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夏，在陶勇将军遇害10年之后，一架“安——24”专机从上海直飞北京，机上坐着陶勇将军的老战友、老秘书和他的七个子女。
专机从北京机场降落时，一大群臂佩黑纱的军人已经在那里静候。舱门打开来了。第一个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陶勇的长子，双手捧着骨灰盒，在肃穆的气氛中缓缓走下舷梯。将军当年被推上“风波亭”，不仅死后受到鞭尸之辱，而且在送去火化时，林彪一伙还批了八个大字：“家属不看，骨灰不要。”
是谁，在将军涂炭、身蒙恶名之际，勇敢地保存了将军的遗骨？都说“文革”使人变成了刺猬，用刺彼此提防着，用刺彼此攻击着。都说，“文革”使人心变冷，使人血变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到上海龙华火葬场采访，却见到了一颗在冰天雪地里依然赤热的心。在一条僻静、狭小的弄堂里，幸亏有他的女儿带路，我才找到他的家。
小屋里，他正坐在残疾人专用的轮椅上，1979年一场车祸，使他半年不省人事，如今总算好了些，他在妻子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几步，五十来岁的他，头发已经黑白参半。
冒着生命危险，悄然保存了陶勇骨灰的，正是他——蔡其家。
如果说陶勇是一棵参天大树，他只是一棵小草。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原先，他是农民。1954年，龙华火葬场扩建时，征用了他耕种的土地，于是他成了火葬场焚尸炉的炉工。他的一生的历程，用这么两、三句话就都包括在内了。
我请他追忆保存陶勇遗骨的经过。慢慢地、慢慢地，他用凄切的语调诉说着……
1967年夏日上午，一辆蓝白相间的接尸车，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押送下，驶入龙华火葬场，直奔焚尸间，从吉普车上跳下三个公安人员，散了开来，严密监视着现场。从接尸车上抬下一具已经冰冻多日的男尸，光着身子，只穿一条短裤。
那天，在炉前上班的，正是蔡其家。递给他的焚尸牌上，赫然写着死者如雷灌耳的大名“陶勇”！牌上还注明“不要骨灰”。他的心中一怔。连他这个文化粗浅的殡葬工人，也知道陶勇是身经百战的将军，是东海舰队功勋显赫的司令。
望着陶勇那由于冰冻过久已经变形的尸体，望着那脸如凶神的三个公安人员，他知道将军蒙受了不幸。看着陶勇遗体被推进了焚尸炉，三个公安人员自以为完成了任务，跳上吉普车，扬长而去。
出灰时，蔡其家不动声色，把陶勇遗骨单独放在炉子的一边。中午，趁别人不注意，他把将军遗骨装入一只铁畚箕，顺手拿起铁锹，悄悄来到附近的假山上。为了日后便于寻找，他在三棵冬青树间，挖了一个近一米的土坑，倒入骨灰，放入写着陶勇名字的搪瓷的焚尸牌，含泪埋好。
这一切，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谁也不告诉。他明白，万一走漏风声，马上就会把他投进监狱。好在他平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一秘密行动。我问他为什么要冒死保存陶勇骨灰，他的回答很简单：“我敬佩这位老将军。”
他随口而答，说得那么诚朴，却又那样深刻。陶勇将军死了。他活在人民心中。世上有各式各样的墓碑，大理石的、花岗石的、嵌瓷像的、镶金字的，但弥足珍贵的是心碑。心碑才是真正永垂不朽的。
心碑无法用权势树立，无法用金钱购置。为人民奉献自己一生的人，人民会在自己的心中为他矗立一座永远不倒的丰碑。心碑比不锈钢还不锈，比花岗石还坚硬，比大理石还瑰丽多采。
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李作鹏作为林彪死党成了阶下囚。陶勇冤案，总算有了平反的希望。但是把希望变为现实，还要经历漫长的磨难。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刚刚走马上任，邓小平就抓了为陶勇平反的工作。他写下这样的批示：“陶勇同志是有战功的，要为陶勇同志昭雪。”这批示震动了东海舰队。龙华火葬场一位职工的爱人在东海舰队工作，听说陶勇平反，在闲聊时透露了这一信息。“真的吗？”蔡其家眼睛一亮。
“真的，听说，要给陶勇开追悼会。可惜，陶勇的骨灰没有了？？当年，陶勇的遗体被公安人员押来火化，不留骨灰，曾使火葬场的工人们也都为之叹息。
“陶勇的骨灰在这里。我知道。”蔡其家终于说出了这句话。消息飞快地传到东海舰队、传到陶勇的儿女们耳朵里。东海舰队派人陪着陶勇子女来到龙华火葬场。
蔡师傅讲述了那天公安人员押送陶勇遗体前来火化经过，与舰队所了解的情况，完全吻合。
