务人才，宋璟和苏颋每当遇到疑难问题，都会向这两位同志征求意见，而这两位同志也总是能给出圆满的答案。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朝野上下，人才济济，搭档手下，默契配合，新一任宰相宋璟，将在姚崇的基础之上，把开元盛世推向又一个高峰。
宋璟的风格：
宋璟很快投入到了高强度的政务工作中。那时候，每年地方官员都要派人进京汇报工作，很多人就趁这时候花钱买一些礼物，四处请客，结交权贵，以此得到仕途上的晋升。宋璟对这种风气是深恶痛绝，奏请皇帝同意后，下了一道十分凶残的命令——所有礼品一概退回。
注意这不是禁止，而是退回。对那些贪得无厌、只吃不吐的官员来说可谓晴天霹雳。就像一位名人说的那样，得到后再失去，远比一无所有要痛苦得多。
想想那些被没收巨额财产的贪污犯吧，真是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官员选拔不能靠送礼，自然就得靠真本领了，宋璟确立的标准是“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这意思就是不光送礼不行了，连论资排辈都不行，而是要看真才实学。这种先进的人事管理理念对整治慵懒推诿的官僚习气很有帮助。
在这项工作进行的时候，一个叫宋元超的选人（候选官员）来到了吏部办公室，他声称自己是宋璟的叔叔，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优先录取自己。遇到这种事情，吏部的人也很头疼，给他官位吧，违法。不给吧，又怕惹了宰相。犹豫了很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他们收到了政事堂发来的一封碟书，发件人正是宋璟，他在书中说道：
这个人的确是我堂叔，但是我命令你们，不许给他官做。只要我还在相位一天，就绝对不能录取他。
对这件事情，宋璟是这样考虑的，本来堂叔要是不说的话，他也不会管，录取不录取自有法令规定，但是既然说了，那就没办法了，只能矫枉过正。(向者无言，自依大例，既有声听，事须矫枉)
我的好堂叔啊，这几年里，您就给我在家歇着吧。
姚崇管不了自己的儿子，宋璟却能镇住自己的叔叔，在不徇私情方面，他要强过姚崇这个连儿子都管教不好的人。
但凡好皇帝遇到好大臣，日子都是过得不怎么样的。比如李世民那会，不管想干啥都会有魏征来插一杠子，宫殿也不能修，娱乐活动也不能搞，朝政大事还得件件听他唠叨，到头来这皇帝当的简直比罪犯还难受，很不自由。李隆基任用了宋璟，他的苦日子也很快就来了。
宋璟可不是姚崇那种圆滑善变的人，对皇帝的过失，敢于犯颜直谏。不管你是在兴头上也好，气头上也好，只要他觉得你不对，就会毫不犹豫指出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一点也不拐弯抹角。
有一次，李隆基让宰相们为各位皇子的封国起名字，而且特别强调，要起一个特别好听的。宋璟一听就发了话——不行。陛下让我们起一个特别好听的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对某个儿子格外偏爱？您富有四海，对所有皇子应该一视同仁啊。
李隆基被谏地无话可说，只好不停地说好（上甚善之）。
还有一次，天空出现了日食，李隆基马上按照形式主义的惯例，穿上素服，撤去乐器，降低膳食规格，虔诚地等待太阳出现。同时还下令复查在押囚犯，开仓赈济饥民。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把虚的做实了，表面文章做到家了。以前的皇帝们遇到日食都是这么干的。
但是宋璟仍然有话说。我听说出现日食的时候，天子应当修心养德，亲君子、远小人、绝女谒、除谗慝。君子耻言浮于行，要是陛下诚心为此，就没必要搞这些形式主义了吧。
经过这几件事之后，宋璟在皇帝面前的威信就算立起来了，搞得李隆基对他十分敬畏。李隆基是一个何等英明又自负的人，但说来奇怪，在宋璟面前他就是没有脾气，有些事情明明自己不愿意，到底还是曲意听从（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姚规宋随”：
宋璟的执政风格和姚崇不大一样，这个我们能感觉出来。但是他们的执政目标和理念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怎么对国家有利就怎么来。这样看来，两人施政内容上也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姚崇那时候建议李隆基要不求边功，抑制贵戚，宋璟也依然恪守着这条原则。
默啜肩膀上扛的那个东西（人头）是一个叫郝灵荃的人从草原上带回来的。带回这么一份大礼，皇帝很高兴，大臣很高兴，全国人民都很高兴。郝灵荃当然更加高兴，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件盖世的功劳。只要凭着这份功劳，他就可以加官进爵，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了。
然而郝灵荃没有想到的是，默啜的人头在长安大街上都快风干了，他左等右等也始终没等来朝廷的赏赐。直到一年以后，他才收到了一道姗姗来迟的命令。给了他一个官位——郎将。
