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面前耍大刀”早已成了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歇后语,除了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中国最多的庙宇是文、武二庙,其中武庙自元以后就几乎成了“关帝庙”的代名词,造型经典的单刃长柄刀——青龙偃月刀或俗称的“关王刀”,也成为关帝庙“标配”,不论扶在关羽自己手里、捧在关羽随从周仓手中,还是直截了当插在庙前兵器架上,总之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稍有古代军事史素养的朋友却往往会提出一个质疑——关羽自己会耍大刀么?
汉代是短兵器承前启后的年代,一些不合战场实用的兵器迅速被新的兵器所取代,如在先秦战争中位列长兵器第一位的戈(《诗经.秦风.无衣》说“王子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修我矛戟,与子偕作……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戈排在各种兵器装备之首),在两汉因车战的衰落而销声匿迹,先秦时适应青铜时代的矛戈联装戟(把一个矛头和一个戈刃装在同一个木杆上,形成一支戟),也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而被一体铸造的铁头木杆戟所替代。
在刀剑类兵器方面,先秦曾占据短兵舞台的铜剑、铁剑迅速从战场上消退到礼仪场合(即便礼仪场合许多重要人物也更习惯佩刀,如赤壁战前孙权砍落几角立誓,正史用的是“佩刀”,而非《三国演义》所写的佩剑),而战国后期一度出现的长柄双刃劈杀武器——铍(斩马剑),也因为强度不能符合大规模战争需求,而很快不见了踪影。在整个汉代包括三国时代,单刃、平脊、刀尾有一个铁环的“环首刀”成为最流行的战场短兵。
这种刀在“百炼钢”时代打造容易,简单实用,既可以用作使长兵者的自卫辅助武器,也可以和楯(盾牌)配合,成为某些步兵兵种的主战武器,是一种在冶铁时代早中期扬长避短,突出劈砍功能而弱化甚至取消诸如削、挥、刺等次要功能的兵器。
环首刀在汉末、三国直至南北朝都十分流行,如曹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杀死政敌李丰,“使勇士以刀环筑丰腰,杀之”(让勇士用环首刀的环击打李丰的腰部,将他杀死);十六国初年前燕名将慕容翰以射箭著称,从避难的宇文部回归故国时,宇文部派骑兵追赶,慕容翰为劝退追兵,让追兵将环首刀立在距离自己百步以外,约定如果射中刀环追兵就退走,否则就只管继续追赶,结果一箭正中刀环;十六国时泰山贼王始被南燕国军队俘获,即将处死时回答他人对自己父亲和两个哥哥下落的提问,说“太上皇蒙尘在外,征东、征西为贼兵所害”,行刑者恼火他词句倔强,“以刀环筑之”;南朝齐东昏侯永元元年,东昏侯恼恨执政大臣江祏,派其仇人袁文旷捕杀他,袁文旷抓住江祏后曾“以刀环筑其心”;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二年(公元571年),他的弟弟琅琊王高俨发动“清君侧”政变,失败后高纬“拔俨带刀环乱筑辫头”……由此可见,自两汉至南北朝,上至王公贵族、著名将帅,下至最普通的“大头兵”,几乎都以环首刀作为主要的短兵。
许多叙述这一时期用刀、尤其长刀作战者通常会提到十六国前期前赵刘曜和陇上割据势力陈安间的一战,这一战中素以骁勇著称的陈安“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五六,远则双带鞬服,左右驰射而走”,有人以此认为,关羽时代应该已经有类似“关王刀”、“偃月刀”的大刀,而陈安所使用的正是这类“大刀”。