蔡师傅带领陶勇子女来到那座假山，找到那三棵冬青树。轻轻挖，细细挖，那一堆白骨终于重见天日。在遗骨中，找到了锈迹斑斑的焚尸牌，上面“陶勇”两字仍依稀可辨。
紧紧地，久久地，陶勇子女握住蔡其家的手，滚烫的泪水滴到了他的手上。他们敬佩自己的父亲，也敬佩这位普通的工人。是的，是的，大海以它的波澜壮阔而赢得人们的尊敬，小溪也以它的透明纯洁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人物固然有大小之分，职务有高低之别，而人的品格却与这一切无关。
大树与小草，那清新的绿，是同样令人生爱。中国的天空，在1975年春天，刚刚从云眼里透过一缕金阳。转瞬之间，又乌云如泼墨，“四人帮”的发难，使邓小平不得不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中下台，为陶勇开追悼会也就告吹。
1977年夏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陶勇将军英魂昭雪，派出专机，从上海把蔡师傅保存的陶勇骨灰，运往北京。
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许世友一得知陶勇追悼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在会上说开来了。李先念说：“我出席陶勇追悼会去，陶勇将军是我军一员战将！”陈锡联、粟裕、苏振华等老战友也都说去。
陶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嘱咐，陶勇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
历史毕竟是最公正的裁判：机关算尽的林彪，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可悲下场；陶勇十年沉冤，终于彻底昭雪。
历史也有令人遗憾之处。时过境迁，谋害陶勇的黑幕，一直未能水落石出。虽然来自中央的调查小组曾查获不少重要线索，但是破坏了的现场和当时的混乱，给重新侦查带来了许多困难。
我久久地观察着陶勇生命的终点——那口浇花小井。这口井，竟已被人挖宽、挖深，砌上井台，还加了个铁盖，面目全非！
照现在这个模样，是会淹死人的。可是，那儿的老同志都说，原先的井又小又浅，如果不把人事先打昏或者强按在井里，淹不死人的。现场，竟被严重破坏到这样程度。
粟裕大将在最后的日子里，还再三提到战友陶勇。“我这一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能在有生之年，把陶勇被害一案查出来。”
时光无法倒流，历史一去不返。但是，陶勇英名已永驻青史；他的生，给历史增辉添彩；他的死，给后人留下了沉思。
粟裕说：本来，陶勇还可以为党的事业，为海军建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却被坏人以卑鄙的手段谋杀了。许多熟悉他的战友，想起来就感到悲愤而特别的难过。
战友们聚会，回忆起艰难战斗的岁月，常常会不约而同地想起陶勇同志，甚至慨叹道：“唉，如果陶勇在这儿，多好！”是的，陶勇同志乐观豁达，生龙活虎，有他在，便会热闹得多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了，陶勇同志已在16年前，牺牲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
(一)
陶勇，原名张道庸，1911年生于安徽霍丘县，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又当了几年窑工。1929年，当土地革命的风暴席卷他的家乡时，他便投身于革命洪流中。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从普通战士，迅速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战将。历任红军团长、代理师长;
新四军二支队第四团团长、苏皖支队司令、三纵队司令、三旅旅长、一师副师长、师长;解放军华野四纵队司令，二十三军军长，九兵团副司令;建国后，任中国人民海军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是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同时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我们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他相识的。1939年春，他由周恩来同志营救出狱，经延安分配到新四军工作。
