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间百态：从“魏臣”到“晋臣”的复杂转变

从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开始，到咸熙二年(265年)魏末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为止，司马氏三代人仅用了1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篡位。而咸熙二年（265）年，距离魏文帝曹丕篡汉的延康元年（220年），也仅仅过去了45年。虽然两次篡位相隔如此之近，但细细品之，“魏晋嬗代”较之“汉魏嬗代”却有很大区别：

汉魏嬗代，曹魏名为篡位，实则开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军阀割据称雄。曹操以兖州为根据地，迎汉献帝的流亡朝廷，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武力征服各地，汉末十二州据其九。曹魏的天下，是曹操打下来的。朝廷，实际上是曹操重建的。朝廷上的魏臣，基本上以最早支持曹操的颍川士族为核心，加之曹操执政三十余年来提拔的各路英才。可以说，整个朝廷都是魏臣在运转。而汉献帝的汉庭，虽然也曾阴谋夺权，但外无地盘，内无权势，只是虚庭，自然也没有威望，很容易就被曹操清洗。所以，到了曹丕之时，篡位成了顺理成章之举。

魏晋嬗代，则复杂许多，是阴谋权术的结果。高平陵政变过后，司马氏父子所用之人，除少数如邓艾、石苞这种出身低微者外，大部分任用的都是曹魏旧臣。依靠这些旧臣，司马氏父子才得以掌握朝廷及地方大权。也就是说，司马氏篡位，是在曹魏政治体系内的篡位，省去了开疆拓土和创建朝廷的步骤，直接晋承魏制，将“魏臣”转变为了“晋臣”。虽然在篡位过程中，遇到了曹魏忠臣的反抗，但总体上看，司马氏建晋的过程中是坐享其成的，是站在了曹魏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魏武帝曹操

但“魏臣”到“晋臣”的转变，与其说是身份的转变，不如说是人心的转变，而这种转变过程之复杂，则往往被我们忽视。魏臣，之前与司马氏同朝为官，有些甚至地位声望高于司马氏。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之时，曹魏建国才二十余载。魏臣，包括司马懿本人，都深受曹魏皇恩。面对司马氏篡权的行为，这些家族，是报答昔日魏武魏文的知遇之恩，还是屈身于司马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各大家族在魏晋嬗代之际不同的选择：

比如老臣太尉王凌、淮南都督毋丘俭、中书令李丰、侍中许允，他们或起兵反抗，或阴谋政变推翻司马氏。

又比如曹魏司徒陈矫之子陈骞，豫州刺史贾逵之子贾充，曹魏太仆何夔之子何曾，这些深受曹魏皇恩的勋贵之子，为了争当新朝权贵，直接投入司马氏门下，对士人名声毫不在意。

再比如司空陈群之子陈泰和太尉王祥，注重士人名声，但为了维持家门不坠，而屈服于司马氏。他们不支持篡位，但也无力反对，只能偶尔恶心一下司马氏，表达一下自己无声的抗议。

而在魏晋嬗代的历史上，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人物，司马孚。他一个人，居然兼具了后两类人的特点。

他身为晋宣帝司马懿的三弟，在司马家族篡位自立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几次挽狂澜于既倒。基于他的事迹和身份，司马孚理所应当被看做是新朝贵胄，皇室中坚。然而，他却谨慎维持着自己“大魏纯臣”的名誉。甚至唐代房玄龄等人编纂《晋书》时，也竭力把司马孚描绘成一个“无心政事”、“心怀前朝”的政治隐逸者。司马孚，究竟是惺惺作态、沽名钓誉，还是真的“大魏纯臣”呢？

二、深受魏恩：善于两面下注的司马家族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司马家族的历史。

河内司马氏，可追溯至秦朝末年。秦末，赵将司马卬因功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殷王，在河内郡建国，都朝歌。不久，汉王刘邦东出争天下，灭殷国，仍置河内郡。于是，司马卬的子孙就在河内郡定居下来。河内郡居天下之中，南倚黄河，北缘太行山，交通便利，兼容四方，民风彪悍，文化繁盛。到了东汉时期，司马家族出了位征西将军司马钧，这是后来晋宣帝司马懿的高祖。

