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遭驱逐，大臣联合执政长达十几年，事件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国人暴动”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事件。作为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一个政治事件，历史书上是这么描述这一事件的：周厉王将山林胡泽收归国有，不允许其他人借此谋生。国人对此不满，议论纷纷。周厉王又采取高压政策严惩对此不满的国人。最终激起了国人的愤怒，自己在被包围之后仓皇逃窜，最后死在了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
周厉王逃走之后，由于他仍然在世，所以太子不能即位，而执政权则落到了周公和召公为首的贵族集团手中，史称“周召共和”。这也被视为中国历史进入信使时代的起点。
我们可以将这一事件总结成一句话：无道昏君激起民变遭驱逐，贤良大臣共同执政延国祚。乍一看是贤德之人对于昏君的一次惩戒，对于国家的一次挽救。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俗语云：“国不可一日无君”。然而身为天下共主的周厉王被放逐了十四年，在这期间他不能行使自己国家元首的权力，而作为储君的太子也没有即位。也就是说在这“共和”的十四年里，君权事实上是旁落到了以周公、召公为首的朝廷卿士手中。但卿士是由诸侯担任的，所以当时事实上行使最高权力的人已不是周天子，而是控制了朝政的诸侯集团。
获益最大的人必然是幕后真凶。本着这一原则我们不妨再回头剖析一下国人暴动。耐人寻味的地方就出现了。首先参与这一事件的主体分别有：国人、卿士、周天子。
什么是国人？就是居住在国都的人。国人是住在国都的“城里人”，城外的被称为“野人”。两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称呼，还在于国人有参与议论国事的权利，甚至对国君废立、贵族争端仲裁等有相当权利，同时有服役和纳军赋的义务。周厉王采取“专利”制度直接侵害的就是他们的权利。国人作为暴动的直接执行者，事后基本上是恢复了自己的经济收益，是这一事件的利益受益者，但很明显不是收益最大的那个。更准确的说，国人只是一把被人利用的枪。
周天子就是周厉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厉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要收回的是山林胡泽的收益权，理论上是属于“王土”的范围内，是合法的。然而这个行为却导致了国人的剧烈反弹，最终因为控制不当导致事态失控，身败名裂。他是这一事件的利益受损者。周厉王不仅仅失去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还让天子几百年来的荣耀、权威统统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从那之后周天子几乎是一步步的将自己的威严从云端扫落。更可怕的是，两千多年来周厉王都声名狼藉。
卿士在西周是三公六卿的总称，说白了就是朝廷重臣，在当时这些职位是由世袭诸侯兼任的。照理说大臣是为天子打工的，理应站在天子一方，但在整个事件当中他们都是不断的劝解天子要听从大家的劝阻，尤其是周厉王不让国人议论朝政之后，召公那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振聋发聩。在整个事件中卿士都是站在反对周厉王的立场上的。而在王宫被围、周厉王想要调兵的时候他们还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于是周厉王带领亲信逃离镐京。
我们仔细看看这一细节，在王宫被包围的情况下周厉王仍然可以逃走，试问是谁放走的他？是谁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从被包围的环境中放走一个带着亲信的天子？此外，国人就是兵点出了这次暴动实际上就是军队的武装政变，而可以组织起一次军事政变的力量可能是那些中下层的普通国人吗？再结合政变之后的政治格局，卿士集团完全掌控了朝政，成为最大的利益获得者，那么这次政变的幕后黑手已经很明显了。
实际上“国人暴动”就是日渐强大的诸侯组织起来的一次针对“不听话”的周天子的武装军事政变。事实上这并不是西周的第一次政变了。在周厉王即位之前，已经有两次不正常的王位更替。第一次是周懿王死后，他的叔叔，也就是共王的弟弟辟即王位，是为孝王。孝王死后，懿王的太子燮在诸侯们的帮助下，又重新夺回了王位，是为夷王。而夷王就是厉王的父亲。
按照宗法继承制度，先王驾崩之后是要由嫡长子即位，所以周懿王死后无论如何轮不到叔叔即位。但奇怪的是，这件不可能发生的事就这么发生了，而且根据其谥号“慈惠爱亲曰孝”可见对于孝王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但是谥号是由下一任王和臣子决定的，然而下一任王是借助诸侯的力量继位的，大臣是由诸侯兼任的，所以孝王的不正常即位必然也是得到了诸侯的支持的。
所以，这两次不正常的王位更替实际上都是由诸侯导演的，目的其实就是扶植一个听话的“代理人”。而厉王之后即位的太子姬静起初采取了与诸侯的全面合作态度，在位46年，史称“宣王中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诸侯的力量已经超过王室。
实际上国人是贵族阶层的最低一级，往上追溯四代，大部分国人可能都是王室或者诸侯的后代。他们听从诸侯的吩咐直接将“不听话”的厉王赶下台也就不奇怪了。
国人暴动的真相就是日益强大的诸侯集团和日渐衰落的周王室之间的一次剧烈博弈，其结果也如同双方力量对比一样。而胜利者有权书写有利于自己的历史，所以周厉王变成了无道昏君，政变的国人变成了卫道士，而幕后黑手诸侯变成了“共和”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