听说他在皖南军部时期，对军部个别领导人的右倾颇有意见，心情很不愉快，一再地要求到苏南前线来。当时，新四军第一、二两支队已挺进江南敌后，在陈毅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贯彻执行党中央“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建立起茅山抗日根据地，并依照党中央指示，开始向江北发展。
陶勇同志来到敌后，远非株守皖南时所能相比，真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为了工作便利，需改名字，陈毅同志说：“道庸，有点封建色彩，不好。”
粟裕同志说：“把姓去掉，就叫陶勇吧。”他欣然同意了。从此以后，陶勇同志便率领所部与兄弟部队一起，驰骋于大江南北，使敌、伪、顽闻风丧胆。
1939年冬，为冲破国民党对我军抗日地域的限制并沟通江南、江北的联系，经陈毅同志策划，借为苏北友军护送弹药的有利时机，派陶勇和卢胜等同志率领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北渡长江，悄然插入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以“苏皖支队”的名义，在那里扩大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
陶勇同志率部进入仪征以北月塘集地区后，便积极向日、伪军发起连续攻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歼伪军两个连，一个伪警察所，并一度切断了天(长)扬(州)公路。日军大为震惊，旋即纠集日、伪军数百人，分进合击月塘集，企图消灭苏皖支队于立足未稳之际。国民党的县大队500余人亦隐蔽于月塘集西侧，企图趁火打劫。
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伪、顽军，陶勇同志毫无畏惧，指挥若定。他悄悄将部队拉出了月塘集，设伏移居集，亲自带领第四连100余人扼守正面，将日、伪军放至离阵地一二十米的近距离，出其不意地以猛烈火力予以杀伤，第五、第六连同时从两翼出击，一举击溃了敌军。陶勇同志又身先士卒，亲率部队乘胜猛追，收复了月塘集。
此战毙伤日伪军近百人。1月下旬，为粉碎日伪对我皖东根据地的“扫荡”，陶勇同志奉命率部队顶风冒雪，星夜北上，进至天长以南横山地区，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和挺进纵队反“扫荡”;3月上旬，又率苏皖支队主力越过津浦路，配合我皖东部队进行“反顽”战役;
3月下旬，再与我挺进纵队东西对进，星夜驰援津浦路东根据地中心半塔集的“反顽”战斗，都取得了出色的战果。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陶勇同志率领所部积极作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憾了伪军和顽固势力，振奋了民心士气，支援了兄弟部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苏皖支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41年2月，我新四军一师发起“讨逆战役”，打击在泰州公开投敌叛国的国民党军李长江部。陶勇同志率部攻克姜堰后，向西北方向横扫过去，一路追歼溃逃之敌，至泰州城附近，被大河所阻，河水寒冷，一时又难以找到渡河工具。陶勇同志振臂高呼：“不要停，跟我杀过去！”带头扑下河去，部队人人争先恐后，不顾叛军火力封锁，泅水过河，一举攻占泰州城东门，为次日攻克泰州铺平了道路。
陶勇同志勇敢作战的事例不胜枚举。解放战争初期，他率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初到山东，一次行军途中与国民党第五军遭遇，受到敌人坦克的冲击。当时，部队缺乏打坦克的经验，措手不及，边打边撤，队形混乱，正碰上赶往前沿的陶勇同志。战士们呼喊：“师长，坦克挡不住，赶快撤！”
他听了，往路边谷场上的石磙上稳稳当当地坐下来，厉声喝道：“我陶勇坐在这里，哪个敢撤？”战士们立刻镇静下来，纷纷互相鼓励：“陶师长就在这里，怕啥？”战士们返身冲杀过去，先炸坦克履带，再抓俘虏，一举击毁敌坦克3辆。
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英勇事迹;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奋不顾身为党为人民顽强作战的精神，贯穿在他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闪现出夺目的光辉。在战斗发起前，他会换上便衣，潜入敌占区，侦察敌情;
