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59年，清军平定天山南北，将这块汉代西域都护府、唐代安西都护府的故土，重新归入了大一统王朝的版图。乾隆皇帝将这块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命名为“新疆”。到了一百多年后的1864年6月，库车的一群无力缴纳粮赋而被迫服劳役的百姓发动了起义，星星之火引发了全疆暴动。这场起义虽然倾覆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但是领导权却落到了大大小小的“伯克”（突厥语意为财主、贵族）们手里。这些利欲熏心的封建主各自割据，互相混战，致使天山南北一片混乱。最终，整个南疆都落到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雅霍甫的外国人手里，此人在汉文史籍上被称为阿古柏。阿古柏大约是在1820年出生在中亚历史文化名城塔什干附近。1847年，不满三十岁的阿古柏出任阿克麦吉特（意为“白色清真寺”）伯克，成为拥有自己势力的一方诸侯。
喀什老城
1866年，阿古柏带着六十八个死党从浩罕窜人新疆，在封建主们的混战中渔翁得利。1867年，天山以南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都被消灭，阿古柏自称“毕条勒特汗（洪福之汗）”，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统治。1870年，阿古柏甚至侵占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但他貌似强大的政权，根基仍旧十分脆弱，因为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为了笼络追随自己亡命入寇新疆的浩罕军人，阿吉柏在占领区恢复了中世纪军事封建采邑制度。军官们按不同级别领有相应大小的采邑。他们并不拿阿古柏的工资，其收入来自于辖区征收的赋税，数额多少完全取决于这些人的意愿，抑或是良心。
新疆人
当时，围绕着“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激烈辩论。李鸿章等人主张放弃新疆，守旧派官员大多反对放弃新疆，比如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就斥责洋务派在改变了“祖宗之法”的同时，也丢弃了“祖宗之地”。以当时的形势论，欲壑难填的沙俄侵略者在征服中亚细亚的同时，以“代为收复”的名义武力强占了我国伊犁地区，进而要求阿古柏政权臣服。可以想见，如果清廷放任阿古柏政权的存在而不去剿灭，所谓“哲德沙尔汗国”盘踞的大片中国新疆的土地，也会像希瓦、布哈达、浩罕这几个中亚汗国一样变成俄国的下一份盘中餐，而十九世纪的沙俄在东方的侵略扩张行动，从来是没有尽头和界限的。
李鸿章
左宗棠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因为海疆多事，所以才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新疆的阿古柏政权，以便集中全力经营“海防”。不然，就会“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放弃新疆就是自撤藩篱，沙俄必将得寸进尺，不但甘肃和陕西堪忧，就是北路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也失去保障，这样北京城也会丧失门户，后果不堪设想。清政府考虑到攸关北半个中国的存亡，最终决定采纳左宗棠的意见。一场“海防”和“塞防”的争论才告结束。
左宗棠
晚清时期，湘军影响力非凡，特别是19世纪中期西北回民起义爆发后，左宗棠从1866年开始，率领湘军，用了14年时间，先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之后剑锋西指，收复西域新疆全境。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说起战争的准备，无非“兵”“粮”“财”三字。此时，集结在西征军大本营肃州（酒泉）的清军，已经有一百多个营，达七万之众。为了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左宗棠又殚心竭虑搜集了足可供大军食用一年的粮食。唯独“财”成了大问题。从河西走廊运粮到阿古柏占据的乌鲁木齐附近，路程是八百五十公里，每百斤粮食的运费就高达二十两白银，差不多是凉州一带粮食原价的二十倍，阿古柏的巢穴喀什噶尔更是远在一千八百公里之外，光是出关粮运经费每年约计白银二百余万两，加上西征军官兵的饷银，每年共需经费八百余万两白银—一银子从哪里来？
新疆打手鼓表演
如果左宗棠不是在战争融资上进行创新，他的西征要么难以进行，要么会失败。因为如果没有金融支持，他可能发不了军饷，或者军饷一时有一时无，而没有军饷，就无法得到他需要的军心。如果没有军心，战争胜利从何谈起？那么，左宗棠做了什么金融创新呢？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对任何国家来说。正常税赋收入都有固定的用途安排，改变起来阻力很大，而战争、内乱何时发生，战争持续多久，以及需要多少军费开支等，这些都是没法事先确定的，会很随机，所以，为战争融资一直是王朝最头疼的事情，就像旧社会的灾荒、瘟疫事件让普通家庭很痛苦一样。
银元宝
在清朝，突发战争带来的开支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获得：
一是平时积累的财富。朝廷和地方督抚都尽量多存银子，以防后患—一这个办法的有效性很低，因为清朝政府没有多少剩余收入，存不了多少财富。
二是靠卖官位。正常情况下都是卖虚职，比如，翰林待诏、官衔、候选官等等。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卖实权职位，像知州、知县之类的。卖官收入有多重要呢？在鸦片战争的那三年里，卖官收入占各省战争支出的23%。鸦片战争后的10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赤字中，有46%靠卖官收入弥补。