虽然也还算不错，却只是一个五品闲差，离郝灵荃的预期也差得太多了。他当场就大哭起来，悲痛欲绝，竟然没几天就气死了。
而授予他郎将一职正是宋璟的意见。
为什么宋璟对他就这么刻薄无情呢？这是因为他知道，如果给了郝灵荃高官厚禄，就会引得好事者争相效仿，刺激皇帝好大喜功，这样大唐边境就永无宁日了。所以郝灵荃同志，我只能委屈你一下。谁知你心理素质这么差，竟然当场气死，实在不是我的本意。
对这件事，大诗人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一诗中曾特意称颂过。
“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姚崇主政的时候一直在抑制功臣贵戚的势力，还专挑李隆基的兄弟们下手，李隆业为犯法的亲戚求情，不行；李成义给属下求官，也不行。敲山震虎，引得皇亲贵戚纷纷束手，宋璟这时候也一刻没有放松，皇帝的兄弟们老实了，可是还有亲信宠臣呢，于是当时最红的几个人都先后在他面前碰了钉子。
姜皎是李隆基最铁的哥们儿，俩人在年轻时就认识，在开元之前的各种政变中他又立下汗马功劳。李隆基对他特别礼遇，群臣当中无人匹敌。他可以出入皇帝的卧室，有时候还会跟后妃们同席饮酒，弟弟姜晦也因为哥哥的关系升到了吏部侍郎。
宋璟是一个政治敏感度很高的人，对这种局面很担忧，悄悄告诉皇帝说：姜氏兄弟的权势太盛了，这样下去对朝廷不好，对他们本人也不好，不如早早罢免他们。
李隆基静心一想，也认为宋璟说的有理，就给姜晦改任了一个闲差，把姜皎所有实权职务免除，只保留爵位和工资待遇，让他回到田园，颐养天年。
另一个王毛仲更是在宋璟这里搞得灰头土脸，此人曾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家奴，很会察言观色，办事非常得力，皇帝几天不见他就想得难受，连高力士、杨思勖这种人都很怕他，唯恐避之不及。到王毛仲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来到宫里跟皇帝汇报。李隆基问他，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王毛仲说，还凑合吧，万事齐备，就差一位客人还没请到。
李隆基问：张说、源乾曜这些人，难道你请不来？
王毛仲答：不是他们。
我知道了。李隆基突然笑了起来，一定是宋璟吧。这样吧，你先回去，我自会为你请到他。
第二天，朝会过后，李隆基给宰相们下了命令，王毛仲的女儿今天结婚，你们都去他家里喝杯酒。当着皇帝的面，大家都没人拒绝。
这下可苦了那帮参加婚礼的官员，直到正午时分，大家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却没有一个人敢动筷子，因为那位最难请的大神——宋璟一直没有露面。
又过了很久，宋璟方才赶到，他板着脸走到桌前，端起一杯酒，向西行礼，拜谢皇命。大家都以为他要坐下开喝了，谁知他却找了个借口说自己肚子痛，把半杯没喝完的酒往桌子上一丢，便离开席位，飘然而去。只剩下满堂客人望着他的背影目瞪口呆。
王毛仲这人也是，早知如此，你请宋璟来干嘛呢？不是自找难堪吗？
选拔人才、直言进谏、抑制贵戚，新一任宰相宋璟，到目前为止主要干了以上工作。不成系统，也比较琐碎，并不是什么重大战略部署和改革创新举措。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善政者也是同样无赫赫之功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大火猛煮老百姓就该烤糊了，得慢慢来才行。如果一定要从他这些繁琐的政务工作中挑一件特别耀眼夺目的，恐怕不太容易，但是我想了想，可能还是有一件的。
从原则到制度：
宋璟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认准了就会坚持到底，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品质。但是对一位宰相来说，只管好自己是远远不够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文人雅士可以这么干，宰相可不行啊，把那些好的原则形成制度，贯彻下去，让每个人都严格遵守，这才是你的职责本分。
宋璟的制度建设没有那么多新意，事实上他只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复古。
他恢复的是贞观时期的制度。
第一个是官制。紫微省、黄门省分别改回中书省、门下省，紫微令、黄门监也改回了中书令、侍中。改名字也就相当于换个马甲，没什么大不了的，重要的是下面一条。
第二个是进谏制度。贞观时期，宰相大臣入朝奏事的时候，都要有史官、谏官拿着小本本，跟在旁边做记录，有错误的地方及时纠正，有亮点的地方大力褒扬，无论善恶好坏都秉笔直书，记下来让后人借鉴参考。御史弹劾官员的时候，也必须头戴獬豸的官帽，身着朝服，在皇帝的仪仗面前，正大光明地朗读奏表。
“某某某，我要弹劾你了，请注意！”