在战斗的紧急关头，他往往会将上衣一脱，举起大刀，率领战士去拚搏;他也曾多次孤胆深入虎穴，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劝降或联络起义，收编改造各种武装;他还曾骑着快马，冒着敌机的追踪扫射，去第一线的部队指挥作战……。他是指挥员，又始终是队列中的普通一兵。
对他这种勇猛的战斗风格，领导上常常是喜忧参半的。有时候也不得不批评他，不要做“拚命三郎”。他却有自己的想法，“我的部队底子薄啊！队伍发展快，成份复杂，又没时间整训，只有靠打仗时练兵，只有靠我们指挥员带着战士冲啊……”
陶勇同志所带的部队，具有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集体荣誉感，以勇猛顽强着称，以接受艰巨的任务、争先杀敌为荣。但在组建伊始，比起其它一些兄弟主力部队，基础确是差一些。红军老战士少，收编的各种地方武装多，无论战斗经验、士气、装备都不算强，但这支部队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华东战场上的一支无敌劲旅，是和陶勇同志的以身作则分不开的。
(二)
陶勇同志无论在哪一级的岗位上，总是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参加了上级召开的重要会议，很难有完整的笔记，却能毫不走样地传达，一丝不苟地执行。同志们佩服他的强记善解。
其实，强记善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会前会后，他抓紧时间向领导同志和战友们讨教，反复琢磨，反复研究，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气力。正是这种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鞭策着他勤奋学习，刻苦努力，从一个普通的放牛娃，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杰出的将领。
他平时就熟悉自己的部队，了解敌人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战时他的指挥所总是设在紧靠前线的地方，亲自掌握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他善于理解上级的指挥意图，从不消极地执行命令，当战场出现错综复杂、凶险危急的情况，能够依据战役的要求，结合当面的情况，当机立断，临机处置。
在苏中战役的第四次战斗中，他率一师担任攻歼李堡守敌的任务。部队从一仓河出发，行至中途，得悉敌情起了变化，李堡和海安之敌正在换防，敌新七旅旅部率十九团已到达李堡，敌一○五旅旅部率一四八团尚未离开，敌守军兵力增加一倍，武器装备又优于我军，我军进攻兵力由绝对优势转为相对优势，这个仗还能不能打？
会不会打成胶着状态而失去了奇袭作用？陶勇同志分析说：“敌兵力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换防之际必然混乱而疏于防范，该走的已交卸守备责任必无斗志，刚来的又不熟悉情况难于坚守，敌军建制不同便会互相牵制，这正是我军发动攻击的大好时机。”于是仍按原计划发起攻击，顺利歼敌两个旅部又两个整团，生俘敌少将旅长、副旅长各一名。
(二)
陶勇同志无论在哪一级的岗位上，总是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参加了上级召开的重要会议，很难有完整的笔记，却能毫不走样地传达，一丝不苟地执行。同志们佩服他的强记善解。
其实，强记善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会前会后，他抓紧时间向领导同志和战友们讨教，反复琢磨，反复研究，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气力。正是这种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鞭策着他勤奋学习，刻苦努力，从一个普通的放牛娃，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杰出的将领。
他平时就熟悉自己的部队，了解敌人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战时他的指挥所总是设在紧靠前线的地方，亲自掌握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他善于理解上级的指挥意图，从不消极地执行命令，当战场出现错综复杂、凶险危急的情况，能够依据战役的要求，结合当面的情况，当机立断，临机处置。
