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对读书非常重视，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像中华民族这样，将读书看得如此重要。在封建社会，这是贫寒子弟改变命运的最重要通道，即便是没有当官的学子，也会享有与普遍百姓不一样的特权。这是因为扎根在民众心中的观点始终认为，读书能够明理，能够分清善恶是非，读书人的道德标准也会更高。其实，也不尽然如此，清朝雍正时期，就出了这样一个斯文败类。
他叫做钱名世，是江苏武进人。由于学问大，被誉为“江左才子”，而且他也没有让人失望，在康熙三十四年，就在科举考试中高中探花郎。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已经到了巅峰，中举都不容易，何况是进士，更何况还是进士的第三名。
更为重要的是，钱名世不是我们认为的书呆子，只靠研究八股文才进入仕途。他的涉猎非常广泛，研究也非常深入，所以清廷安排他参加《明史》的编订。
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后来朝代编写前朝史书的传统。但是，由于存在很多敏感的禁区，《明史》编修相当复杂，持续了三个阶段，九十多年的时间。钱名世参与的，正是发生在康熙时期的第二个阶段。
虽然钱名世才华横溢，但毕竟还是小字辈。《明史》的总编是王鸿绪，编订工作是史学家万斯同负责，钱名世则是充当万斯同的助手。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史学功底相当扎实，可惜当时双目失明，只能凭借记忆口述历史，记录工作就是由钱名世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钱名世既是助手，更是学生，但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有人曾经描述过两人合作时的场景：
时钱亮工（即钱名世）尚未达，亦东海门下士，才思捷敏，昼则征逐朋酒，夕则晋接津要，夜半始归静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钱就炕几前执笔，随问随答，如瓶泻水。钱据纸发书，笔不停缀，十行并下，略无罅漏。史稿之成，虽经数十人手，而万与钱实尸之。
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万斯同薪尽火传，既栽培了钱名世，又将所有学问倾囊相授，不至于后继无人。这本来是一段佳话，却全部被钱名世的贪婪自私所毁掉了。
康熙四十一年四月，万斯同病逝在工作岗位上。钱名世则按照他生前的遗愿，护送恩师的灵柩前往老家宁波安葬。万斯同的儿子万世标，听到丧报之后，北上迎接。但是，因为当时的信息不畅，这迎送之间，两波人竟然错过了。
钱名世将万斯同的灵柩送到老家后，却没有见到万世标。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等不及万世标回来了，万斯同的遗体急需安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钱名世主动以孝子的身份主持了丧礼，也算尽到了自己的孝心。
钱名世这么做，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叫好，可他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厚道了。办完丧事后，钱名世竟然以孝子的身份，将恩师的万卷藏书打包带走。要知道，万斯同不仅有儿子，而且还有两个孙子，怎么会让一个外人来继承这些珍贵书籍的。
万家当然不依，可钱名世是当时名士，又是朝中官员，实在拿他没有办法。后来，钱名世巴结上了年羹尧，对其百般吹捧，还多次写诗，未年羹尧歌功颂德，他所作的事，自然也无人敢吱声。
等到年羹尧倒台后，这件事才暴露出来。有人借机怂恿雍正，要将恰名士处死。雍正拒绝了这个提议，并不是怜悯，而是有了更绝的两个主意。他先让钱名世致仕，并让他带走两份“大礼”。
首先，雍正赐给了“名教罪人”的牌匾给钱名世。这是说钱名世，就是堂堂儒家败类，败坏了儒家的观念。绝的是，这个牌匾是御赐的，钱名世必须将它挂在家中的正堂里。每隔半个月，当地的知府和知县，都会奉命去检查。面对雍正这个冷酷无情、办事认真的皇帝，钱名世自然不敢不挂。
另一件大礼，就是一本诗集。在钱名世返乡之前，康熙让朝中大臣作诗，愤怒谴责这种仗势欺人、背弃师恩的行为。先后有五百八十多个大臣递交了自己的作品，大多数将钱名世骂得狗血淋头，另外有六人的诗，让雍正很不满意，还被流放到宁古塔。雍正让钱名世自掏腰包，将这些诗编订成《名教罪人诗》，回去之后好好学习。
通过这两件事，钱名世的嘴脸被大白于天下，雍正就是以这种高超的手段，让钱名世这位道貌岸然的读书人身败名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