之后的司马家，成为河内郡豪族，世代出仕，累世两千石。司马钧的儿子司马量官至豫章太守，司马量的儿子司马儁官至颍川太守。司马儁的儿子司马防，为洛阳令、京兆尹。司马防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曾经推荐年轻的曹操为洛阳北部尉。这也是魏武帝曹操人生中的第一件工作。第二件，就是生了八个儿子，每个儿子的字中都有一个“达”，号“司马八达”。司马懿，是司马防次子，字仲达。司马孚，是司马防三子，字叔达。

司马家虽为士族，但这个家族在司马懿之前，却并不十分显赫。司马懿之前，司马家出仕者均为郡守级官员。而这个家族，“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较之当时的高门世家，在文化底蕴上，有着较大差距。东汉的高门世家，多依靠经史入仕，家族世守专攻一经，累世高官，门生故吏遍及天下。因此，司马家族直到东汉末，还是一个尚未完成原始结累、向东汉主流世家靠拢、意图崛起而尚未崛起的家族。也正是这样的家族背景，导致司马家族善于察言观色，两面下注，进而维持家族兴旺。

汉末，董卓为祸朝廷，裹挟汉献帝西迁长安。而当时为治书御史的司马防，就决定自己孤身追随朝廷去长安，而安排长子司马朗率家族返回老家河内温县。这样如果董卓得势，自己就有“从龙之功”。而一旦长安朝廷有何意外，也不至于倾覆整个家族。后来，到了曹丕和曹植争魏王世子之时，司马防再次两面下注：次子司马懿成为曹丕四友之一，而三子司马孚则被曹植征辟，为曹植属下的文学掾。史书似乎有意抹去了司马孚出仕曹植的这段经历，只简单记载了司马孚劝诫曹植不要“负才凌物”。而曹植失败后，司马孚立刻转投太子曹丕，任太子中庶子。可以看到，司马家的这种安排极具功利性，而这种两面下注的行为也使得司马家族获得了巨大回报，深受魏恩，家族得以第一次显赫于朝。到了魏明帝曹叡驾崩后，司马懿以侍中录尚书事的身份，为辅政大臣。司马孚，则位列内朝中枢尚书台的首脑，尚书令。司马家族，以曹魏建国元勋的身份，正式跻身顶级世家。

司马孚

三、大魏纯臣还是沽名钓誉：迷之司马孚

在司马家篡位的过程中，司马孚有大功于司马氏，其功甚至不亚于他的哥哥司马懿。司马孚的主要事迹如下：

曹爽专权了十年，司马懿被明升暗降为位高无权的太傅，而司马孚在尚书台也被架空。司马懿趁着曹爽和皇帝去高平陵之际，发动了政变。而司马孚，紧紧追随兄长，率领侄子司马师驻扎在司马门。司马门，作为出入宫城的要道，是政变成败的关键，可以说，司马孚是高平陵政变的主力。

司马懿去世后，司马师由于资历、威望严重不足，仅以抚军大将军身份执政。当时在吴国刚刚执政的诸葛恪大举来犯，在东关之役中击败了司马昭。又是司马孚，临危受命，率军二十万打退了诸葛恪的进攻，帮助司马师稳定了局势。之后，他又镇守西陲，抵御蜀汉姜维的进攻。此时的司马孚，是司马家族中的最长者，官至太尉。司马师后来欲废魏帝曹芳，司马孚位列奏表签名第一位。