在苏中战役的第四次战斗中，他率一师担任攻歼李堡守敌的任务。部队从一仓河出发，行至中途，得悉敌情起了变化，李堡和海安之敌正在换防，敌新七旅旅部率十九团已到达李堡，敌一○五旅旅部率一四八团尚未离开，敌守军兵力增加一倍，武器装备又优于我军，我军进攻兵力由绝对优势转为相对优势，这个仗还能不能打？
会不会打成胶着状态而失去了奇袭作用？陶勇同志分析说：“敌兵力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换防之际必然混乱而疏于防范，该走的已交卸守备责任必无斗志，刚来的又不熟悉情况难于坚守，敌军建制不同便会互相牵制，这正是我军发动攻击的大好时机。”于是仍按原计划发起攻击，顺利歼敌两个旅部又两个整团，生俘敌少将旅长、副旅长各一名。
陶勇同志指挥打仗，风格高尚。他协同作战好，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既积极又诚恳。1940年6月下旬，苏北顽首韩德勤煽动李长江部纠集十三个团及保安三旅，对我挺纵驻地郭村形成合围态势。陈毅同志急调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增援。
此时，苏皖支队二营外出执行任务未归，新上升的地方武装尚未编组，从月塘集到郭村相距200多里，途中日、伪、顽据点林立，封锁严密，且有邵伯湖阻隔其间。陶勇同志用手量了一下地图，很果断地说：“江南主力是来不及赶到了，我们离得最近，增援只有靠我们了。”旋即下令：“克服一切困难，必须尽速赶到！”
部队立即出发，第二营强行军赶上，没有编组的部队边走边编，能带走多少就带多少。他亲率侦察分队先行，掌握敌情，乘夜偷越天扬公路，并依靠十几条小渔船，渡过邵伯湖；接近日军仙女庙到高邮的重点封锁线时，正是白天，有的同志建议晚上再走，他说：“来不及了，出敌不意，冲过去！”
部队遭到了日军袭击，三营长郭明生同志牺牲了，三营指战员纷纷要求打掉这股日军，他说：“不行，赶往郭村要紧！”留下小部队与敌纠缠，主力甩开日军，迅速急进，绕道西北，利用统战关系，通过当地驻军防区，秘密地插过李长江的防地，终于在郭村保卫战开始不久，即进入阵地。
解放战争中的诸战役，差不多都是各部队协同作战。他从不打滑头仗，愿意拣硬骨头啃，争挑重担子，在战役进展的重要关头，出大力，吃大苦，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赏。
更难能可贵的是陶勇同志打仗，不叫困难，不怕伤亡，为了全局的胜利，勇于承担本部队的最大的牺牲。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打的硬仗、恶仗比较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手上谈不上有预备队，机动力量也很少，甚至没有。为了取得战役、战斗上的以多胜少，有时一次战役中常常使用一个部队两次至三次；临时变动、增加任务的情况也是常有的。
不论任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伤亡多么严重，为了全局的胜利，陶勇同志总是二话不说地去完成。一场硬仗、恶仗打下来，不管部队损失有多大，他总是以豪迈的革命英雄主义激励着士气，同时抓紧休整、补充。部队传统的战斗作风一茬又一茬地继承下来了，而且越战越强。这是他杰出的带兵艺术的表现，也是他的坚强党性的表现。
在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里，陶勇同志一直率部奋战在战争的第一线，驰骋于长江南北的抗日游击战场，参加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上历次重要的战役，参加了伟大的淮海战役和渡江、上海等重要战役，他以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和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立下了不朽的战功，他率领的部队以辉煌的战果，在我军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陈毅同志高度赞扬了陶勇同志所率部队：“这个部队善于河川水网、夜间和运动作战，善于阻击攻坚，到山东后，又善于野战，战术比较全面，在华东战场做出了贡献。”
1949年底，部队入朝前，朱德总司令来视察。他紧紧地握住陶勇同志的手，高兴地说：“好哇，你就是陶勇，久闻你的大名！”由衷地表达了对陶勇同志的喜爱和赞赏。