清代官服
三是靠协饷制度解决战争军费。也就是财政收入的跨省调配。由于不是每个省都能自行负担本省的军事支出，它们需要富裕省份的协助，而且也不是每个省都同时要应付战争，所以，没有战争的省要去支持处于战争之中的省份。比如，西部省份的财政收入少但军费开支高，它们往往是收协省份，接收邻近富裕省份的财政盈余。因此，山西、山东与河南成为陕西和甘肃的主要协助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则主要接收来自江西、湖南、湖北的协助。
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带领湘军接手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他的军费挑战有多大呢？我们可以看看，左宗棠在1873年成功平息陕甘回民起义之后，提交给皇帝的《恳改拨的饷，以固军心折》，他在回顾自1866年以来军费不足的困扰时，说“前此一年尚发两月满饷。嗣后一年发一月满饷，至今则一月满饷尚无可发，军心不问可知”。接下来，左宗棠筹备进一步西进收复新疆，提出800万两银子的年度西征军费预算。朝廷对此极为重视，向为西征军提供协饷的各省、海关发出指令，限期将所欠协饷尽数解交甘肃前线。但是，无论朝廷措辞多强硬，都不能缓解西征经费的困境。
左宗棠进疆
怎么办呢？西征军未来虽有协饷等收入，但这些未来收入总是拖欠，也很不稳定。那么，这些未来收入怎样才能转变成今天能花的钱呢？而且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军饷不稳定，左宗棠就无法稳住七八万军人的心。也就是说，如果能把未来收入一次性借到今天，那么，不仅军费会大增，而且也会很稳定。但问题是，如何借？找谁借呢？在中国历史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齐国，也是为了战争融资。管子说服齐王向殷实之家借钱，可是，战争胜利之后，齐王却赖账了。所以，后来没有人相信朝廷的承诺了，中国就一直没有发展出国债或公债市场。
清军收复新疆路线图
如果左宗棠是明末崇祯皇帝的武将，那他的西征胜利前景就难说了！好在他是在晚清，上海金融市场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尤其洋行融资能力很高。胡雪岩是左宗棠的好朋友，胡雪岩跟当时的上海金融界人士非常熟，认识当时的汇丰银行老板，也知道现代金融市场怎么运作。虽然到晚清，朝廷内外对借钱花完全不认同、不接受，但经费困局是实实在在的。除非清廷不再西征、放弃西域，否则就无其他办法。
早在结识左宗棠之前，胡雪岩就几乎和上海的所有洋行和著名买办人物打过交道了，他也成为这些外资乐于合作的官员经纪人。而且，当时上海的外国金融业基本被英国财团垄断，而胡雷岩旗下的“阜康钱庄”又恰好与英国渣打银行有生意往来，于是胡雪岩亲自出面，向其借款。对于敏感的借款对象问题，胡雪岩的态度是：“谈得成功，我是代表中国政府；谈不成功，我只代表我自己。”在与渣打银行经理首次面谈中，双方在利息、借款期限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搞得不欢而散。后来经过几昼夜的秘密谈判，双方终于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
胡雪岩像
无论如何，胡雪岩终于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为担保，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二百万两，开中国政府商借外债之先例。此后更是如法炮制，依靠自己在上海滩生意场上的商业信誉，先后四次出面向汇丰银行等英国财团借得总计白银1595万两，解决了西征的经费问题。这被左宗棠称赞为：“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当然，英国人绝不是慷慨到要为左宗棠西征提供财政援助，向他们借钱是要利息的，而且是货真价实的高利贷。当时一般的贷款行情，年息最多不过4%，而西征借款的利息居然超过了10%。在股东大会上，汇丰银行的董事长承认，“从中国借款中所得的好处是很可观的”。到1882年，西征借款本金只归还了833万两，利息反倒付出了395万两，差不多占到本金一半。这被当时的《申报》痛斥为“暂救燃眉之急，顿忘剜肉之悲”，左宗棠自己也知道借外债打仗属于政治不正确，承认是“仰鼻息于外人”。但终究避免了因财力不济使得西征大业功亏一篑，也算是两害之中取其轻了。
胡雪岩剧照
有了这些借款后，左宗棠停止卖官，结束了持续多个朝代的陋习。1874-1880年，西征军费总开支5100万两银子，其中2000多万两是通过华洋借款得到的，是军费开支的第二大来源。由此，我们看到，如果不是通过“透支未来”借钱花，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也许会完全不同。在国际、国内动荡导致财政能力削弱的情况下，左宗棠利用金融市场，以未来协饷收入、关税做抵押，向华商、外国银行借款，为西北战事提供稳定的军饷，稳住了几万大军的军心，保证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的控制与治理。
左宗棠
收复新疆之后，清廷论功行赏。左宗棠晋封二等恪靖侯，并以内阁大学士入值军机处；去世后更是溢号“文襄”。当然，左宗棠也不曾忘记胡雪岩所作的一切，向朝廷报告其功绩。清廷因此赏赐胡雪岩一件象征莫大荣誉的黄马褂，官帽上可带二品红色顶戴，让其就此成为著名的“红顶商人”。有清一代，富商捐官戴红顶者有，但既戴红顶又穿黄马褂的仅胡雪岩一人。就连胡母也跟着沾光封了个一品诰命，如此一来，连官属二品的浙江巡抚大人到了杭州元宝街胡家门口，骑马的也得下马，坐轿的也得落轿，胡家着实风光一时。（彭忠富/整理；参考文献《左宗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