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刚搞完“四清”运动。出于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应对，毛主席指示“三线建设要抓紧”，并说“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好觉”。一时，全国各大城市涌现出“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黎阳人在三线这片热土上，不畏风雨、奋力拼搏，一干就是几十年，写下了三线建设光辉的一页。
奔向建设人民兵工厂的战场
1965年7月的一天，我们在沈阳黎明厂工作的八位同志(袁名鑫、孙一庚、刘凯、凌家骏、戚正、孙必源、杨建光和我)被组织上指定为建设黎阳厂(即黎阳机械厂)的先遣者。
我们毅然离开大城市，抛开个人的一切困难和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组成了一个战斗集体，与三机部第四设计院以薛元章同志为首的一些同志，一起来到了贵州省平坝县，开始了黎阳建设的初步设计和工艺设计。
平坝是个落后的城镇，厂区选址在山沟里。因为以洞为定点，我们就直奔菜花洞而去。
那里除了有条羊肠小道外，没有公路、水、电等基本设施。建工厂首先要搞“三通(水、电、路)一平(平整路面)”。那时搞建设还有许多条条框框，如工厂必须远离大中城市，不少于50公里;厂房单个建筑最大不许超过2000平方米;公路、管路、线路必需隐蔽、锅炉、房屋等从空中看不见;厂房要盖、埋或进洞;土建是低标准“干打垒”等等，把工厂建设得看起来不像一个工厂，才算符合要求。今天听起来，那些简直像笑话，而当时就这样搞的，至今厂里还有不少那时的遗迹。
工厂建设的干扰来自“造反”
1966年初，航空部正式宣布了黎阳厂的领导班子：薛绍南、王新民、王鉴、姚克佩。第一批干部约三十余人来到了建设现场。
满怀建设豪情的干部队伍，从搞“三通一平”开始，掀起了工厂建设的热潮。除了大上基本建设，还要一小部分同志搞生产准备。那时的建厂方针是“三边”：边建设、边生产、边设计。广大的建设者们不分内行外行，分内分外，白天黑夜，浑身的干劲。
1966年5月，“5·16通知”在全国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烽火，建设工地不平静了，“大串联”也到了工厂。在一月反革命夺权事件的影响下，1968年5月，“造反派”夺了工厂的权，这对坚持建设三线的广大干部是残酷的打击，无疑也是建设生产进程的极大干扰。其后的日子，“极左路线”干扰严重。造反不仅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害干部，而且影响了工程进度和质量。
更严重的是，极左思潮干扰工厂建设，什么分散成村落化，羊拉屎，钻山洞，把工厂建设得七零八落，甚至要求搞游动试车台，即用几十辆卡车组成车队，试车台可到处跑动，像游击队等，这些，理所当然受到坚持正确建厂方针的干部职工的竭力抵制，当然“造反派”会拿你当技术权威批斗。乌烟瘴气弥盖了工厂。1969年10月，军管进厂，把“造反派”送进学习班，“极左”干扰才有所收敛。
1969年，军管进厂后，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推动下，建厂气氛又开始热烈，广大职工把热情投入到工厂发动机和大干歼六Ⅲ工装上来。
1970年初，为了协调生产，上级领导机关批准把180厂撤销搬迁到460和红湖厂。其中，齿轮、附件机匣、中小钢件三个车间迁到黎阳厂。34车间进洞，花了一年多时间增建了1号厂房，即现35车间与36车间，黎阳厂这时才形成了今天军品生产分工格局。
一轮黎阳在大三线升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干扰，拨正了航舵，工作重心转移了。
七十年代末，黎阳试制成功某型发动机，这些无疑给黎阳科研生产带来了生机。黎阳正在升起，并由此踏上第二次创业的征途。
三线的发动机厂所不但适时地向空、海军提供新研装备，同时也敢于承担风险，以借款方式投入，开始出口的某改型延寿机的研制。
截至1993年，共研制了5个型批，出口7个国家数百台发动机，为我国创汇约4~5亿美元，也加强了与友好国家合作。共派出国专家100余人次，并为他们修建大修线两条。
通过70年代的实践，为加强贵州航空发动机厂、所间的协同作战，在贵州省航空工业管理局的策划下，1981年，贵州发动机厂、所成立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实体，即黎阳机械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