在宋以后,“大刀”通常是“一刃、刃前锐后斜阔”长柄或短柄刀的俗称,而这类“大刀”就刀刃部分而言,的确和我们所熟知的“关王刀”大同小异。但这种概念只能出现在“关王刀”本身诞生以后,而在这之前,“大刀”的概念只能指比一般刀大一点的刀。今天在日本仍然流行的术语“唐太刀”,概念取自中国唐代的刀,其刀形就更像环首刀和倭刀间的过渡产品,刀刃是平直或略作弧形的,刀身则窄而长,显然和“关刀”没有多少血缘关系。
而在更早的陈安时期,“大刀”则只能是“大一号的环首刀”,一般环首刀长约二至四尺,“七尺”则实在“大出了号”,陈安当时战况不利,志在拼命,因此一反常态地一手持当时最流行的、本应用双手使用的长兵器矟(蛇矛)、另一手拿着原本是护身短兵、超长超大的“大刀”出战,而且同时佩戴了两套弓箭(双带鞬服),这都是非常罕见的装束,因此才会被参与此战者牢牢记住,甚至写入当地民谣。这一战陈安是失败者,和他单挑的前赵将领平先“壮健过人,勇捷如飞,与安博战,三交,夺其蛇矛而走”,击溃了陈安。平先“夺其蛇矛”,却未能夺下他的“大刀”,当是因为“大刀”仍然是一柄放大了的环首刀,没有对手可握持的长柄,因此无法夺取,如果是一柄“关王刀”、“偃月刀”,当是另一种战法。
关羽使用青龙偃月刀的记载始自民间,宋元之际各种“三国志平话”中就说他使“关王刀”、“青龙刀”,而重量则有八十一斤和八十三斤两种说法(保留至今的大多数话本作八十三斤,而成书比《三国演义》略早的《水浒传》,鲁智深打禅杖时铁匠曾说“便关王刀也只八十一斤”),《三国演义》则取了八十二斤的折衷数。汉代一尺约23厘米,类似陈安的“七尺大刀”,长度则为161厘米,很显然,一柄长161厘米、重量却达80斤(东汉一斤约合222.73克,即今天的36.528市斤左右)的“马上长兵”,使用起来将会是十分别扭、尴尬,甚至对使用者很危险的。
《三国演义》里写了许多使大刀的名将,但在《三国志》等正史中他们却均不用大刀,如张辽,在《三国志》中是“持戟先登”的。至于关羽,《三国志.蜀书六》中只字不提其使用的兵器,其中叙述建安五年白马之战时,说关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众”。《三国演义》虽然让关羽使用了青龙偃月刀,但沿用了正史中的这个“刺”字,对此“毛批三国”以“别出心裁”称之,意思是说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处理手法——但这种说法忽略了“刺”字原本来源于正史的事实。
青龙偃月刀或“关王刀”虽有尖刃,却是略微上翘的,用意是尽量扩大单刃的杀伤面积,而不惜削弱刺杀这个次要功能,用青龙刀去“刺”颜良这样的名将,实在是自讨苦吃的一种危险操作,既然是“刺”而且一举得手,使用的必然是适合“刺”的长兵器,也就是汉末流行的长兵——矛、矟,或戟。
不过作为武将,关羽当然也会佩刀。南朝时的博物学家陶弘景晚年撰写《古今刀剑录》,说关羽“自采武都山铁为二刀,铭曰在万人。及羽败,惜刀,投于水”,按武都郡在汉末为曹操控制,直到蜀汉后主建兴七年(公元229年)才被蜀汉将领陈式利用建兴战役的胜利所夺取,而众所周知,关羽死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20年,他显然没有机会去九年后才归属蜀汉版图的武都山区“自采”铁矿,陶弘景作为200多年后的人,这段记载中显然存在错讹。
但陶弘景本人不但是刀剑鉴赏家、收藏家,本人也是制造刀剑的大师,素以善于品鉴宝物著称的梁元帝萧绎甚至产生过用陶弘景所献刀剑陪葬的念头,他言之凿凿,当有所据。而这对“在万人”的刀既然是双刀,显然不会是长柄刀——即便另类如陈安,即便假定其“七尺大刀”是一柄长柄刀,他也没法两只手各使一口长柄刀,要知道长柄刀需要适当的挥舞空间,双手都用等于自缚手脚。