总而言之，一切事情都是摆在阳光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存在暗箱操作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奸臣没法蒙蔽皇上，小人也没有机会作恶，真是一片君明臣直，风清气正的大好局面。
但是李治继位以后，随着政治斗争日趋激烈，这种大好局面就一去不复返了。李义府、许敬宗两个阴险狡诈之辈先后掌权，他们惯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但凡奏事的时候都要屏退旁人，秘密汇报，跟皇帝皇后说悄悄话。谏官和史官也都被踢开一旁，根本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唐朝开始了见不得光的密室政治。
到武则天称帝的时候，形势就更恶化了，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她玩弄权术搞起了恐怖统治，不仅允许大臣秘密奏事，好让他们互相构陷，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连市井之徒、流氓无赖也都可以告密。再加上酷吏横行，外戚当道，政治暗无天日，直到很多年以后还有些残余和流毒。
宋璟要求恢复贞观的旧制，就是希望不要再搞那些暗箱操作了，要史官、谏官可以名正言顺地发挥监督作用。你就干坏事去吧，不怕遗臭万年随便你。所以这尽管只是恢复旧制，意义却非比寻常。自此以后，大臣们又可以光明正大发表意见了，有想干坏事的，也得掂量掂量后果。每个人都敢说话，才会让每个人都敢做事。
做一件好事，只能影响一些人。立一个好制度，却能影响所有人。宋璟此举，功德无量。
关于宋璟的事情说了这么多，大事小事，都无一不令人钦佩，可宋璟就真的那么完美吗？就真的没有缺点吗？其实，也是有的。
我经常跟人说，一个人的优点就是他的缺点。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很认真，那么某些时候他就必定很较真。如果一个人很大度，那么某些时候他就必定很马虎。优点是缺点的延伸，缺点是优点的延续，两者就像无缝钢管一样是可以随时切换的，没有人能够例外。宋璟也是如此。他的优点是正派、讲原则，他的缺点就是太正派、太讲原则了。
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那我们得给他竖一下大拇指，正派无私，了不起！但他却是一言九鼎的首席宰相，这就导致他在保持自己正派、讲原则风格的同时，还有绝对的动机和能力收拾那些不正派、不讲原则的人。
比如对那些犯罪嫌疑人，他就非常讨厌，而其中那些明明有罪还没完没了上诉的人（负罪而妄诉不已者），则让他尤其讨厌。于是宋璟把这批人交付给御史台，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认罪服法的，释放回家。不认罪还上诉的，统统关起来。
不认罪还想上诉，反了你们了！
不难感到，这种做法是非常违背法治精神的，且不说在现代，就是在古代也会招致非议（大唐是讲法治的）。因为你不能否认某些罪犯就是冤枉的，司法机关也有一定几率办出冤假错案，而人一旦有了冤情当然会想着伸冤。法无禁止即可为，怎能利用职权不让人家上诉呢？
在这个问题上，一向守法持正的宋璟犯了一个巨大错误，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正好在这个时候，天下出现了旱灾。宫中一些伶人（演员）便十分应景地搞了一出针对他的新节目。
在一幕滑稽剧里，一个伶人扮演了旱神。
一个人问他：你为什么要降下旱灾？
“旱神”回答：我是奉了丞相的命令。
那人继续问：此话怎讲？
“旱神”再答：丞相把三百个蒙冤的人投进了监狱，我这不就出来了嘛？
此言一出，一时全场哗然。伶人口中的丞相当然就是宋璟，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要是天上降灾，一定是人间出了恶政，伶人把旱灾跟宋璟联系起来，这就是暗示他坑了老百姓。当然也不排除，这帮伶人的家里可能就有上诉专业户。
正在观众席前排就坐，聚精会神看戏的李隆基看到这一幕，突然觉得深有同感（上心以为然）。他意识到，宋璟这宰相当的也并不是那么完美，既然这样，也就意味着他不是不可以替代的。
与此同时，宋璟对另一件事的处理带来了更恶劣影响。
恶钱事件：
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只要社会稍稍安定，经济就会蓬勃发展。唐朝从开国到开元年间，社会已经安定了上百年，经济实在没理由不进步，GDP高速增长，农业生产节节攀升，商业也很活跃，好一片盛世繁荣的景象。但是面对迅速发展的经济，朝廷还面临着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也是长期困扰我国古代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货币不足。
