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隋炀帝杨广就像一个怪郎中：他的眼光是如此的精准，以至于不管什么疾病他都能一眼看穿，但是他开出的药方又是那么的奇怪，每一味药材不是用错就是严重过量,以至于任何一剂药吃下去都会产生致命的副作用。他新皇上任后进行了四项大刀阔斧的改革中，这些改革还要从北魏时代的官戎体系和府兵制起源说起。
下面我们来谈谈领有府兵的左右卫府、左右武卫府和左右武候府。左右卫将军的设置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晋，而武卫将军的设置则至迟不晚于三国时代。在隋代以前，左右卫与武卫的存在虽然有长远的历史，但是主要是以警卫天子，牵制掌握中央兵权的领军将军和护军将军为主。领军将军是中军的统帅，左右卫和武卫最初也是在领军将军的统辖之下，其脱离领军府的历程，其实也和后来的领左右府很像，只不过时代要早得多。武候府的设置相对较晚，大约是在北周武帝年间，其主要职能是京城的巡防治安，和帝王行在的外围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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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隋唐之十六卫的基本架构，论及根源其实多半是魏晋北朝中军系统的发展扩充。
而隋文帝制定的政策，虽然左右卫与左右武卫等的传统的禁卫职能依然保留，但是在和府兵建立了固定的隶属关系之后，则赋予其新的使命。
大体上来说，隋代依托于府兵建立的十二卫系统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最外层的外府府兵，外府府兵的指挥机构是开府府，其指挥官称为开府，外府兵与十二卫的指挥机构有对应的隶属关系，如考古发掘的一枚隋代“右武卫右十八车骑印”可兹证明。外府兵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驻扎地在京畿或京畿附近的与驻扎地在外州的。原则上府兵都有番上宿卫的义务，但是实际上由于驻地的关系，番上宿卫的任务主要由京畿和京畿附近的军府承担。不过无论是驻扎在哪里的府兵，都是中央的军队而不是地方的军队，这一原则直到唐代也没有改变。大体上，外州府兵相当于魏晋以后中外军体系中的外军，而近畿的外府兵则相当于魏晋以后中外军体系中的中军的一部分。
其二是居于中间的内府府兵，所谓内府，是指皇帝左右卫所属的亲、勋、翊三卫诸开府，以及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左右领军、太子东宫所属的诸开府。太子东宫相当于一个后备小朝廷，除开自成一系的东宫卫率府兵不说，其余的内府兵又可以分为两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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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左右卫所属的亲勋翊三卫诸开府和左右卫以外的诸卫开府。
左右卫所属的三卫各自分别辖有六个开府，即亲卫开府、勋卫开府、翊卫一开府、翊卫二开府、翊卫三开府、翊卫四开府，合计为十二个开府。实际上亲勋翊三卫所承担的正是魏晋以来左右卫所承担的本职职能，只不过隋文帝既然扩充左右卫以兼领外府府兵，那么只好在其下单独设置三卫担任传统的禁卫角色。因此隋初的十二卫府实际上是北周禁兵系统和府兵系统整合一体后形成的新的禁卫体制。
领内府兵的诸卫还有四个，即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左右武卫在左右卫外面充当皇帝的外围仪仗，其兵员构成是番上的外府兵，但是左右武卫本身是有指挥机构的。而左右武侯本身不充当仪仗，负责的是仪仗之外的前驱殿后和宫城以外的京城治安。如前所述，“右武卫右十八车骑印”的发现，可以证明武卫与外府兵的统帅关系已经建立，左右武候亦当如此。但是除去外府兵之外，左右武卫本身也是辖有内府的，这一点，从《隋书礼仪志第七》可以窥见端倪：“左右武卫开府，各领三仗六行，在大仗内，行别六十人，大都督一人领之，帅都督一人后之。”这左右武卫开府所领的仪仗在左右监门卫大将军之外，左右武卫大将军之内，则必定是内府开府，外府开府是绝对没有资格进到这么靠里的位置的。当然，对此有些学者是有不同认识的——比如白寿彝版《中国通史》就认为只有三卫诸府是内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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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左右领军，此时已经不出现在皇帝仪仗中了。其所属的二十四军，职能应该是专司对外作战。那个时候二十四军的编制应该还没有废弃，其或许是作为十二卫系统外的另一支力量而存在。由于二十四军本来是诸侯的财产，而且其身份本就是分掌爪牙之寄的禁军，皇室在削夺诸侯兵权之后，自然要千方百计将这股力量掌控在自己手中，所以隋初左右领军不置将军，而只负责二十四军后勤兵役等杂务就不难理解了，这样一来，除了天子以外就没有誰能够私自调用这一武装力量，而二十四军的日常杂务也有对应的部门来负责处理，并不至于荒废。