到了唐代,中国兵器形制再发生变化,因为冶炼技术的发展,炉温更高,钢铁韧性更好,一度被冷落的“多功能兵器”重新兴盛,出现了两面能砍、头部能刺的新式刀类长兵——陌刀(拍刀),成为整个唐代最典型的前阵突击长兵。而在短刀方面,流行的则是前述介于环首刀和倭刀形制之间的“横刀”(唐太刀),其特点是有镡(刀刃和刀柄间的间隔物),无刀环,刃长而窄,单刃,平或略作弧度的刀脊,刀尖呈截刃状。
环首刀之所以要有个“环首”,设计初衷是为了收系刀纲(缠在刀柄上用于防滑的布条)。环首刀最初的设计非常简陋,刀柄仅仅是比刀刃更窄的尾部一截铁条,二者间没有刀镡,为了防滑和防止流血造成握持不便,需要在刀柄上包裹一层层的刀纲,刀纲系从刀刃结合部缠起,至刀柄末尾结束,有刀环的存在,可以确保刀纲切实、牢固地绑扎。当然,随着达官贵人也普遍热衷佩带环首刀,刀纲和刀环也逐渐呈现装饰化、豪华化的发展,至隋唐左右则和剑的形制合流,成为带有刀镡的横刀。
但到了唐末藩镇混战阶段,人们从战场经验中逐渐总结发现,类似陌刀这样两边能劈、一头能刺的“多用途兵器”,在当时冶金条件下虽已能做到,但其战场适用度却仍然不如仅仅突出一种主要功能的武器,如陌刀的刺杀功能明显不如长枪——那么,再重新发展出一种突出砍杀功能的长兵,和长枪配合使用,就成了势在必然。
宋代的《武经总要》列出宋代七种制式长柄刀:屈刀、掩月刀、眉尖刀、笔刀、凤嘴刀、掉刀、戟刀,这其中掉刀是类似陌刀的双刃刀,戟刀即“方天画戟”,后世被改列入枪类,另五种都是单刃长柄刀,其中除眉刀外,形制都接近“青龙偃月刀”或“关王刀”,即“一刃、刃前锐后斜阔”,装长木杆,木杆另一头为铁鐏。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将“大刀”截短的“手刀”,其中较长的即后世民间流行的“朴刀”(和“关王刀”形状类似但短得多,末尾或为用于悬挂和防脱手的铁环,或为带孔的、用于装在杆棒头上的铁管。《水浒传》中卢俊义被吴用赚到梁山时,就曾使用过这种临时装在杆棒上的组合式朴刀)。
这是“关王刀”第一次出现在兵器架上,并成为了宋代军队制式武器的组成部分。而“掩月刀”这个名字也首次公诸于世,得名的来由,则是刀刃部分酷似被云彩遮蔽了一部分的月亮(“眉尖”、“风嘴”之类自然亦如此)。
元代的制式冷兵器迥异于中原,且严禁流入民间,至少在形制上略仿宋制的简陋兵器,如朴刀、杆棒、笔管枪之类则在民间盛极一时,几乎于此同时,各类戏剧、平话中出现了大量三国题材作品,“掩月刀”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和关羽联系在一起。
到了明代,制式兵器重新借鉴宋代,但变繁杂为精简,以适应大规模装备的需要,其中长柄刀类仅有偃月刀、钩镰刀两种,这两种刀形制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前者精美、繁琐,也重得多,主要用于在校场或考场“演武示雄”,而后者则形制简单,重量轻得多,主要用于将领和骑兵中力量较大者冲锋陷阵,如明末名将刘铤就以善使钩镰刀,被称为“刘大刀”——此时“大刀”再次和“关王刀”类兵器的概念相联系,而同期大量装备的仿苗刀、倭刀类刀具,则不会被称作“大刀”。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掩月刀”被“正名”为“偃月刀”,并且因为用于“演武示雄”的“偃月刀”既是兵器,更是工艺品和礼器,因此制作颇为精美,往往会在刀口或刀刃上铸造青龙纹饰,其目的不仅为美观,更为给兵器增重(“演武示雄”要炫耀使用者的力气,刀自然越重越好),“青龙偃月刀”的名称就此成形,并很快和“关王”传说紧密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如果说宋代的“掩月刀”尚是一种实用兵器的话,明代的“青龙偃月刀”则并不用于战场(如前所述,太重的刀在战场上并不方便使用)。