（三）
陶勇同志具有一个坚定的政治家的头脑，他不仅能征惯战，智勇双全，也善于在艰巨复杂的形势下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他的这一政治才干，在开辟和建立苏中第四分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1940年10月的黄桥决战，歼灭了苏北反共最烈的韩德勤的主力，顽、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的变化，苏北的抗战局面，大大改观了。苏中四分区（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国民党军势力，慑于我军军威，不得不和我们达成协议，同意让路给我军抗日，按三三制改组政权，实行减租减息。为了把这一重要地区迅速建成为新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定派陶勇同志立即率第三纵队进军黄海之滨。
任务是陈毅同志亲自向陶勇下达的。陈毅同志向他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命令我新四军“向一切敌占区发展”的指示，精辟地分析了形势，交代了政策和策略手段，特别强调了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力争合作，准备自卫”、“又打又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谈话进行了整整一下午，陶勇同志向我们辞行时，陈毅同志问：“还有什么问题吗？”他坚定地回答：“请首长放心，任凭是刀山火海，在所不惧，东进！不到黄海边，一分钟也不停止！”
这个地区国民党军总数有35，000余人。他们名为“抗日”，实则拥兵自利，同日寇和平相处，对群众欺压荼毒，成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主要障碍。我军的力量，在三纵进入后，连同原由我地方党控制和领导的少量抗日武装，只有3，500余人。是一与十之比。而且从政治上看，双方既已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我军的斗争自不宜超出自卫的原则。
面对这种形势，陶勇同志分析了具体情况，认为：第一，从全局来看，黄桥决战胜利后，我党已在苏中取得了政治、军事的决定性优势，使开辟四分区的工作有了坚强的后盾；
第二，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党江苏省委派了少数干部来这个地区开展工作，虽然在新四军主力部队挺进苏北之前，基本上是秘密工作，但已有了一些基础；
第三，国民党军总数虽然较多，但分属各个派系，互相之间矛盾重重，征战不休。而且尽管他们欺压群众，谋取私利的情况基本上一样，但在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坚决反共反人民的顽固派还是少数。陶勇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商量，认为应该充分利用我方在全局上和政治上的优势，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军和地方上层人物的工作。
他灵活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亲自带头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士绅中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在酒席、牌桌上了解情况，建立感情，宣传抗日，团结各阶层爱国的有识之士，争取了部分上层人物与我达成实行民主改革，推行抗战法令的具体协议，动摇了顽固派的反共联盟的基础。
1940年冬，顽军第六纵队徐承德部乘陶勇同志率领三纵主力第七团远赴海安待命参加曹甸战役之机，倾巢围攻我三纵队留守机关和地方党政首脑机关驻地掘港；保安一旅詹长佑部也陈兵于掘港以北环镇地区，与徐承德部对我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形势十分危急。情报传来，陈毅同志急命陶勇同志率七团星夜回援。陶勇同志从他对国民党军已有的了解，认为真正的顽固派是徐承德，对詹长佑还可以争取。
于是他一面指挥部队水陆并进，一面独自带了几个警卫员，不顾危险，登上汽艇顺流直下，通过敌情复杂的地区，接着又亲自驾着摩托车直赴詹长佑的旅部驻地马塘。车进马塘时，哨兵问：“谁？”他大喝一声：“我是陶勇！”
