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前338年。秦献公之子，继位时年仅21岁。由于之前秦国几代乱政，秦献公时期虽然得以平息，但献公立志收复失地，将安定下来的秦国拉入战国争霸战场，连年大战，秦国在秦穆公时期就是大国，虽然不是超级强国，但也令晋国生畏，称霸西戎。但政治的混乱使秦国没有争霸的资本，要不是秦人坚韧，国家很难度过难关，而连年战争直接导致秦国没有时间进行战国变法，因此第一次战国变法浪潮秦国虽有献公新政但效果并不明显。到了嬴渠梁继位，秦国的国力衰落，原本富庶的河西之地就被夺走，秦川虽然也可开发，但因为种种原因都被搁置，而且当时河西有现成的优良土地，士族封地多在河西，不论是国家发展还是贵族私利，收复河西一直都是战国初期秦国的主要任务，但孝公显然看到了国家衰败的关键。
那就是国力不计，当时秦孝公与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文公，韩昭侯，赵成候处于同一时期，了解历史的人都会发现这些人其实都不好对付，而且都是各自国家较为有贡献的国君，即便是燕文公，也在之后任用苏秦首倡合纵，而且当时第二次变法大潮已经开始，各国都有动作。在当时六国对于秦国这个地处蛮荒，落后不堪的国家非常瞧不起，认为自秦穆公以后秦国就已经衰落，也不会再一次成为大国，甚至会重新沦为蛮夷，多国会盟也从来不算秦国。孝公立志重振秦国，但开始并不知道如何着手，只知道广招贤才。此外秦孝公并非没有其他动作，刚刚继位的孝公除了内修政理，还在军事上有所动作，一方面进攻西戎，平定戎狄叛乱，另一方面反击赵国韩国的军事入侵。
可以说秦国在孝公还没有商鞅的年代，打出了自己的威望，但国家的真正设计还是没有任何气色，直到卫鞅入秦。秦孝公血气方刚，又在即位两年打了多次胜仗，对于变法依然迫切，王道仁政无法说服孝公，除了本就不合时宜的政治理论以外，孝公对于当前形势的评判也导致孝公必然会选择法家，因为六国争雄年年大战，没有人在尊崇王道德政，想要奉行这种理论在当时只有被吞并的结果。秦孝公的治国能力十分优秀，对于变法事宜并未因为卫鞅的论说而当即决定，而是让朝议决定，如果卫鞅有才，秦国就进行变法，如果没有无非一次朝堂论辩，这就是商君书前几章的内容。变法时孝公也不是一直沉得住气，在围魏救赵时曾大举出兵，兵败求和，但总体而言没有过大损失，而且人事任免方面也为变法扫清阻力，保证变法期间内部不乱，外部不会因为战争而导致变法搁浅，这在当时很不容易。
朝堂廷议后，秦孝公并未直接变法而是对于人事架构方面做了最先的调整。将一批支持变法的人员安排在主要部门，对于老氏族明升暗降给予优待。并且变法从不会过多触及老氏族利益的地方先下手，分为两次将变法合理推进。如此方法已达到减轻变法阻力的目的。同期的申不害韩国变法与稍早的吴起楚国变法的失败都与此相关。
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之初，申不害就对老氏族开刀，刑治了诸多贵族。在短时间内可以达到减小变法阻力的目的，同时也使韩昭侯大为欢喜。但旧贵族内心反变法的种子始终在孕育。在加上变法关键之处还是要动贵族利益的，开始就得罪贵族，之后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与暗处的贵族斗智斗勇。大大增加变法的成本，此外减轻变法阻力的关键人物是国君，韩国变法时韩昭侯并没有能力向秦孝公那样，这一工作在韩国是由申不害完成的，无形中也加剧了变法派与守旧势力的矛盾。
再说楚国，吴起变法的时间本来就短，即便吴起很有才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有极大作为，与秦国变法不同，楚国变法的难度应该是很大的。首先封君过甚，俨然一个小周。楚悼王的谥号可以看出，其最终死于谋杀。商君书讲到，国君权利不可旁落，为民所掌就是此种道理。虽然两国的变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短时间内对于国力还是有很大的提升，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在变法过程中两国都有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列国所忌惮。
还有一点最大的不同，韩国楚国的变法自开始便不全面，这与变法大臣才能有关，更与君主有关。根本与天下局势相关。韩国变法时，正值中原动荡，魏国在中原牟图加强自身霸权。战国争雄之势开始正式形成，变法未免太过急躁。楚国变法前，楚军为三晋打败，求胜心急切，变法也已快为主。秦国不然，孝公继位之时与魏签订合约，以崤山函谷关割给魏国，承认魏国对于河西、秦东等地的占有为代价换取了短时间内的和平，进而为变法赢得相对稳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