这二十四军，我们在往后隋炀帝大业征辽的时候还将提到。而岑中勉先生认为十二军就是十二卫显然是不对的。
而十二卫府之中地位最高、离天子最近、居于最核心地位的，是左右领左右府——也就是相当于后来唐代的左右千牛卫。左右领左右府的所属的禁卫武官，通常都是由出自大门阀贵族世家的嫡系子弟担任。比如唐的高祖李渊在隋初的时候就曾经担任左右领左右府的千牛备身，当时李渊才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但是由于其父祖的柱国身份和与皇室的裙带关系，李渊就得以比绝大多数贵族子弟幸运的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如果说内三卫侍官都是靠门荫入仕的初级军官的话，左右领左右府武官则是直接从中级军官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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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开中央的十二卫府，隋初的地方军府设置也很有意思。
开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以下简称为《龙藏寺碑》）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地方军府的设置。
碑的主人，也就是当时恒州的长官为“太师、上柱国、大威公之世子，左武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仙”。
查《周书》可知王孝仙之父乃北周名将王杰，就是所谓的“太师、上柱国、大威公”。王杰在西魏大统十六年建立府兵体系时大概是开府或者仪同一级的官，是在北周末年才晋升为柱国的。因此王杰的家族实际上处于关陇集团核心阶层的外围。
碑阴和碑侧题名所记如下：
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恒州左十七府兵、东燕县开国侯高子玉。
上仪同三司、邵州蒲源县开国伯副领右十八开府李平。
上仪同三司、恒州右十七开府、安德县开国公石元。
使持节、骠骑将军、仪同三司、恒州左十七开府永固公刘达。
仪同三司、恒州右十七开府副怀仁县开国伯曹明。
其中透露的信息如下：第一，决定将军身份排位的因素，首先是散实官官位高低，高者居前。散实官之后，决定排位的才是实际职务，高者居前。军号与爵位高低不影响排位。第二，军号与散实官可以分离，如骠骑将军和开府仪同三司或者仪同三司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第三，散实官的军职与阶官分离已经是普遍现象，如领恒州左十七府兵与开府仪同三司、领右十八开府与上仪同三司、恒州右十七开府与上仪同三司、恒州左十七开府与仪同三司、恒州右十七开府副与仪同三司。而散实官的这种与职务分离的阶官化发展方向正是为此后大业年间并入散官系统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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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些文字还显示，至迟在开皇六年之前，地方军府的首脑也不称为郎将而称开府了。开府此时已经作为一种职务普遍推广。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所有的开府和开府副都是上仪同以下的散实官，开府仪同三司一级的散实官所担任的职务为“领恒州左十七府兵”，即十七个府的总长官，即使以每府一千人计，也至少是万夫长以上的官，这显示在地方一级，散实官开府仪同三司依然是极显赫的职级，或许隋初的勋官泛滥并不如多数人想象的严重——当然，地方官和京官的级别差距古今皆然，比如北京某些地方的派出所所长都是穿白衬衫的警监，地方上一个地级市的公安局长论级别也不过如此而已。
“领恒州左十七府兵”这几个字还透露出一个问题——即隋初的府兵依然可能是集中屯驻的。我们知道北周后期专门设置了一些服务于军事目的的侨州，以集中屯驻府兵，隋初大概还存在这种情况，至少在关东应该是如此。即使按照每府一千兵计算，恒州一州内左十七府加右十八府也至少有三万五千人规模的部队驻扎，而如果按照每开府两千兵的平均数计算，则仅恒州一州的武装力量就至少在七万人以上。而当时统帅恒州武装力量的最高长官王孝仙，其职级为上开府仪同三司，也仅比领左十七开府的高子玉高一级而已。恒州一地的军民比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情况下的军民比例。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恒州当时可能是隋廷在河北集中屯兵的重镇。
作者：姜良