而《世说新语》，作为正史的有力补充，又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

景王欲诛夏侯玄，意未决间，问安王孚云：『己才足以制之否？』孚云：『昔赵俨葬儿，汝來，半坐迎之；泰初后至，一座悉起。以此方之，恐汝不如。』乃杀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司马师执政期间，发生了中书令李丰、侍中许允阴谋发动政变，让夏侯玄取代司马师执政的事件。此事件也最终导致了魏帝曹芳被废。可是在如何处置夏侯玄的问题上，司马师犯难了。司马师与夏侯玄，自幼就是好友，司马师还是夏侯玄的妹夫。而且夏侯玄是正始名士，是曹魏宗室二代中最杰出的人物，杀之恐引起非议。结果司马师就去求教叔父，问自己的才能是否足以压制夏侯玄，其实就是问不杀夏侯玄行不行。司马孚说：“昔日赵俨（魏国颍川四大名士之一）为儿子举办葬礼，你进来后，半数宾客起身相迎。夏侯玄进来后，宾客全部起身相迎。你不如他啊。”于是司马师决定杀了夏侯玄。赵俨葬儿这件事，已经过了十年，而司马孚却熟记于心，思维缜密异于常人。

等到晋武帝司马炎篡位登基后，封司马孚为安平王，邑四万户，为诸侯王之首。同时官拜太宰，其子孙士人为诸侯王，人数超过了司马懿一系，荣宠至极。

安平献王司马孚

魏明帝曹叡生前曾问左右：“司马孚是个什么样的人？”左右回答道：“跟他的兄长（指司马懿）很像。”可以说，种种事迹表明，司马孚应该是个有心计有权术，为人处世之风接近其兄司马懿的人物才对。然而历史的诡异就在此处，这个为了家族竭心尽力的宗室长者，居然自诩“大魏纯臣”，处处表现的左右为难，身不由己。司马孚“大魏纯臣”的表现如下：

到了司马昭执政时期，魏帝曹髦为了阻止司马昭篡位，反戈一击，结果被贾充、成济于光天化日之下杀死。司马孚伏尸大哭，说：“杀陛下者臣之罪也。”后来，司马炎篡位，魏末帝曹奂被废为陈留王，要迁往金墉城，司马孚牵着曹奂的手，哭着说道：“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

司马孚极其长寿，活了九十三岁。临终之时，他留下遗言：

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始终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两相对比之下，可以肯定的说，司马孚就是在沽名钓誉。司马孚对魏的忠诚，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动作。让我们看看魏晋嬗代之际，其他大臣是怎么做的。

同样是曹髦被弑之时，以帝师自居的老臣王祥哭着说自己没脸见人了。之后，已经位列三公的他，以三公不拜诸侯王为由，坚持不拜晋王司马昭。西晋建国后，虽位列三上公，但王祥上书辞职，最后仅保留爵位致仕。曹魏元勋司空陈群之子陈泰，本是高平陵政变的同情者，但是发现司马家有篡位意图后，大为失望。曹髦被弑后，陈泰是举朝唯一一个要求杀贾充以谢天下的人。不久，他就因为对时局失望至极，吐血而死。

而司马孚之子司马望，任护军将军，为曹髦近侍。可能曹髦觉得司马望可以拉拢，于是对司马望特别重视。因为司马望的工作地点在宫外，曹髦特意赐给他一辆随时可以出入宫禁的车和勇士五人，让他能够随召即到。司马望知道曹髦是有意拉拢自己，他不想背弃皇恩，又不想开罪于家族，于是自请外放，镇守雍凉。另外，司马家族中，真的有一位大魏纯臣，司马顺。他是司马懿七弟司马通次子，是司马家族中为明确反对篡位者。司马炎篡位后，司马顺叹息地说：“事乖唐尧虞舜，而假为禅名!”。他表现得极为悲愤，因而遭到报复，被发配凉州武威姑臧县。反观自诩“魏之纯臣”的司马孚，死后都极尽荣宠，葬礼规格按照汉朝东平献王刘苍的先例，同时也谥号献王，即安平献王。从此以后的中国历史上，人臣葬礼的最高规格，就变成了“依晋安平献王孚例”。