我们这片土地上，用来铸造货币的贵金属一直是很缺乏的。黄金不多，白银不多，甚至铜都不是很多，所以要拿绢帛来当钱用。明末的时候，西班牙从美洲新大陆掠夺的白银，结果有三分之二都流入了中国这个无底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贵金属缺乏，货币供应就会不足，无法满足商品流通需要。因此当时市场上经济活动很不方便。
有鉴于此，许多人开动了脑筋，干脆自己铸钱——私钱。这种类似现在制造假钞行为听起来十分胆大妄为，但其实两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时候的私钱是金属做的，不像现在的假钞就是废纸一张，而是也有经济学中所说的价值。唐朝是一个对工商业比较宽容的时代，所谓重农抑商算不上基本国策，所以朝廷对这种事也不怎么管，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话虽如此，开元年间这部分私钱的影响却非常恶劣，这个可以从史书上的名字听出来——“恶钱”，就是质量低劣，以次充好的意思。而且这期间恶钱使用的数量非常多，范围非常广，导致物价飞涨，通胀严重，经济秩序一片混乱。出了这种事，政府当然不能坐视不管，身为政府首脑的宋璟当然更得管。
他和苏颋商量过后，奏请皇帝出台了相关政策。首先是规定，只有达到一定标准（重量二铢四分以上）的钱币才可以流通使用。然后从国库里紧急调出两万缗钱，平价收购百姓手中滞销的货物。同时给京城官员预支俸禄（提前发工资），叫他们拿钱去买商品，好让质地优良的官钱流入市场，挤压恶钱使用空间。不久之后，朝廷又从中央粮仓和京兆各府调出十万石粮食出售，回笼民间私铸的恶钱，然后交到少府监（负责铸钱的机构）销毁。
这一系列政策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平抑了物价，整顿了秩序，却只是治标不治本，毕竟贵金属总不能凭空变出来啊，于是一年以后，恶钱还是再度泛滥起来了，而且在江淮地区尤其严重。
我一直以为，宋璟这样正派的人对搞经济是不怎么擅长的（擅长这个的往往是贪官），于是这一次，他失去了耐心，干脆下了一道行政命令，严厉禁止民间私钱流通，并派了监察御史萧隐之去淮南收缴恶钱，一旦抓到隐瞒不交的，即刻治罪。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会在无形中调节经济运行，也说明经济运行有其内在规律。这个道理告诉我们，政府在管理经济的时候要尽可能地减少干预，即使非干预不可，也要尽量采用疏导、调控的方式，就像大禹治水那样，堵不如疏，而不能简单粗暴的一刀切。
而宋璟却想得太简单了，出了问题他做的就是惩戒、禁止！他没有意识到，哪怕像他这样的贤相，也是无法对抗经济规律的。
恶钱不让流通，官府又没有供应足够的钱，老百姓买卖就没法做了，商品没法交换，市场一片萧条，经济形势马上跌入了低谷。而收缴恶钱也无异于从百姓手中抢钱，毕竟质量再差也是金属做的，你强制收缴又不给补偿，就损害了人家的利益。再加上萧隐之的执法手段非常严酷，一到淮南就逮捕了很多人，所到之处闹得鸡犬不宁，很快就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十分不满。
从这个角度来说，宋璟下的这道行政命令就是火上浇油，是很不合时宜的。
不让罪人上诉和恶钱事件叠加起来，终于让李隆基对宋璟有了意见。而李隆基任用宰相的一大原则也是专而不久，思考再三之后，他把萧隐之贬了官，并随之免去了宋璟的相位。
收到这纸命令，宋璟默默地收拾好了自己的办公用品，坦然走出了自己待了四年的政事堂，他得到了一个新职务——开府仪同三司，与此同时，苏颋也被调离岗位，改任礼部尚书。
这一年，正是开元八年的二月二十八日。
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唐朝第二名相组合姚崇、宋璟先后主政的时代到此就算结束了，前后相加大概在七年多点，差不多相当于美国总统的两届任期。
很多人看到这里不免觉得有些遗憾，这么卓越的两个人物只干七八年，岂不是大唐朝的损失！说实在的，有这种想法的人里，笔者也是其中之一。别说七八年，十七八年都不算多！
但我们往好的方面想一想，他们主政的时间也不算短了，至少历史已经给了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肯尼迪的总统当了三年多，也仍然不影响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当时唐朝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我觉得姚崇、宋璟也不比肯尼迪差，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姚崇善应变，拨乱反正，成功救时。宋璟守法持正，立好制度，在姚崇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守好了胜利果实。两个人已经圆满完成了各自的使命。他们总共七年的执政时间也足以彪炳千古，永远为后人铭记。
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
——大诗人元稹这几句诗，正是对他们功德最完美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