哨兵吓愣了，连人也没看清楚，车已直驶而过，陶勇同志单骑闯入詹长佑的住所，向詹长佑晓以大义，示以利害。詹长佑被陶勇同志大无畏的精神所慑服，答应掉转枪口，协同我军歼灭徐承德部。我军因此得以集中兵力，将徐顽第六纵队击溃，并乘胜追击，将其主力歼灭于汇龙镇。
此时，南通县长兼南通常备旅旅长，已经在密谋投敌叛国，密切注视着我军行动。我军如对他稍有动作，不仅他会立即率部悉数投敌，且会波及到其它部队。
陶勇同志和地方党委各同志再三权衡，决定利用我党的政治优势，首先通过各阶层代表会议，委任我方的一位同志为县长，单人独马地去南通上任；然后派一个连以保护县长为名进驻县城，稳住了该旅。继而利用该旅内部矛盾，扣押了顽旅长和顽副旅长，兵不血刃地控制了这支部队。
这两次事件的处理，我军有理、有利、有节，对扩大我党的影响，打击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团结进步人士起了关键的作用。就这样，对国民党军部队，根据不同的情况，以对待日寇和对待人民的态度为基本界限，按照党的政策，采取不同的手段，有的予以歼灭；有的解除武装，遣散回乡；
有的派人加强和改造；有的由我军改编和指挥。在短短两个月内，就较妥善地解决了国民党军11个团，约两万人，使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的力量，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影响四分区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沿海的海匪为乱。从长江口到连云港的黄海近海区，自古以来海匪为患。我军建立通、如、启、海根据地后，海匪一度很嚣张，扬言“四老爷有种海上见”，量我们不能下海，经常骚扰我军，欺压渔民群众。
陶勇同志对海匪的武装进行了调查分析，抽调主力部队一举歼灭了作恶多端的渔霸王明中部队，通过统战关系，联络改编了陆州舫部，又定计设伏，抓住了海匪头目孙二虎。
陶勇同志全面地分析了孙二虎的情况，认为他出身贫苦，讲义气，也有一些民族意识，是可以争取教育的。孙二虎被押送到司令部后，陶勇同志亲自给他松绑，义正词严地向他指出：“为匪是可耻的，国难当头，有血性的好汉子应当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
陶勇同志留他吃了饭，发还武器，当场释放。接着，陶勇同志又只身坐着小船，去孙二虎处谈判。这使孙二虎震惊，领悟到共产党的政策伟大，共产党人的品德高尚，表示愿意听候收编，跟着共产党抗日。
陶勇同志回到岸边，带着警卫排返回驻地时，在一座桥下又突遭孙二虎部下的伏击，他指挥警卫排冲过桥去，反过来消灭了设伏的土匪。孙二虎更加心服口服，再也不敢调皮捣蛋了。针对孙二虎的帮会习气，好讲义气，陶勇同志征得苏中区党委的同意，收孙二虎做了“徒弟”，从此，孙二虎对陶勇同志，言必信，令必从。
但是，孙二虎毕竟为匪时间很长，忍受不了我军严格纪律的束缚和艰苦的生活，乘陶勇同志去华中党校学习时，竟然跑到如东伪自卫团去当了队长。
面对孙二虎的出尔反尔，我军既施之以威，又施之以礼，不断派人向他做工作。陶勇同志从党校学习回来后，又立刻派人去，严肃批评他破坏纪律、私自逃跑，并命令他迅速率部来归，我军可既往不咎，否则将以重兵剿灭。
孙二虎权衡是非、利害，想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前途，遂重新率部投奔我军。孙二虎从此一心一意跟党走，加强自我改造，勇敢作战，后来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此后，苏中一带广阔无垠的黄海，成为我游击健儿纵横的沙场，扩大了我主力部队机动回旋的领域。以此为基点，我们还开辟了苏中同苏北、山东、浙江、上海等地的海上交通，对支援革命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陶勇同志是苏中四分区抗日根据地的一位英勇的开拓者。嗣后，在艰苦的抗战相持阶段，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领导四分区抗日军民，粉碎了日寇的无数次的“扫荡”，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的斗争。
他和苏中四分区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在四分区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当年他的斗争事迹，至今在那一带仍广为传播，成为我军革命斗争史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