以上种种，司马孚是根本洗不白的，他本人也应该明白这一点。但为何他一定要沽名钓誉，把自己塑造成左右为难、身不由己的“大魏纯臣”形象呢？

四、何谓“不伊不周，不夷不惠”

“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八个字，出自司马孚的临终遗言。历代学者，都对这八个字详加解读，有些学者甚至过度解读，为司马孚的行为辩白。而杜少认为，司马孚的这八个字，恰恰展现和解释了他沽名钓誉的动机。

伊，指伊尹，是商朝宰相。伊尹开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先例，就是废立国君。伊尹流放了商王太甲，自封摄政。后来太甲改过，伊尹又把太甲迎接了回来。周，指周朝的周公旦。周公辅成王，摄政监国，也是权臣。此处伊周并称，暗指权臣僭越，司马家族篡位自立的这段历史。

夷，指伯夷，是商朝末期隐士，商朝灭亡后，他谴责周武王以臣弑君，终身不食周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中。惠，指春秋之时的柳下惠。柳下惠不只是个坐怀不乱之人，他曾在鲁国出仕，但每次都因为和君主意见不合被罢免。后来他成为春秋隐士，变得无欲无求，随遇而安。这里暗指一些在魏晋嬗代之际，激烈反抗司马氏篡位的人，有些人因反抗而身死，有些人因对朝局失望，进而寄情山水，终身不仕晋朝，比如竹林七贤之中的嵇康、阮籍、刘伶。

竹林七贤图

司马孚在自己的临终遗言中，其实说的就是自己的一生。司马孚生于汉末，那是清议最胜、最注重名声的时代。士人激烈对抗外戚宦官，化身为天下正义之表。出身儒学的司马孚，自然也深受当时“君臣大义”、“忠君为国”的士人道德观的影响，其本人也是因为获得了良好的品评“温厚廉让、贞白自立”，从而声名鹊起，获得出仕机会。因此，司马孚不舍自身的一世名节。司马孚在司马懿死后，本有资格成为执政者，掌控朝局的人，但是他没有借此上位，而是将机会让给侄子。他不会做权臣，时刻保持臣子的本分。哪怕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在作秀。这正是司马孚的“不伊不周”，沽名钓誉的背后，其实是为了求得心灵和名声上的稍许慰藉。

而所谓“不夷不惠”，是说自己身为司马家族的一员，是绝对不会像伯夷、柳下惠那般，以激烈的行为或无欲无求的放纵来对抗新朝的。司马孚的大哥司马朗早亡，二哥司马懿政变后三年去世，此时的他已经是司马家族最长者。父辈小心两面下注，维持家族兴旺，现在换做自己，自然也肩负着振兴家族的使命。两个侄子都已经卷入到了残酷的权力斗争当中。如果他袖手旁观，侄子一旦出现问题，那么家族就有被灭族的风险，这是他一个家族长者无法接受的。就算他学习伯夷、柳下惠，可哥哥、侄子做的已经是谋朝篡位的举动，身为家族重要成员的他，可能不被清算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所以，“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前半句说的是司马孚理想中的自己，后半句说的是现实中的自己。理想和现实，毕竟是有差距的。

另外，晋朝皇室对于司马孚沽名钓誉的行为，也是心照不宣的。甚至把司马孚当成遮羞布，力图把他打造成一个心恋前朝、无心政治的形象，进而挽回整个司马家族的声誉，抵消篡位带来的负面影响。后世唐代房玄龄在修晋书的时候，也被晋朝官方的资料误导，记载了“司马孚无心政治、心恋前朝，而司马师、司马昭也不敢逼迫他”等诸多与实事自相矛盾的情节。当然，这只是晋朝皇室自欺欺人的行为罢了，毕竟，真正心怀前朝的大魏纯臣司马顺的下场，世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