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子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提笔写信几乎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而在古人那里，“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书信犹如寄托情谊和相思的信物。“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那个时代，一尺素笺、一纸锦书，真让人心动呢。
烽火连天、战乱流离之际，书信更是一字千金，弥足珍贵。杜甫诗中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岑参笔下的“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都是古人笔下的深情远致。
说起古代的寄信方式，许多人会立马想到“飞鸽传书”一词。但飞鸽传书并不是古代常用的寄信方式，而且成功率很低。人们选择鸽子来传递信息，是利用鸟类恋家和认识回家之路的天性，但普通的鸽子是无法用来传递书信的，需要经过特别训练的信鸽才行。但古代信鸽的驯养成本很高，飞行数百里，信鸽很容易迷失方向。选择飞鸽传书时，还得将鸽子带到要去的地方，系上书信，再放飞回家，但只能单程传递，限制性很大。
飞鸽传书的方式成本高，成功率低。那么，走邮递呢？中国古代确实有邮驿系统，而且起源很早，有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
早在商朝时就已经有邮驿，当时的邮驿，每隔34里设有一个驿站，“邮”负责传递公文，“驿”负责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相当于国家公务员的补给服务站，平民百姓是无权使用的。驿站的形成时间很早，但作为一个单独的词汇出现，却是在十三世纪蒙古人统治之后。元朝之前只称“驿”，“站”是外来词，源自于蒙古语“站赤”的音译。
平民百姓无权使用官府的邮驿系统。到永乐年间，宁波商人创建了私人营利机构“民信局”，承包了信件、物品和汇兑经办等事务。明朝正德年间，也有镖行、镖局、打行等行业提供金钱或货物的托运。每次通过镖局托运，起码要200多两银子，能够承担这样高额费用的，也是非富即贵的人家。到了清朝中期，随着邮驿制度的完善发展，平民百姓才能通过邮递寄信。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古国，因为户籍制度、农务繁忙和交通不便，普通平民百姓很少有闲暇出游。有机会外出的，通常是商人、书生或官员这三种人群，平民百姓书信的传递，通常通过这三种人群捎带。
通过商人捎信。商人熙来攘往，走南闯北做生意，可以帮忙捎带书信。无利不商，通常需要支付几十文钱作为托带费用，相当于现在的百来块钱，虽然费用不低，但商人往来频繁，书信的来往时效也较快。
通过书生捎信。古代书生因封建选拔制度，得以四处远游，盛唐诗人中李白、杜甫、王维等更是旅游的狂热分子，因此可以托进京赶考或远游的书生顺路帮忙捎带书信，但往往耗时较长。
通过官员捎信。官员到各地公干时，利用职务之便，也可以帮忙捎带书信。但“捎带有风险，托人需谨慎”。《世说新语》中就记载有这么一则官员捎带书信的故事：当时有个叫殷洪乔的官员到豫章（江西南昌）当郡守，即将回首都南京述职时，当地南京人托他帮忙带信回去，共有一百多封，到了南京石头城时，他却神经质地把信都扔到水里，还祷告说：“要沉的就沉下去，要浮的就浮上来，我殷洪乔可不是送快递的！”（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后人也以“洪乔捎书”、“误托洪乔”来指言而无信之人和所托非人的情况。
由于古代书信传递的时间较长，往往要一两个月才能送达。为了防止信件损坏，就需要特别的器具来保护，于是古人制作了“邮筒”专门来装信件。邮筒的材质一般是竹子，取材方便且经济实惠，但也有铜制、玉制、皮革等其它材质的邮筒。
古人书信的往来传达不仅造就了丰富璀璨的书信文化，更留下了无数风流佳话。书信有书、缄、雁、尺素、鲤鱼、鱼雁等诸多称呼，也留有“青鸟传书”“鸿雁传书”“鲤鱼传书”“黄耳传书”等传奇佳话。
晋朝王羲之的书法名作《快雪时晴帖》便是写给友人的一封书信，虽然信中只有“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短短二十八个字，却在寒冬中暖人心怀。清朝孙星衍有诗云：“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时，朋友间的问候，往往是最能温暖人心的。
没有书信的现在，情义真的寡淡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