不过也就是在明代,民间开始非正式地将所有类似掩月刀形制的单刃长柄刀都称作“关王刀”或“关刀”,前面说过,明代钩镰刀其实就是形制简化的掩月刀,那么,广义上说“明代用关刀”,也是说得过去的。
清代是个满汉体制并存的时代,有不少相互矛盾的记载。许多清代记载和后世论述都认为,清代八旗兵并不使用“关刀类长柄刀”,只有绿营和勇营等汉族部队才列装挑刀、宽刃刀、片刀、虎牙刀四种单刃长柄刀,其中宽刃刀类似日本僧兵使用的大薙刀,刀刃较宽但前刀脊无凸起的尖刃,而另外三种都是类似明代钩镰刀的“关刀类”。
但实际上清代民间习武风气很盛,朴刀类的“短关刀”继续在民间流行,并被团练和各类反清武装用于战阵,而另一种比带环朴刀更短的“关刀类”武器——大刀则后来居上,成为又一种民间流行冷兵器,直到抗战时还以“大刀队”的新形象传诵一时。
且“八旗不用关刀”也未必一概而论。曾是太平军士兵、后投降清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的湖北人陈思伯晚年撰写自传体回忆录《复生录》,说僧格林沁“马上用关刀,凛凛若神”,他这本回忆录是用来教育子孙的“忆苦思甜”类作品,无意外传,且本人曾多次见到僧格林沁并与之有至少两次对话,并没有“歪曲”这位蒙古族八旗名将“个人形象”的动机,很显然,八旗将士虽然并不把“关刀”列入制式武器,但战场上还是有人用的。
而名实俱符的“青龙偃月刀”则继续着它的“礼器道路”,成为清代武科场的制式考试用具。
清代《皇朝通典卷十九》记载,清初顺治年间,一度认为“至于开弓舞刀掇石,俱属虚文无益,以后俱不必试”,但很快又“一切照旧”。
清康熙二十八年《改订武闱条例》规定,各级武科科举考试分外场(考武艺)和内场(考军事理论),其中外场第二场为技勇类,分弓、刀、石三门技勇(这里的弓单指拉弓,以拉弓力多者为胜),“刀”即让考生舞动特制的青龙偃月刀,这种刀不仅刀刃,连刀杆也用铁铸,重量则分为八十斤、一百斤和一百二十斤三种。康熙三十三年规定,技勇三门“弓必间满,刀必舞花,石必离地一尺为合式。三项内有能一二项者,准入三场;三项全不能者,亦不准入三场”,意思是拉弓必须拉到满才算拉开,舞刀需要完整舞动一个全身三百六十五度的刀花,举石必须把石头举离地面至少一尺。这三门技勇中至少要有一门合格,才允许进入第三场也即最后一场“内场”的“笔试”,由于清代再三强调“武科以外场为重”,内场只是走走形式,因此“弓、刀、石”这三项“技勇”在武科中十分重要,“拉硬功、舞大刀、举石”这三项在清代已无多少实战价值的“技勇”,也在民间武场中盛行一时,许多较像样的武场都会陈列重八十斤、一百斤和一百二十斤的“青龙偃月刀”,这在当时具有一定实用性——不是战场的实用性,而是“考场”的实用性,即帮助习武者熟悉清代武科的考试形式。
由于这种“青龙偃月刀”造型精美,又特别引人瞩目,往往成为各地武场的“镇场宝”,并经常被习武者用于在庙会之类场合炫耀自身勇武。这种形式和“关王崇拜”的结合,则让“关王刀泛滥”的现象在清末民初变本加厉。
建国后这种实际上并无多少战场实用性、清末废除武举后连“考场实用性”也一并丧失的“青龙偃月刀”仍然偶露峥嵘,第一、二、三届全国武术大会上都有“舞大刀”的记载,五届全运会(1983年)期间举行的武术表演,更有来自火车头体协的老年武术人士表演“比关羽青龙偃月刀还重近40斤的祖传青龙大刀”——读完前面文字就该明白,这柄“祖传青龙大刀”应该是清代武科场所用“技勇三门”的头号(一百二十斤)青龙偃月刀,或这种刀的民间仿制品,而不是什么用于阵仗的“家传宝刀”,且关羽本人并不使用直到宋代才流行的单刃长柄刀,只使用或佩带汉代流行的环首刀,且他的两柄环首刀叫“在万人”,不叫“青龙偃月”,“青龙偃月”的名称正式产生,恐怕已是明代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